女性主义视域下的_白鹿原_解读_刘文菊
白鹿原的文学批评
白鹿原的文学批评
1. 社会历史批评：许多学者认为《白鹿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特别是对于传统社会的家族制度、封建思想和农民的苦难等方面的描写非常深刻。
小说通过对白鹿原上的家族故事的叙述，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和挑战。
2. 女性主义批评：《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非常鲜明，尤其是田小娥这一角色。
一些学者认为，陈忠实通过对女性命运的描写，揭示了男权社会的不公和女性追求自由和独立的艰辛。
3. 文化批评：小说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描写也备受关注。
有学者认为，《白鹿原》深刻地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端和局限性，同时也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美好和价值。
4. 语言艺术：《白鹿原》的语言非常优美，具有浓郁的陕西地方特色。
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和俗语，使读者更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
这些文学批评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了《白鹿原》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部小说提供了帮助。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白鹿原》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通过展现白鹿原上一代代人的命运变迁，展现了中国民族的命运。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命运如何反映了民族的兴衰荣辱，值得深入探讨。
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在家庭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她们是家庭的支柱和中流砥柱。
在白鹿原，女性被赋予了传宗接代的责任，同时也要负责照顾家庭和孩子。
比如草妈、春儿等女性角色，她们在家庭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她们的命运直接关系到家庭的命运，也影响到整个民族的发展。
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反映了整个民族对于女性的看待和待遇，同时也反映了家庭和民族的命运。
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在社会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磨难，她们所遭受的苦难也反映了民族的命运。
在白鹿原，女性不仅要面对家庭纷争和矛盾，还要承受社会的歧视和压迫。
比如阿兰、喜儿等女性角色，她们在社会中所遭遇的不公平和苦难，直接反映了整个民族在那个时代的命运。
女性的悲欢离合、命运坎坷，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气和民族的命运。
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在历史变迁中展现着不同的命运轨迹，也反映了民族的兴衰荣辱。
在白鹿原上，女性角色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亦步亦趋，脚踏实地，艰难前行。
比如慈姑、刘妈等女性角色，她们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承受了不同的磨难和苦难，同时也见证了民族的兴起和发展。
女性角色在历史变迁中所承受的苦难和命运的变迁，直接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
小说中的女性角色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展现了民族的生生不息和坚韧不拔。
在白鹿原上，女性角色不仅承受着巨大的磨难和苦难，还展现了强大的意志和毅力。
比如忠实所画草妈和春儿，在家庭和社会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磨难，但她们始终坚强不屈，为家庭和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她们的命运和奋斗精神，直接反映了整个民族的生生不息和坚韧不拔。
女性主义读解《白鹿原》
116李艺佳：女性主义读解《白鹿原》女性主义读解《白鹿原》李艺佳（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715）作者简介：李艺佳，1994年2月19日，女，汉，四川成都，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摘 要】陈忠实的原名小说《白鹿原》有着宏大的历史叙事，讲述了中国渭北平原五十余载的沧桑巨变。
《白鹿原》被分别改编成王安全导演的电影版本和刘进导演的电视剧版本。
原著中的田小娥和百灵在两个改编文本里都是最为典型的女性形象。
笔者将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分析百灵和田小娥两位女性角色对父权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反抗斗争的彻底性与独立性。
【关键词】《白鹿原》；女性主义；女性形象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13-0116-01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描写了中国渭北平原五十多年的沧桑巨变，以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的命运为主要线索。
该小说堪称史诗性的文学作品，其修订版于1997年获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随后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在常规的叙事类影视作品中，女性是构成奇观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
①电影版的《白鹿原》为了凸显这种情色奇观，更是将田小娥这一女性角色作为主要人物展开影片叙事，删减了朱先生、兆海、百灵等人物。
相较之下，电视剧版本更加贴合原著，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小说里的所有人物，其中百灵和田小娥两位重要的女性角色之间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存在质的区别。
一、“妖女”的反叛《白鹿原》作者陈忠实以男性视角执笔，所以《白鹿原》里对女性的定位和描述自然带着男权色彩。
西蒙·波伏娃说：“所有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有如在诉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
”②男性审视或执笔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分为两种：“处女”和“妖女”。
用“处女”和“妖女”的概念来区分《白鹿原》中的百灵和田小娥两位女性人物可以更加清晰地分析出她们的特点。
③“妖女”田小娥的情欲带有自觉和主动的意识。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白鹿原》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白鹿原》史甜溪《白鹿原》是我国著名的现代小说，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受到学界的肯定，被人称为“不朽的诗篇”。
但是，它是一部表现男权社会的小说文本，缺乏女性关怀，对女性形象和女性情感进行了丑化和伤害。
