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与东亚封贡体系的关系演变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朝贡体制是中世纪至近现代东亚地区的一种国际关系模式。
在朝贡体制下，中国皇帝是统治者、人民的代表，其他国家都需要向中国称臣进贡，表示对中国的臣服和敬意。
该体制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往来提供了基础，但也有许多负面影响。
首先，朝贡体制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依附和不平等。
被认为“小国”的国家一旦成为中国的朝贡国，就需要定期向中国进贡，捐献财物。
这种需求使许多作为朝贡国的国家感到困扰并破坏了其经济发展。
同时，当没有亲密关系的国家成为朝贡国，外商贸易往往会禁止进口贸易，这使得他们的经济发展遭受了损失。
其次，朝贡体制还产生了一些文化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中，差异弗逝的义务和权利得以强化。
用他们的朝贡制度，中国表示所谓臣民和君主与奖赏和惩罚。
然而，这种关系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无法避免，导致一些国家故技重施，模仿这种朝贡关系体制。
这些国家包括越南、朝鲜和琉球。
这些国家都以模仿中国的朝贡关系为核心，其文化的特色也极其相似。
最后，尚有一些国家为了成为朝贡国，注意主导其本身发展的方向。
这个做法完全是为了追求中国的奖赏和利益。
但是，这样的做法也直接削弱了国家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将国家变成了向中国妥协和臣服的对象。
总的来说，朝贡体制起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互动和交流的桥梁作用。
但是，朝贡体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对小国的压制和妨碍其发展，朝贡体制在鼓励传统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一种不平等和依附的关系，这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具有不利影响。
明清时期东亚封贡体系的关系实态——以中朝、中日关系为核心
A Study on the East Asian Tributary System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ased on China-Korea and China-Japan Relations
作者： 韩东育[1]
作者机构： [1]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出版物刊名： 社会科学战线
页码： 120-136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12期
主题词： 明清时期;东亚;封贡体系;律令制度;朝鲜;日本;条约体系
摘要：东亚“封贡体系”,又名“册封体系”,脱胎于周王朝“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度原理而形成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
明清时期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封贡关系,并非决定于同
质的政治制度、互补的经济结构和相倾的文化体系中任何一个单项,而是建立在宗藩双方足够明
显的综合落差上。
对封贡过程中无数繁复事端的成功应对,体现了以实力为依托的传统中华礼序
及其制度在驾驭区域关系、维护区域稳定、促进区域繁荣等方面曾经拥有的价值优势和掌控艺术。
然而,当平等意识稀薄的封贡关系逐渐培育出无数个唯我独尊的“小中华”时,中国周边政权蓄势已久的自立愿望和颠覆冲动,也终于借助西方“国际法”的威权而相继达成。
历时千载
的“封贡体系”,亦开始了让位于“条约体系”的全过程。
东亚秩序视角下中日关系
东亚秩序视角下中日关系门洪华前言：大家好！今天我将和大家共同探讨中日关系的问题，中日关系是最复杂的一个双边关系。
两国关系历经了长期的博弈，有很严重的历史冲突，也有很长的国际交往历史。
中国古称赤县神州，日本古称东瀛扶桑，赤县神州、东瀛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这样的近距离意味着双方的历史交往必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既有长期的友好交往，也必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战略的心结和竞争。
新加坡的资政李光耀曾经指出，亚洲合作的视线有赖于中日的和解意图。
这些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动，中国的国家实力在迅速上升，而日本依旧保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但是在政治方面却没有能够实现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
这种变动让这两个国家存在战略博弈，这两国充满了矛盾，但是也都意识到合作是必要的，所以它们都认识到加强战略合作的必要性。
自从2006年10月安倍晋三访问中国以来，两个国家经历了领导人的互访，经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两个国家逐步开始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这种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让整个亚洲乃至世界都舒了一口气。
虽然中日两国的关系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两个国家历史关系复杂，现实矛盾交织，未来竞争激烈，当前中日关系的调整只是部分的消除，或者是缓解长期冲突的一种后果。
在东亚，中日两国是一山二虎，一山不容二虎的困境依然存在。
如何避免两虎相争，是两个国家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议题。
如何从战略的层面认识中日关系，是我们在学术界和战略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大议题。
首先来分析中日关系的视角。
