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的理解历史性理论

5.伽达默尔的理解历史性理论

伽达默尔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思想出发，把海德格尔理解的概念扩展到存在性，把解释学作为哲学本体论对待，视解释学现象为人类的世界经验，通过强调理解的普遍性，确立了解释学以理解为核心的哲学的独立地位。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性。

理解是历史的。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人是历史的存在，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无论是认识主体或客体，都内嵌于历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文本的理解无疑也是历史性的。这一论述为我们重新审视翻译中的历史性误读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评价方法。翻译正如勒费维尔所言，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无论哪一位译者，都会受到各种主观或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绝对“信”的译文不可能存在。历史性误读是时代认可的理解，是理解之前业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价值观等影响的产物。例如晚清时期，面对列强入侵、外族统治，当时的文人志士充分发挥小说的政治教化功能，不少本来政治色彩较淡或甚至毫无政治色彩的外国小说，在译介到中国时，都被加以一种“政治性阅读”，肩负起了政治任务。理解的历史性揭示了参与理解的主、客体都是历史的存在，理解就是主体对文本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性“逗留”。要完全消除误读现象，进行纯客观地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

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理解的偏见，包括误读现象。但伽达默尔认为这种偏见是“合法的”。他充分肯定了偏见对理解的意义，认为正是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伽达默尔深化了海德格尔关于“前结构”的思想，声称“偏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实际上，我的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偏见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它是在历史和传统下形成的，是解释者对处身世界意义的一种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断言：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了《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伽达默尔对偏见的积极性一面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了误读的意义，从而对误读不能一概否定与责难，而要重新审视其价值。庞德唐诗英译中的错误在美国引发的新诗运动，寒山诗于50和60年代在美国、日本激起的热潮，易卜生在五四前后中国掀起的波澜，都说明误读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对其评价只有“还以背景”，才能“还以公道”

由于理解的历史性，对过去文本产生偏见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偏见本身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创造力的表现。庞德曾为自己不“忠实”的翻译辩护道：“我的工作就是要把一个死人救活过来，展示一个活生生的形象。”理解决不是理解与对象的绝对吻合，不是消极地复制文本，相反，理解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它充分体现出人的精神存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它在理解者前见中照亮文本，在对文本的体验、感悟中揭示作品的意义。好的翻译是“让一株植物有机地从种子中生长出来，这比那些准确地再现植物的蓓蕾，再把这些蓓蕾用胶水粘连起来的翻译要令人满意得多”。正因为如此，中国译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所译的《哈姆雷特》，与西方译者从Freud的心理分析角度所译的Hamlet各具创造力；而英国Routledge和KeganPaul 出版社出的Clement Egerton翻译的《金瓶梅》，读来更是一部创造了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名著。理解的历史性和由此产生的偏见观，在理解过程中起着选择甚至定向的功能。理解主体不同的历史背景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生成了不同的偏见，进而在翻译中做出不同的选

择，书写出不同的译本。每一次翻译都注定要成为一新事物，成为文化和语言大潮里波动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