人们可以选择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小说进行分析，解读小说的思想内涵，对小说精神世界形成全新的认识，了解落后社会女性的群体观念，认识菲勒斯的性爱观念，进而反思当时社会上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
因此，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白鹿原》，希望人们重新审视女权思想，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在文学空间中营造平等的对话氛围。
一、小说《白鹿原》中男尊女卑的女性观念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作者在创作中宣扬男权思想，提出了“女性祸水”的理论，对女性群体的独立性进行弱化，将女性当作男性群体的附庸，甚至将女性看作生儿育女的工具，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相对落后的女性群体观念。
落后的女性观对女性的独立意识和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相对忽视，甚至认为女性群体的“神圣职责”就是对家庭的管理，特别是在两性关系中，女性处于第二性的弱势地位，女性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需要男性来衡量。
小说《白鹿原》的创作受到儒家文化对女性群体轻视思想的影响，其在描写女性命运的过程中，将男权社会的自私、冷漠和残酷无情充分展现出来，对女性群体受压迫的情况进行集中的反映，女性关怀缺失情况较为明显。
在小说的整个故事框架中，即使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一定家庭地位的女性，也没有获得姓氏的权利，仍然以白赵氏、朱白氏称呼，可见女性作为男性群体附庸者的从属地位。
在对小说《白鹿原》中男尊女卑观念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人们能够明显看出女性价值和生命的微不足道，女性在生活中可以随意受到男性群体的压迫。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女性群体的生活状态进行分析，人们能够看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性的命运是沉重的，在生活中她们需要为国家的衰落承担责任、为家庭落败和男人过错承担灾难。
小说中的白嘉轩在生活中就秉承这一“真谛”，认为所有男性的不成器都是因为女性群体的影响，女性是男性犯错误甚至堕落的根源。
女性主义读解《白鹿原》
女性主义读解《白鹿原》作者：李艺佳来源：《戏剧之家》2018年第13期【摘要】陈忠实的原名小说《白鹿原》有着宏大的历史叙事，讲述了中国渭北平原五十余载的沧桑巨变。
《白鹿原》被分别改编成王安全导演的电影版本和刘进导演的电视剧版本。
原著中的田小娥和百灵在两个改编文本里都是最为典型的女性形象。
笔者将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分析百灵和田小娥两位女性角色对父权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反抗斗争的彻底性与独立性。
【关键词】《白鹿原》；女性主义；女性形象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13-0116-01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描写了中国渭北平原五十多年的沧桑巨变，以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的命运为主要线索。
该小说堪称史诗性的文学作品，其修订版于1997年获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随后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在常规的叙事类影视作品中，女性是构成奇观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
①电影版的《白鹿原》为了凸显这种情色奇观，更是将田小娥这一女性角色作为主要人物展开影片叙事，删减了朱先生、兆海、百灵等人物。
相较之下，电视剧版本更加贴合原著，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小说里的所有人物，其中百灵和田小娥两位重要的女性角色之间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存在质的区别。
一、“妖女”的反叛《白鹿原》作者陈忠实以男性视角执笔，所以《白鹿原》里对女性的定位和描述自然带着男权色彩。
西蒙·波伏娃说：“所有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有如在诉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
”②男性审视或执笔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分为两种：“处女”和“妖女”。
用“处女”和“妖女”的概念来区分《白鹿原》中的百灵和田小娥两位女性人物可以更加清晰地分析出她们的特点。
③“妖女”田小娥的情欲带有自觉和主动的意识。
在小说中黑娃对田小娥的了解是由听说到窥视再到梳头发吃面慢慢培养起来的。
而这个过程却在影视剧中被更为直接地表现出来，于是有田小娥主动在麦子地里看麦工割麦子，并在和黑娃私会时更主动地坦白：“我去麦田地里是去看你的。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看《白鹿原》与《百年孤独》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看《白鹿原》与《百年孤独》作者：辛冀秋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20年第02期内容摘要：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出发，通过阅读《白鹿原》和《百年孤独》两部经典著作，对著作中多名女性角色的比较和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两部小说的思想和理念，构建一个多元、互补和平等的社会关系，消除二元对立，对于促进女性健康、建构两性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具有促进作用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女性角色比较评析20世纪60、70年代，欧洲世界妇女第三次浪潮中诞生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将生态环境与女性问题两个话题愈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波尼（FrancoiseD' Eaubonne）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并指出在自然和女性之间产生着天然的联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由于女性与自然在孕育生命等方面有着内在的联系，使得女性更接近于自然。
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核心是为消除男性中心主义和提升女性地位。
由于历史、政治、宗教等的关系，男性的意识、心灵和精神占社会主导地位，形成了一个贬低女性和自然的以男性主导的世界观。
一直以来，男权社会对生态的破坏和掠夺，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统治十分相似，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男性对自然的强制掠夺和对女性的压迫，但实际是将女性和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了男性的对立面上，这没有消除二元对立，而是建立了新的二元对立。
西蒙·波伏娃认为女性与男性相同，也有社会公平的诉求。
女性和男性在生理上是不同的，但是女性可以超越她们的生物特性，把她们从生物繁殖命运解放出来去争取作为人的价值。
（西蒙·波伏娃：195-196）一直以来，不论是文学还是影视作品，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是相似的：顺从和孝顺，是贤惠的妻子、温顺的儿媳和慈祥的妈妈，这让女性在自我定位上都遵从和努力让自己成为相似的妻子和母亲。
