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的解释标准

论刑法的解释标准田坤关键词: 刑法解释；正义性；安定性；合目的性内容提要: 刑法的解释结论必须同时具备正义性、安定性以及合目的性三个特征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解释结论。

我们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应该综合平衡这三个标准对法条进行解释。

刑法的适用离不开对刑法的解释。

在实践中，刑法的适用其实就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对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就是对案件的事实进行剪裁。

司法者只有目光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才能寻求到最优的裁判方案。

[1]那么刑法解释（规范的含义）的诠释标准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对刑法进行解释的时候以什么作为标尺衡量我们的解释活动，从而使解释活动按照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价值观念有序地进行？刑法的解释标准就是所有法律人在诠释刑法的时候应该追求的目标。

笔者认为，对法律的解释只有能够满足正义性、安定性以及合目的性这三个基本的价值，才可以说这个解释结论是成功的；反之则要重新审视解释方法和解释步骤，采用其他的解释途径以使其符合上述三个价值。

一、刑法的解释要符合正义性的要求“法的理念作为真正的正义的最终的和永恒的形态，人在这个世界上既未彻底认识也未充分实现，但是人的一切立法的行为都以这个理念为取向，法的理念的宏伟景象从未抛弃人们”。

[2]正义是法律的灵魂。

正义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追求是一切制度设计都必须考虑的价值。

正义作为一种不需要他证的最高等级的价值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必须得到贯彻。

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心中要充满正义，要用正义感支配对刑法构成要件的整个解读过程。

“凡正义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构成正义之核心的平等在实在法制过程有意地不被承认的地方，法律不仅仅是‘非正确的法’，它甚至根本上就缺乏法的性质”。

[3]任何的解释结论如果不符合正义性的要求，那么它必然是不成功的解释结论。

如果将这种不成功的解释结论与案件事实结合起来，必然导致恶的判决结果，刑法的机能、作用将大打折扣。

我们对刑法进行解释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法律中的正义进行释放的过程。

任何法律，即使由于立法技术和立法能力存在缺陷等原因造成了法律文本上的瑕疵，但是我们在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时候要有一种预设：法律是正义的法律，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是满怀正义理念的。

立法者通过文本的形式将正义的理念融入法律之中。

法律解释者的重要任务就是将这种正义进行与时俱进的还原。

在解释的过程中，解释者不能动不动就去批评法律，“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

[4]解释者应该尽量习得自然法的真谛，知道正义的基本内容，对正义在具体构成要件中的体现要有敏感的认识。

将正义作为刑法解释的标准从论证上并不困难，问题在于，我们在对刑法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怎样解释才算是达到了刑法解释的正义标准了呢？正义虽然作为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观念为一般人所认识，但是由于其强烈的主观价值性而使其标准变得十分模糊。

正义观经过人类社会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套比较客观的标准，这些客观的标准也逐渐地被定型化。

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我们要求解释结论符合正义性，其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解释结论符合这些定型化的正义观。

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正义理念在刑法解释标准上的体现。

1．在刑法的解释中贯穿平等的观念是实现解释正义性的基本表现在刑法的解释过程中用一种宏观的视角实现解释的平等是实现解释结论正义性的最重要的要求。

在这里，笔者将平等作为正义的一个下位概念来使用。

正义首先是一种平等的正义。

如果在一部法律里面实现不了最起码的平等，那么空谈正义就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可以说，平等是最基本的正义。

我们在刑法的解释过程中追求平等，最主要的是罪名之间法定刑的平等，而实现这种平等最重要的解释方法就是体系解释的方法。

在理论研究以及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司法人员和学者虽然知道体系解释的重要性，但是当对具体问题进行解释的时候往往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

先是对某一事实认定为符合某一罪名的犯罪构成，然后对此罪名的犯罪构成进行先入为主的解释。

例如在非法组织卖血和强迫卖血的过程中行为人造成被害人伤害的情形，许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刑法第333条第2款已经明确地规定此种情形“依照本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在非法组织卖血和强迫卖血的过程中如果造成被害人伤害，不管是重伤还是轻伤，都应该按照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但是故意伤害罪致人轻伤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非法组织卖血罪即使没有造成他人伤害也要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法定刑范围内定罪处罚。

基于平等的要求，在非法组织卖血和强迫卖血的过程中如果造成被害人轻伤的，仍应该认定为非法组织卖血罪或者强迫卖血罪，而不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2．在刑法的解释中贯穿保障人权的观念是实现解释正义性的基本保障防卫社会和保障人权是当代刑法的两大机能。

相对于防卫社会来说，人权保障具有更大的意义。

因此，人权保障的刑法机能的发挥程度更能直接体现出刑法解释结论正义性的程度。

在刑法学的解释范围之内，尽可能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做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解释在民主法治社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既然人权理念是现在正义观的重要内容，那么我们在进行刑法解释的过程中，要充分关注个人的命运。