中日关系传统的分析视角，是分析中日双边关系和中美日三边关系。
不否认这两个分析视角有很多独到之处，对它们的分析有利于大家认识中日关系的实质。
但是，得出的有些结论是相对片面的，例如一山不容二虎论、中美联合摆平日本论、美日联合对付中国论等等。
这些视角让我们看到的都是对抗，很少有积极合作的层面出现。
中日之间是有着激烈的竞争、冲突、矛盾，不仅历史上存在，现实中亦如此。
【明清史】韩东育明清时期东亚封贡体系的关系实态——以中朝、中日关系为核心
【明清史】韩东育明清时期东亚封贡体系的关系实态——以中朝、中日关系为核心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东亚史、中日关系史。
东亚“封贡体系”，又名“册封体系”，脱胎于周王朝“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度原理。
然而，这里有两大难题亟待疏解：其一，历史分期争论中看似真确的“秦汉以降无封建说”，能否说明展开于“天下”背景下的跨境体制？其二，形成于东亚地区的“封贡体系”，能否与“周制分封”等量齐观并因此而不言自明？有学者指出，“封建制”否定者的几乎所有“新见解”，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社会生活的深处”开掘，而是由“社会生活的深处”退回到“政治形式的外表”。
而当我们从“政治形式的外表”回归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甚至“广处”时，或许会发现，西嶋定生的相关言说曾试图在广域的背景下为前近代东亚世界赋予某种历史性还原，即秦汉以降专主内治的“皇帝”与兼理域外的“天子”、“郡县制度”与“天下体系”的兼容和混一，意味着“周的封建制思想已经开始复活”。
在中国，除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外，这种情况还经典地延续于明清时期的东亚世界。
问题是，伸展于中国郡县制以外的“封贡体系”，果真是那般简单明快、井然有序且一成不变的当然之物吗？该体系是对“封建”制度本身的“复活”，还是对周制原理或曰理念的“复活”？以往，东亚“封贡体系”的叙事框架一般构建于三大支柱：一是共通的儒家伦理；二是相似的政治制度；三是相互的经济依存。
就单项而言，这三种描述，似均有事实依托。
但是，同样尊奉过儒家伦理并与明清有过或长或短封贡关系的朝鲜和日本，其儒教教义并没有给宗藩关系的存续赋予过任何延命丹药；同为律令制国家，中国与朝、日封贡关系的确立似乎也与律令政治结构无直接关联；而近世以来的所谓中外经济依存，又显然被滨下笔下无数个交汇叠压的“经济圈域”给相对化、稀释化甚至慢慢地虚诞化了。
这意味着，“封贡体系”的实态和细节远比人们的常识性认定要复杂得多。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东亚秩序观的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东亚秩序观的变化摘要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注定了清王朝的败北与日本的胜利，在此之后，东亚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转向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条约体系，进而成为国际秩序中的重要一极，而这种格局的转变甲午战争是关键点。
甲午战争使宗藩朝贡体系彻底的瓦解，东亚各国在表面上处于平等独立的状态，实际上都处在日本以及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之下。
在东亚地区，日本则成为东亚新秩序的主导，并通过武装侵略朝鲜和中国以及日俄战争来实践了这一体系。
关键词：宗藩朝贡体系甲午战争东亚新秩序近代日本在东亚地区，自中日甲午战争前，古代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的核心，以其强大的文化、政治、经济向周边地区显示出巨大的辐射力和磁场力。
自从东亚地区开始有了交流以来，就逐渐的形成了一种东亚地区特有的地区区域结构，这种结构即为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
在这种体系下，最为典型的是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其次是古代中日之间的宗藩外交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前夕。
一甲午战争前的东亚秩序观1 以宗藩朝贡体系为主的东亚秩序“东亚，从地理上讲，指的是欧亚大陆太平洋岸的边缘及大陆地带，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东南亚区域；从文化上讲，大体上是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
”1在这个地理和经济文化圈内，19世纪以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尚未入侵之前，古代的东亚地区，中华帝国一直是唯一强盛的国家。
因此周边国家纷纷依附于中华帝国，中国则以册封的形式确立对周边民族的统治。
维系这种关系的准则便是实行朝贡制度，以册封和朝贡贸易为媒介。
在东北亚宗藩朝贡体系之内，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最为典型，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时期，而古代中国与日本的朝贡关系则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与矛盾性的特点，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东亚秩序还是以中国为内核，在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中起到家长、核心的作用。
1.1中朝日宗藩关系的变化在古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中，对外秩序观表现为中朝两国维持着历史上传统的封建宗藩关系。
东亚封贡贸易体系
东亚各国的封贡体系东亚的封贡体系最早形成于中国的元朝时期。
元朝时期，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将东亚各地全部纳入中国直接统治的尝试。
在元朝盛时期，东亚地区除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岛屿以外，全部都被元世祖忽必烈纳入到大元的版图。