女性天性和母性使女性具有温柔和善良的品质，但这不能就让女性活在社会建立的牺牲和奉献的固化角色中。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
MASTERPIECES REVIEW1980年创刊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吴鸿雁 ［凯里学院人文学院, 贵州 凯里 556011］摘 要：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其书中所体现出的对民族文化的深入挖掘，对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被称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坛上的扛鼎之作，而作者对封建制度解体后的民族命运走向的探索，在书中所塑造的诸多女性形象中亦有所体现。
通过女性主义的批评视角，结合《白鹿原》中的经典女性形象，以此窥探作者在文中所表现出的女性观念，并探究在性别政治背后，女性命运悲剧与民族命运走向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白鹿原》 白灵 田小娥 女性主义 民族命运一、男尊女卑：《白鹿原》中的女性观念在深受儒家文化观念影响的白鹿原上，“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宗法制家族中的女性难有地位可言。
统观《白鹿原》全书也不难看出，在以男性权利为中心的传统家族文化中，女性的奉献并不会得到男性的感激，女性的痛苦更不会引发男性的怜悯，妻子的义务不过是传宗接代与操持家务。
尤其是在白嘉轩身上可以看出，作为整个白鹿原上最具有话语权力的族长，白嘉轩竟然曾说自己“生平最引以为傲的是一共娶过七房女人”。
包括最后田小娥惨死后镇压于塔下，也是由于白嘉轩坚定地认为，是田小娥为人放荡、不知廉耻，引诱黑娃与孝文造成兄弟阋墙，从而挑起了两家的争端。
所有的罪责都是因这个女人而起，而男人们只是“无意”“被动”地受到田小娥的迷惑而走上歧途，甚至在田小娥被鹿三以同样的原因杀害后，还要在她的坟上修塔镇压她的灵魂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在动乱的年代受尽凌辱的田小娥非但没能得到男人的怜悯，却在不同的男人身边辗转，成为可怜的依附者与牺牲品。
在男性话语体系中，她的反抗被彻底地加以否定与消灭，作为女性的生存自主与个人尊严遭到了无情的践踏。
二、觉醒与反抗：《白鹿原》中的经典女性形象（一）白灵：自我意识的觉醒在《白鹿原》的青年一代叛逆者中，白灵始终是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白鹿原》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白鹿原》作者：史甜溪来源：《牡丹》2018年第03期《白鹿原》是我国著名的现代小说，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受到学界的肯定，被人称为“不朽的诗篇”。
但是，它是一部表现男权社会的小说文本，缺乏女性关怀，对女性形象和女性情感进行了丑化和伤害。
人们可以选择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小说进行分析，解读小说的思想内涵，对小说精神世界形成全新的认识，了解落后社会女性的群体观念，认识菲勒斯的性爱观念，进而反思当时社会上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
因此，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白鹿原》，希望人们重新审视女权思想，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在文学空间中营造平等的对话氛围。
一、小说《白鹿原》中男尊女卑的女性观念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作者在创作中宣扬男权思想，提出了“女性祸水”的理论，对女性群体的独立性进行弱化，将女性当作男性群体的附庸，甚至将女性看作生儿育女的工具，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相对落后的女性群体观念。
落后的女性观对女性的独立意识和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相对忽视，甚至认为女性群体的“神圣职责”就是对家庭的管理，特别是在两性关系中，女性处于第二性的弱势地位，女性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需要男性来衡量。
小说《白鹿原》的创作受到儒家文化对女性群体轻视思想的影响，其在描写女性命运的过程中，将男权社会的自私、冷漠和残酷无情充分展现出来，对女性群体受压迫的情况进行集中的反映，女性关怀缺失情况较为明显。
在小说的整个故事框架中，即使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一定家庭地位的女性，也没有获得姓氏的权利，仍然以白赵氏、朱白氏称呼，可见女性作为男性群体附庸者的从属地位。
在对小说《白鹿原》中男尊女卑观念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人们能够明显看出女性价值和生命的微不足道，女性在生活中可以随意受到男性群体的压迫。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女性群体的生活状态进行分析，人们能够看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性的命运是沉重的，在生活中她们需要为国家的衰落承担责任、为家庭落败和男人过错承担灾难。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白鹿原》是中国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通过描绘山西白鹿原上一家人的故事，呈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迁和人民的命运。
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探讨《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在女性主义的视野中审视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命运和承担的责任，以及这一民族命运所蕴含的深刻内涵。
我们需要理解女性主义的观点是如何看待民族命运的。
女性主义强调性别平等和女性的权利，倡导揭露和反抗带有性别歧视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
在民族命运的话题上，女性主义关注的是女性在民族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她们在这一进程中承担的责任和负担。
我们可以通过对《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探讨女性在民族命运中所承受的压力和权利的争取。
在《白鹿原》中，女性的命运往往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制约的影响，她们的生活常常被男权社会的压迫和束缚所限制。
作为男主人公六娶的妻子，她们不但要承担家庭的繁重劳动，还要忍受丈夫的暴力和欺凌。
她们的自由和权利被严重剥夺，甚至成为家族阴影传统的牺牲品。
这种情况使得她们无法真正实现自我，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个体。
尽管受到严重的压迫和剥夺，女性在《白鹿原》中却展现出了巨大的坚韧和勇气，她们在民族命运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比如六娶的妻子们，她们虽然生活在一个严苛的环境中，但却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存意志和自我保护能力。
她们用自己的方式支撑着家庭和民族的命运，成为了家庭中被低估的力量。
在女性主义的视角下，《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命运，她们的受压迫和挑战展现出了整个民族所面对的困境和挑战。