因此，在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时候，我们应该将正义的天平倾向于个人。

只有这样，理性的正义观才能得到实现。

二、刑法的解释要符合安定性的要求法律的安定性是刑法的重要性质。

一部法律如果摆脱了安定性，形成“国无定法”的现象，那么就比没有法律还可怕。

因此，我们在对刑法进行解释的时候，要注重解释结论的安定性，注重刑法的认知可能性、操作可能性与实践可能性。

刑法解释的安定性首先表现在必须严格地贯彻罪刑法定的原则。

对于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行为依照刑法定罪处罚，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因此，对于类似男女自愿在公共场所性交的行为，不能因为基于正义感和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对其定罪处罚。

对于行为人单纯拐卖年满14周岁的男子的行为也不能认定为犯罪。

对刑法进行解释的过程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一定要防止以正义感定罪量刑。

我们说在解释的时候体现正义，应当在刑法的解释的范围之内充分地体现正义，如果超出罪刑法定原则的范围之外空谈正义，那么本质上是一种不正义。

因为对于那些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人来说，如果这种所谓的正义得到伸张的话，这些人势必就失去了由于对法律信赖而形成的优越感。

这不是我们制定法律所追求的目标。

刑法解释的安定性还表现在对刑法进行解释的时候不能突破刑法的可预测性。

刑法本身的安定性与刑法的可预测性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在刑法解释学的领域内两者是互通的。

刑法只有具备可预测性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公民的自由。

人类最大的恐惧不是恐怖到来的那一霎那，而是对自己状态未知和危险不知何时降临的恐惧。

在刑法领域中，自由主义的全部内容都体现在对自己行为结果的预测上。

因为只有知道自己哪些行为在刑法上是被禁止的，行为人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人才是真正自由的。

因此，我们在对刑法进行解释的时候要避免类推解释，避免不适当地扩大解释。

在对刑法进行解释的时候，要在文本用词可能具有的意思范围内进行伸缩取舍，对于某一词语可能具有的意思进行甄别选择。

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要注重社会认同，也就是说，我们的解释结论要经得起社会大众普遍的法感情的洗礼。

三、刑法的解释要符合“合目的性”的要求刑法解释的方法中目的解释是最核心的解释方法。

刑法本身就是目的的产物。

刑法的解释也是一种有目的的解释。

因此，在刑法的解释过程中应该以贯彻、实践立法趣旨为其基本任务。

司法者在诠释构成要件时，应该始终想到的基本问题是：刑法规定该具体构成要件的目的是什么？符合法的目的性，既是阐释构成要件疑义的钥匙，也是合理阐释的标准之一。

[5]刑法解释的合目的性与刑法解释的正义性和安定性是统一的。

正义和安定是刑法解释的目的之一，是合目的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又不仅限于此。

很多情况下，目的脱离了正义和安定的标准，与之背道而驰。

因此，刑法解释的合目的性又必须是在正义和安定的情况下的合目的。

不能为了追求某种目的———即使这种目的的重要性极大———而牺牲正义和安定。

因此，必须对这个目的进行限制。

刑法解释的合目的性，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怎样确定这个目的。

法律解释中的目的，除了法律之整体目的外，还应该包括个别法条、个别制度之规范目的。

[6]因此，我们在解释刑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宏观的视角，在内心里面明确刑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解释刑法，解释刑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另一方面我们要明确我们解释的个别法条，个别制度的规范目的在什么地方。

刑法为什么会设立这样一个法条，为什么采用这种表述。

在明确了这些目的之后，再对刑法进行解释。

如果解释出来的结论能够达到这些目的的要求，那就说明我们的解释结论是成功的。

如果我们解释出来的结论达不到这些目的的要求，我们就必须对我们的解释方法进行怀疑，重新进行合目的的解释。

刑法中所有的具体的解释方法都是为合目的解释提供便利的。

首先我们应该按照文义解释的方法，从刑法的概念中提炼出来某一个法条的目的。

然后通过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的方法检验这个目的是否正确，然后从宏观的大刑法视角最终确定某一个法条的目的。

在确定了某一法条的立法目的之后，依照这个目的进行法条的具体解释。

当然这种立法目的应当是一种客观的立法目的。

刑法的解释标准应该综合正义性、安定性和合目的性。

虽然在解释的过程中这三个方面的标准会发生冲突，但是我们的解释结论只有在综合平衡这三者之后得出来的解释结论才是成功的、正确的结论。

［作者简介］田坤（1982－），男，山东高密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事法研究。

编辑：高斌注释:［1］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扉页．［2］［德］H·科殷．法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0．［3］［德］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70－171．［4］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5］吴学斌．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研究［D］．清华大学印刷，68．［6］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227．出处:《理论界》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