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无数的挣扎，她们依然努力生存和寻找出路，这与整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纪风云变幻中的命运也是如此。
女性在民族命运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命运，更是整个民族的缩影和象征。
女性主义的视角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民族命运的新视角，从女性的角度去审视和理解民族的繁荣与沉浮。
女性主义倡导去除性别歧视和尊重女性的权利和价值，这也适用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白鹿原》是中国一位当代作家陈忠实所创作的长篇小说，通过描写白鹿原这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和人物命运，展现了中国社会的民族命运。
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和命运揭示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困境和无奈，以及在现代社会中追求自我价值的艰难过程。
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命运受到男权制度的压迫。
在《白鹿原》中，女性往往被当做男性的附属物，她们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和地位，完全受制于男权制度。
白素贞作为白庆堂的妻子，她的一生都被束缚在传统的婚姻观念和封建礼教中，无法追寻自己的个人价值和自由。
白嘉轩的妻子关素云也是如此，她被迫嫁给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没有了自己的选择权和生活空间。
这些女性在家庭中起到了照顾家庭和子女的角色，缺乏个人发展的机会，注定了她们只能依附于男性的命运。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和进步，但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
《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与命运揭示了她们在追求自主意识和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惑和挣扎。
身为白嘉轩的女儿的白萍，她在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独立生活的过程中，不断遭遇家庭压力和社会歧视，最终使她放弃了自己的梦想而选择了传统的婚姻和家庭。
另一位女性角色李秀珍，在剧烈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她通过与范的婚姻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和自由，但在婚姻中，她依然受到男权制度和家庭价值观的束缚，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女性角色定位。
《白鹿原》中的女性命运也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的双重标准和道德立场。
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女性往往承受着更多的社会压力和道德约束。
陈忠实通过描写白素贞和关素云的婚外情，指出了封建社会对于女性道德的严格约束和对男性行为的宽容。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也常常受到质疑和挑战。
李秀珍在与范的婚姻中被视为是婚外情，而范与不同女性有染却被社会接受和宽容。
这种双重标准使女性的命运更加曲折和艰难。
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与女性的命运紧密相连。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白鹿原》是中国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复杂的家族史和地方历史，勾勒出了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社会，展现了一个家族的崛起和衰落史，以及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不同阶层人物的进退和命运。
在女性主义的视角下，可以发现《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和民族命运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了传统文化背景下女性的封建家庭窘境，女性的命运受到了封建家庭的束缚。
书中的女性大多数被视为“嫁人的人”，她们的命运被婚姻所决定。
妇女在传统婚姻观念下是处于男性阶级意志支配之下的，她们作为贞洁的化身，必须服从父亲、丈夫和儿子，无论何时何地，她们都是家庭的从属。
《白鹿原》中许多女性人物的命运和福祸都和婚姻直接联系。
如《白鹿原》中，被选中成为元宝嫂（高绍棠的妻子）的女子无法自主选择自己的婚姻；李师师虽然是个很有思想的女人，但在父亲的控制下不得不嫁给了不爱的人。
这些女性没有选择权，只能接受世俗婚姻制度下的安排，她们的命运被短视家族和社会的限制约束在了固定的命运轨道之内，不能自由发展，不能自由选择。
其次，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女性命运展现出了少数民族女性在民族文化冲突中的尴尬地位。
《白鹿原》中的少数民族女性所处的环境和处境与汉族女性不同。
她们的命运是受到原始部落和汉族文化的夹缝挤压，被赋予了先天的身份和责任。
许多少数民族女性在书中的描述中，都是注定孤独、自卑、无助的角色。
比如高奎媛是个蒙古族姑娘，生活在异族文化的冲突中，难以迎合汉族家庭的婚姻礼仪，因而被迫退婚。
而安妮却在与爱情的斗争中，在女性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爱情文化之间疲于奔命。
她们所处的环境，不仅仅是死水静态的汉族传统式微的封建家庭，还要面临跨越多元化文化的冲突与挑战。
她们的命运不仅被家族和男性阶层所控制，还被定位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维持中，无法自由发展和选择。
最后，从女性主义视角看，《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和命运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白鹿原》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之一，它以民族命运为主题，通过对中国20世纪上半叶历史背景下一个小山村的命运变迁展开叙述。
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不仅展示了女性在这段历史中的地位和命运，更是从女性角度呈现了中国民族的沧桑历史。
本文将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探讨《白鹿原》中体现的民族命运，并分析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女性在《白鹿原》中所扮演的角色多种多样。
从小到大，从古至今，《白鹿原》中出现过的女性形象千变万化，她们有的是贞洁淑女，有的是突破传统的女性英雄，有的是伟大的母亲，有的是在历史的洪流中无法自主的弱者。
小妃是一个坚强、聪明的女子，她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却以自己的智慧和决心，为自己争得了一线生机，也为自己争得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幸福。
她对于自己的爱情，对于自己的家庭，对于自己的幸福，都能够有条不紊的努力去争取，她是《白鹿原》中一个积极向上的女性典范。
而最后却因意外去世。
若兰是另外一个在小山村中崭露头角的女性形象，她聪慧善良，并且具有一颗变革命运的心。
在她的婚姻中，她坚守着对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的忠诚，最终也获得了自己的幸福。
电影《白鹿原》中还有一个深受观众喜爱的人物，那就是牡丹。
牡丹是一个寡妇，她在丈夫去世之后，更是在小山村中历尽了磨难，但她依旧坚强，不屈不挠，带着孩子过着艰苦的生活。
在那样的封建束缚下，她依然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最终取得了自己的幸福。
这些形象中的女性，她们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但都展现出了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
她们是中国民族命运的见证者，也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者。
女性在《白鹿原》中所呈现的处境也反映了中国民族命运的沧桑变迁。
在《白鹿原》中，女性所经历的命运变迁真实地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恢宏画卷。
从小山村的封建社会开始，到日寇侵略时期，再到解放战争的混乱时期，女性所处的环境和遭遇也不断变化。
在封建社会里，女性是家庭的贤良淑德，她们的生活被束缚在了传统的家庭观念下，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命运。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白鹿原》是中国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之一，该小说以陕北一个土地为背景，通过对白鹿原上的一个家族三代人的生活和命运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家族和个体命运的变迁。
在女性主义视角下，我们可以看到《白鹿原》中女性的命运如何受到民族命运的影响。
女性在白鹿原社会中普遍面临着压迫和剥削。
小说中描写了许多女性的悲惨遭遇，比如草地上的采蘑菇女工们被迫卖淫以谋生，商人家庭中的女性只是被视为生育工具，无论是龙凤胎还是蓉蓉、孙少安等人的妻子，她们的身份都被局限在为丈夫生育子女和做家务这些传统的女性角色。
这些女性们没有自己的选项，只能顺从男性的安排和要求，缺乏真正的自由和自主权。
女性在白鹿原的民族命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小说中有许多的民族矛盾和斗争，如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汉族与回族的矛盾等。
在这些矛盾中，女性往往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
比如蓉蓉就成为了汉族和回族之间的纷争的牺牲品，她在这场斗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庭和幸福。
而草地上的女工们则成为了地主和资本家利用的工具，她们在这个斗争中面临着被剥削、侮辱甚至遭受暴力的危险。
女性在这个社会中也展现了不同的力量和抵抗。
虽然女性在《白鹿原》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但她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
比如蓉蓉在遭遇家族的困境和悲剧后，一直努力保护自己的孩子，并坚持不嫁给回族，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复仇。
而草地上的女工们虽然深陷贫困和剥削的漩涡，但她们也有自己的团结和支持，试图通过合作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这些女性的抵抗和反抗，展示了女性力量的存在和意识的觉醒。
陈忠实通过描写女性的命运，也在间接地呼吁社会对女性权益的关注和尊重。
小说中的女性面对的压迫和剥削不仅仅是个体命运的悲剧，更是整个民族的困局。
只有解决女性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民族问题。
这种思想在小说中通过女性主人公的命运和行动得到了体现。
《白鹿原》中女性的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
女性在白鹿原社会中面临着压迫和剥削，她们的命运常常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白鹿原》是著名作家陈忠实创作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中国山西白鹿村一百多年来的变迁和百姓的命运。
小说以女性主义视角来审视《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探讨了女性在社会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对民族命运的影响。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妇女地位和命运。
在白鹿村，女性的地位一直相对较低，她们的主要责任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务。
小说中描写了许多女性角色，比如苏春花、史太君、霓云等等。
她们被传统的封建礼教束缚着，无法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个性，甚至不得不忍受家庭暴力和压迫。
这种传统的妇女地位使得女性无法参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也导致了整个村落的落后和民族的衰退。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女性无法发挥她们的潜力，也无法对民族的命运做出积极的贡献。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展现了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
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女性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她们开始追求独立和平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比如霓云，她在传统观念束缚下也坚持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愿意接受包办婚姻，最终选择了自己心爱的人。
她们的思想解放和行为举止，逐渐引领着整个村落的风气和道德观念的改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女性的觉醒和努力也对整个村落的民族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还体现了女性对于民族复兴的贡献和推动。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实施，女性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
女性开始参与到社会建设和发展中，积极承担起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对于民族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在《白鹿原》中，霓云的女儿凤霞更是承担起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她在父亲的悉心培养下，成为了一个有远见卓识且足智多谋的女性，她的活跃和努力也为白鹿村和民族的命运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展现，更是一个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和对未来的展望。
通过借助女性的视角和力量，小说为我们展现了女性在传统社会、社会变革和国家复兴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为我们带来了对于女性地位和人权的反思。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
女性主义视角下《白鹿原》中的民族命运《白鹿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被誉为“华夏家族史的缩影”。
小说以中国北方内蒙古草原上的一个家族为背景，抒发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小说中关于女性的描写也是不可忽视的。
女性主义视角通过对女性角色的思考，探究了民族命运与女性命运之间的关系。
小说中，女性是家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常常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
在小说中，女性往往受到了男性的压迫和剥削，在命运的交错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压力。
主人公八千岁的母亲大嫂，本是一个富有标志的女孩，但从嫁入家族开始，她的人生就开始了漫长而辛苦的奴役生涯。
她为家族的荣辱利益默默付出，却一无所获，丝毫没有得到自己应有的尊重和尊严。
大嫂是一个强大的女人，她身体虚弱，却心灵坚强，是家族中坚持财富和地位的灵魂。
她尽职尽责，但没有得到合理的对待，在命运的洪流中承受了痛苦和压力。
另一位女性角色是老妇人阿珂。
阿珂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明确而强烈的女权主义者。
她一生坚持自我，倡导女性解放。
她的命运标志着女性命运的转折，她贯彻女性自由的精神，成为小姑娘们的楷模。
她的成思想层面上的表达，不仅表明了女性的意识觉醒，也表明了民族命运与女性命运之间的关系。
阿珂认为，只有在民族的繁荣发展中，才能实现女性的自由。
因此，她寻求一种更加平等的生活方式，以实现自由的思想。
在小说中，女性风险性、悲惨的命运反映了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和社会制度的不公和不平等。
小说中的男性不仅对女性态度不佳，也对包括文化和地理在内的其他方面表现出同样的态度。
小说中的男性试图通过保持中原文化的纯粹性以及打击其他文化和民族，来保持自己的地位。
然而，女性主义视角看到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女性的启示。
女性在抵御、反抗和创新中成长。
这种呈现出的自我意识和反抗形式反映了女性对于强制性文化和制度的逆反性的自我回应。
在阿珂的示范下，女性的独立自主和追求自由逐渐得到了认可。
她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性在取得了成功后，她以更自信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从女性悲剧看《白鹿原》文化冲突的意义
从女性悲剧看《白鹿原》文化冲突的意义第一篇：从女性悲剧看《白鹿原》文化冲突的意义陈忠实，男，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
代表作《白鹿原》，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等。
2016年4月29日7:40左右，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
读过陈忠实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人们,大都被它深厚的文化意蕴所震撼,这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不仅是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关中文化的深刻反思,更是一个民族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雄奇史诗。
白鹿原地处关中腹地,相对封闭,乡民长期以来深受儒文化浸染,尽管如此,社会革命和现代文明还是越过崇山峻岭,侵入这块古老的土地,两种文化在这里交锋,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故事。
小说通过田小娥、兆鹏女人、白灵等14位女性悲剧人物的塑造,不但控诉了封建文化冷漠残酷、漠视生命、灭绝人性的一面,也预示了封建文化即将崩溃的趋势,隐现着现代文明发展的艰难。
小说在对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深切反思中,呼唤着现代文明的到来。
“一、专制婚姻的束缚与逃离白鹿原地处京畿腹地,作为西周封建分封制的发源地,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封建宗法制已经根深蒂固。
就青年男女的婚姻而言,主要以家长包办制为主。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所述婚姻主要特征:男尊女卑、包办,漠视当事人利益和婚姻关系,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联合支配。
上世纪初,随着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侵袭、渗透,白鹿原上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婚恋观也相应发生转变,开始追求自由、平等、浪漫爱情和理想婚姻。
新旧不同的婚姻在内容、形式上形成的巨大反差,最终引发了观念层面的冲突,而女性往往成为这场文化冲突的牺牲品。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男权社会,男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即使在婚恋观上,也显现出霸权话语。
对于男人而言,婚姻的目的无非是传宗接代的和本能欲望的满足。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_白鹿原_解读_刘文菊
2014年8月第4期中华女子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ina Women’s UniversityAug.2014No.4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白鹿原》解读刘文菊摘要：在女性主义视域下，《白鹿原》是一部缺乏女性关怀的男权文本，突出表现在作品中男尊女卑的女性观、扭曲的女性形象、菲勒斯中心主义思考的性别关系等。
“女人祸水”论、把女人视为糊窗户的一层纸、当作生儿育女的工具，表现出落后的女性观。
对亦妻亦母型女性的充分肯定，对反抗叛逆型女性的彻底否定，无一不是在扭曲和异化女性。
宣扬菲勒斯崇拜的性爱观，暴露了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
文学作品需要以理性和健全的自审精神检视男权集体无意识，清除男权文化积淀，树立男女平等的思想，营造性别平等对话的文学空间。
关键词：《白鹿原》；女性观；菲勒斯崇拜；男权思想DOI:10.13277/ki.jcwu.2014.04.011收稿日期：2014-03-20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98(2014)04-0068-05作者简介：刘文菊,女,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女性文学。
521041《白鹿原》自发表以来，成绩斐然，荣誉颇丰，被称为“民族秘史”、“民族精魂”、“儒家思想”、“宗法文化”、“不朽诗篇”等。
不过，有研究者认为《白鹿原》是一部“平庸之作”，需要“重新论证”是否为文学经典，尤其要批判的是“极大地丑化与伤害了女性形象和女性情感”。
［１］也有人指出《白鹿原》是一部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不管是从叙述者对不同类型男女形象的情感倾向，或是对两性关系问题的处理，都明显地昭示出传统男权社会的价值立场。
”［２］《白鹿原》中无论是天使型还是妖妇型的女性形象都体现了男性的期待和规约，是“男性叙事谋略”的体现。
［３］本文认为，在女性主义视域下，《白鹿原》是一部缺乏女性关怀的男权文本，其主要表现在作品中男尊女卑的女性观、扭曲的女性形象、菲勒斯中心的性别关系等方面。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一只白苍鹭》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一只白苍鹭》1. 引言1.1 介绍《一只白苍鹭》的背景和意义《一只白苍鹭》是中国当代作家张爱玲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自然、人类和女性之间关系的微型故事。
故事中的白苍鹭代表着纯洁、优雅和自由，与周围环境和人类之间的互动展现了一种微妙的生态平衡。
小说描绘了人类对自然的侵占、女性在自然中的角色定位以及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引发了读者对生态文明和女性角色的思考。
《一只白苍鹭》可以被视为一部生态女性主义作品，通过故事中的角色和情节展现了作者对于生态环境和性别平等的关注。
这部小说不仅让人们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引发了对女性在自然中扮演的角色和对环境保护的反思。
通过对《一只白苍鹭》的背景和意义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和启示，进而探讨生态与性别议题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影响。
1.2 阐述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概念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结合了环境保护和女性权利的理论和实践，旨在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女性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的男性主导的视角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而女性则更加注重生态平衡和可持续性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平等、联合和互相依存的关系，并主张建立一个包容性和和谐的世界观。
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下，女性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
女性在自然中扮演着保护者和守护者的角色，她们对环境的关怀和敏感度使得她们更容易感受到自然界的变化和破坏。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的参与和发声对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至关重要，女性应当成为环境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
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个体与环境的关系，强调女性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和地位。
通过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探讨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包容和可持续的世界。
【2000字】2. 正文2.1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一只白苍鹭》分析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下，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读《一只白苍鹭》这部文学作品。
《白鹿原》研究综述完整版
女权主义批评视角对《白鹿原》的文本解读——女权主义理论批评下对陈忠实《白鹿原》研究的综述陈默雨摘要：《白鹿原》自问世以来，其中对女性形象的书写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研究与讨论，尤其以女权主义理论进行批评的文章如汗牛充栋。
有的是针对作家的男性化叙事策略的批判，也有的是对典型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与归纳。
通过《白鹿原》展现出的黯然失色的女性世界，我们既能看到作家潜意识下流动的男权思想，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宗法制(男权主义)对女性的禁锢与戕害。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男权主义，女性形象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以其深刻厚重的历史洞察力展现了渭河平原风云变幻50年的历史变迁。
小说中人物众多庞杂，形象饱满丰富。
其中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具体塑造与作者的男性化叙述策略引来女权主义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
接下来试从众多相关评论文章中析取观点，来发掘女权主义批评界对《白鹿原》的多角度，深层次的解读。
一、对作家男性化叙述角度的批评评论界对陈忠实《白鹿原》中男性化叙述角度的批评是基于80年代崛起的女性主义“身份”批评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作者的写作，评论者的批评，读者的阅读，其视角，观点都会盖有“身份”的印章。
而其实质是传统文化的体现与社会的建造。
《白鹿原》浸染着浓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内涵是宗法文化：其核心是皇权与族权，以忠孝为根本，奉行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对人的个性发展与本能欲望进行残酷压制，而这样的宗法文化更是绝对的男权文化。
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写作的男性作家，文本渗透着浓重的男权意识，而《白鹿原》正是一部“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1 人物塑造方式可以看到作家对主要男性人物赋予极大的人格魅力，在人物塑造方面下大力度，更多的是给予正面描写。
白嘉轩是作家最为青睐的人物之一，他仁义正直，中正不阿，在白鹿原上具有极高威望，对打断他腰杆的黑娃以德报怨，在其危难时出面相救。
他终其一生在奉行着仁义之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家对白嘉轩的美好品格大加颂扬，无法掩饰对这个人物的喜爱。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2014年8月第4期中华女子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ina Women’s UniversityAug.2014No.4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白鹿原》解读刘文菊摘要：在女性主义视域下，《白鹿原》是一部缺乏女性关怀的男权文本，突出表现在作品中男尊女卑的女性观、扭曲的女性形象、菲勒斯中心主义思考的性别关系等。
“女人祸水”论、把女人视为糊窗户的一层纸、当作生儿育女的工具，表现出落后的女性观。
对亦妻亦母型女性的充分肯定，对反抗叛逆型女性的彻底否定，无一不是在扭曲和异化女性。
宣扬菲勒斯崇拜的性爱观，暴露了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
文学作品需要以理性和健全的自审精神检视男权集体无意识，清除男权文化积淀，树立男女平等的思想，营造性别平等对话的文学空间。
关键词：《白鹿原》；女性观；菲勒斯崇拜；男权思想DOI:10.13277/ki.jcwu.2014.04.011收稿日期：2014-03-20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98(2014)04-0068-05作者简介：刘文菊,女,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女性文学。
521041《白鹿原》自发表以来，成绩斐然，荣誉颇丰，被称为“民族秘史”、“民族精魂”、“儒家思想”、“宗法文化”、“不朽诗篇”等。
不过，有研究者认为《白鹿原》是一部“平庸之作”，需要“重新论证”是否为文学经典，尤其要批判的是“极大地丑化与伤害了女性形象和女性情感”。
［１］也有人指出《白鹿原》是一部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不管是从叙述者对不同类型男女形象的情感倾向，或是对两性关系问题的处理，都明显地昭示出传统男权社会的价值立场。
”［２］《白鹿原》中无论是天使型还是妖妇型的女性形象都体现了男性的期待和规约，是“男性叙事谋略”的体现。
［３］本文认为，在女性主义视域下，《白鹿原》是一部缺乏女性关怀的男权文本，其主要表现在作品中男尊女卑的女性观、扭曲的女性形象、菲勒斯中心的性别关系等方面。
把女人视为糊窗户的一层纸，随意践踏和轻视女人的生命，把女人当作生儿育女的工具，把男人的堕落归因于“女人祸水”论，表现了落后的女性观。
对白赵氏、白吴氏、朱白氏、高玉凤等亦妻亦母型女性的充分肯定，对田小娥、白灵这类反抗叛逆型女性的彻底否定，对鹿冷氏这类精神分裂的疯女人的丑化贬损，无一不是在扭曲和异化女性。
对白嘉轩、朱先生的夸赞颂扬，宣扬男人“本钱大，本事就大”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思想崇拜，无疑暴露了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思想。
一、男尊女卑的女性观《白鹿原》宣扬“女人祸水”论，把女人视为糊窗户的一层纸，当作生儿育女的工具，表现了落后的女性观。
“女性观就是人们对女性总体的看法和态度。
是指对女性存在的本质、状况及价值的认识。
……女性观作为社会意识，是人生观、世界观的一部分。
”［４］１５７落后的女性观认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女性与生俱来的天职，女性的神圣职责就是相夫教子、打理家务。
在两性关系上，主张男尊女卑、男强女弱，女性处于“第二性”的地位。
女性的价值大小以男性利益为标准，命薄如纸者则弃之如敝屣，贤妻良母者则赞之如天使，红颜风流者则避之如祸水。
《白鹿原》中的女人是卑微低贱的，其生命价68——值要靠男人衡量，“儒家文化对于女性的轻视是《白鹿原》始终不肯放弃的一个观念。
”［５］六个死掉的嘉轩女人、饿死的孝文媳妇、病死的兆鹏媳妇、上吊自杀的小翠、被杀死的田小娥，这些女人在白赵氏看来“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
［６］１４她们的生命结束了，旋即会有新的女人来接替她们的位置，男人不会因为她们的奉献而感念，更不会因为她们的痛苦而产生怜悯，生为女人而卑贱暴露了男权社会的冷漠与残酷，男权至上的儒家文化缺少最起码的女性关怀。
女人的轻贱地位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７］６６即便是在家庭中赢得了一定地位的白赵氏、白吴氏、朱白氏、鹿惠氏也只是没有名姓的附属者，是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
“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７］５７白嘉轩娶妻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吴仙草完成了这个使命，就“立功了”，就是富贵命了，男人“第一次为她烧水端水”，让她“感动得流下眼泪”，女人的地位竟是如此卑下。
女人的生命一方面是微不足道的，随意遭到践踏；另一方面却又是沉重的，要为国族、家庭和男人承担灾难和过错，从妲己祸国殃民的神话开始，“女人祸水论”为男人推脱责任找到了一个充分的理由。
白嘉轩就是这样找到了所谓的家庭发展秘籍：所有男人成不成气候的关键在女人。
有精明强干的男人遇着个不会理财持家的女人，一辈子都过着不好的光景；有仁义道德的男人偏配着个粘浆子女人，一辈子在人前头都撑不起筒子；更不要说像黑娃拾烂菜帮子一样了，黑娃要是有个规矩女人肯定不会落到土匪的境地。
[6]492这种男尊女卑的女性观认为，男人堕落的罪责在女人身上，他们都是“被动的”。
嘉轩认为是小娥害了黑娃和孝文，郭举人也这样认为，鹿三以同样的理由杀死了她。
尽管嘉轩也知道“凡是被她害了的都是自身不硬气的人”，可他还是坚称小娥这号人“死一个死十个也不后悔”，并且意志坚定地建塔镇压田小娥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二、被扭曲的女性人物形象《白鹿原》在男性人物形象塑造上远比女性人物数量多、个性鲜明、典型性强，如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黑娃、鹿兆鹏、鹿兆海、白孝文等，几乎个个形象清晰完整、独具特色。
但在４５名女性人物形象中，大多数都是碎片式的、面容模糊的“群体背景形象”［８］，少数几个着墨较多的女性，却被扭曲异化为两类脸谱化的人物：一类是亦妻亦母的天使，是符合男权社会标准的女性楷模，如白赵氏、白吴氏、朱白氏等；一类是反抗叛逆的妖女，是需要遭到剿灭镇压的女性，如田小娥、白灵。
１．亦妻亦母的天使《白鹿原》高度赞扬的是亦妻亦母型女性，她们既像妻子般温柔贤惠，又像母亲般慈爱无私，扮演的性别角色是集妻子和母亲于一身，女性楷模的生命职责就是为家庭牺牲一切。
这种被嘉奖的女德在白鹿原三代女性身上充分得到体现，并且代代相传。
白赵氏（白嘉轩母亲）是第一代女性楷模的代表，她不仅为白家生儿育女、打理家务，而且在白老爷子去世后表现出惊人的“办事的干练和果决”。
在她看来，女人是卑贱的，不过是生育的工具，繁衍子嗣是家族里的头等大事，儿子、孙子的生育大计她都要亲自一手抓，她为儿子娶七房女人，监控长孙白孝文的房事周期，为不育的孙子孝义媳妇借种生子。
她彻底被异化成了男权社会的女帮凶，鄙视、践踏、迫害女人，可谓“劳苦功高”。
白吴氏（白嘉轩妻子吴仙草）、朱白氏（朱先生妻子、白赵氏的女儿白碧玉）、鹿贺氏（鹿子霖妻子）是第二代女性楷模。
吴仙草是按照男性意志打造出来的完美的女性形象，全方位符合男性利益的标准，成为男权社会里理想女性的标本，她聪明漂亮、大胆泼辣、传宗接代、振兴家业，出色完成了男权社会赋予的“宜其家室”的重任，即便是在双目失明、生命垂危的时刻也仍旧以夫为重、无私奉献。
朱白氏有着一双刚柔相济、刚正慈爱的双眼，“能够持节守志，撑立门户，抚养儿女”，所以朱先生临死前委她以母职的重任：朱先生忍不住说：“我想叫你一声妈———”说罢竟然紧紧盯瞅着朱白氏的眼睛叫了一声，“妈———”69——两行泪珠滚滚而下。
朱白氏身子一颤，不再觉得难为情，真如慈母似的盯着有些可怜的丈夫。
[6]629第三代亦妻亦母型女性代表是令黑娃浪子回头的贤妻高玉凤。
她是作为“坏女人”田小娥应该效仿的榜样隆重出场的，无论外表、性格、气质、言行都像天使一般完美，甚至连新婚之夜的性爱方式都完全合乎儒家的礼仪法度。
高玉凤既是让黑娃获得新生的贤妻，也是佑护黑娃灵魂的良母，黑娃只有叫她一声“妈”才能足以表达这份感激。
白鹿原上的正面女性只有妻性和母性，而没有女性的主体性，是一个贤妻良母的符码，“理想的女性都最确切地体现了向他显示他自己的他者”。
［９］２３５即便是“坏男人”鹿子霖也有个“好妻子”鹿贺氏，在丈夫监押期间，她以“少有的果决和干练”卖房卖地赎他回家，不计较他的淫乱与背叛。
她相信“鹿子霖的半拉屁股比她的整个脸面还要顶用”，她成了男权社会最彻底的奴隶。
这些被高度赞美的女性却并未享有做人的权利，她们的一生总是在为别人而活，完全屈从与男人。
“把女人和利他主义相提并论，是为了以她的奉献来保障男人的绝对权力，这是在强迫女人服从一种绝对命令。
”［９］２３９这类亦妻亦母的女性形象是男性根据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女性自我的生命诉求来塑造的，体现了男权式的审美标准，认同了男权社会中夫权至上的女性观。
２．反抗叛逆的妖女田小娥和白灵是两个特殊的女性，一个是女妖，一个是女革命者。
田小娥臭名昭著，不安分守己做小妾，跟黑娃淫奔，与鹿子霖乱伦，勾引白孝文纵欲吸毒，被鹿三杀死后遭填埋被镇压。
桀骜不驯的女共产党员白灵是白家的掌上明珠，不缠足，上私塾，进城读书闹革命，抗婚私逃遭家族驱逐，在革命内部的肃反中被活埋，是被追认的女革命烈士。
田小娥企图通过性和身体反抗卑下的地位，用欲望去摧毁貌似仁义实则残酷的宗法社会。
白灵企图通过革命斗争反抗旧社会，争取女性做人的权利和自由。
她们叛逆的原因、方式和斗争的结果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她们身上爆发出的女性能量，她们行为中不计后果的冲动与疯狂，对男权宗法社会的秩序和伦理构成一种巨大的威胁和破坏。
田小娥是一个被扭曲的形象，她的生命历程被书写为妖女的“罪恶史”，她的武器是性与身体，她的战场是在炕上，她的战斗姿态是随时光着身子，无论是与黑娃做黑夫妻，还是与鹿子霖鬼混，勾引孝文，她一直战斗在炕上，直到被刺死在炕上。
作者陈忠实的原意是要刻画一个叛逆者：“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
”［１０］田小娥的叛逆精神就体现在“毅然越过封建伦理道德的藩篱，大胆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公然挑战宗法制农村社会的封建传统文化”。
［１１］但是在叛逆的方式和手段上，他又陷入了困境：“在那些密密麻麻书写着的节妇烈女的名字与现代西方性解放说之间无法逃避，自然陷入一种人的性的合理性思考。
”［１２］本意是要用现代西方性解放说为节妇烈女申冤，肯定女性欲望的合理性，表现女性解放的诉求，殊不知却违背女性真实的人格意志，过度渲染女性不可遏制的本能欲望，把女性解放简单等同于性解放，让田小娥彻底变成了欲望化的性符号，落入“红颜祸水论”的窠臼，使得对女性原有的一种怜悯与同情荡然无存，“只剩下恶意丑化和文学虐待”［８］，田小娥成了最淫荡、最无耻的坏女人的诠释者，反抗叛逆的女性被彻底否定和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