蒙古军队对这些地区的征服一开始就进行的不太顺利，后来更是因为国内问题，元朝统治者也就逐渐失去了征服这些地区的兴趣。
元朝大规模地对外扩张，元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大一统”确立对东亚各地的直接统治，由于元朝对外关系过于依赖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以至于后来因为其军事力量削弱而导致这种政治联系日益减弱。
所以元朝时期所形成的封贡关系还是处于一种萌芽状态中，并不是很成熟、很完善的封贡关系，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明朝建立以后，鉴于元朝穷兵黩武的教训，明朝统治者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注重发展封贡关系，从而使封贡关系日趋稳定，形成了制度化的封贡体系。
明朝的封贡体系相对于元朝时期时期来说，要更加完善，更加稳定。
在明朝的对外政策中，封贡关系是与海禁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海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朝外交的保守性，这种内向的态势对中国以及东亚的历史影响非常深远。
对于明朝政府而言，封贡体系与海禁政策的结合是“企图用一种完备的制度把一切对外事务纳入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中”（张钰梅，《简论明初的朝贡制度》）。
海禁政策和封贡体系最终构成了明朝海外政策的整体体系。
明朝封贡体系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它和贸易的紧密联系。
从明朝建立以来，中国逐渐确立了以封贡关系为纽带的封贡体系，封贡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东亚贸易圈开始形成。
自封贡关系作为一种交往秩序出现以来，它就包含着外交和贸易两个方面的内容，也即是包含着政治和经济两种关系。
明朝的封贡国数量非常庞大，但是它们与明朝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明朝政府的重要性却不尽相同。
按照它们朝贡次数的多寡、对明朝政治隶属关系的强弱以及对中国文化不同的认同程度，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三类：1、典型而实质的封贡关系。
其主要特征在于封贡国向明朝称臣，定期遣使纳贡，采用明朝的年号和历法。
国际关系史资料
一．东亚封贡体系公元16世纪时，世界上并存着三大国际关系体系之一，以中国为主导．从前提来说，封贡体系下的国家关系是以和平外交为基础的。
在政治上，封贡体系内国家间的基本关系是册封和被册封，朝贡和被朝贡的关系，同时也有同盟的性质。
在本质上，这种关系虽然仍然是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但是，这种不平等不是建立武力征服的基础上的。
封贡体系中的双方承担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
中国皇帝负有在周边国家中维持正当秩序的职责，并通过向藩属国王派遣使节主持其册封仪式和颁发皇帝诏书来承认这些国王的合法地位。
当这些藩属遭受外来人侵时中国要给予他们援助，当他们遭遇灾难时中国皇帝应派遣宣慰使节和颁布安抚诏令。
在藩属国一方，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的具体形式是按时向中国皇帝“进贡”、请求册封其国王并奉中国为正朔——即按中国皇帝的年号及日月来记录历史。
在经济上，封贡体系下的东亚诸国，都从中国获得了贸易的实惠，其国家的经济得到了繁荣和发展。
封贡体系下的进贡，主要是一种礼仪上的形式。
而经济上的封贡贸易往来，才是维系封贡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并因此而形成了一个东亚贸易圈。
封贡贸易有两层含义。
一个是由于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以至封贡各国，只能在封贡体系下与中国进行贸易；另一个是由于前一个原因，封贡贸易是政府间的贸易，在伴随着海禁政策的封贡体系下，民间贸易难以开展。
在文化上，封贡体系促进了中国向东亚诸国的文化输出，并进而形成了东亚文化圈。
封贡体系兼备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意义。
封贡制度，是一种以经济、文化交流达成政治目的的特殊体制。
政治上，中华正朔得到了东亚诸国的承认，经济上，东亚诸国从富庶的中国那里获取了贸易的实惠。
文化上，在儒家文化的教化下，东亚诸国纷纷从奴隶制国家进入封建制国家的序列。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是东亚国家交往的一种常态。
这种封贡体系下的常态一直持续到了公元1840年才开始有所松动，而封贡体系的彻底崩溃，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二．大陆封锁1．大陆封锁：拿破仑采取1806～1814年间为反对英国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经济政治措施。
国际关系史 答案
东亚封贡体系东亚封贡体系是指1500年左右明代中国凭借本身无以匹敌的实力地位和文化影响与周边国家建立起一种国际关系体系，它与穆斯林世界、欧洲秩序一起成为1500年前后国际关系领域中三大彼此相对隔离而又各具特色、几乎是平行发展的国际关系体系。
东亚封贡体系既不同于现代那种负有条约义务的政治从属关系，又迥异于西方的殖民主义。
在这一体系中，明朝并未出兵占领周边国家，也未干涉其政治，只是对其现存的政治形态予以一种高姿态的认可；而处于依附地位的诸小国反而享受到了馈赠的经济利益和贸易特权。
国家间那种常见的赤裸裸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在东亚地区被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
东亚封贡体系实际上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上经营、完善自己的一种国际关系体系，但处于体系最高点的中国愈来愈闭关自守、走向僵化，最终土崩瓦解。
穆斯林世界穆斯林世界是指在1500年前后由穆斯林国家所构成的神权统治的宗教国家体系，它与东亚封贡体系、欧洲秩序一起成为1500年前后国际关系领域中三大彼此相对隔离而又各具特色、几乎是平行发展的国际关系体系。
当时穆斯林风暴和伊斯兰教星月旗又一次席卷了欧亚大陆，穆斯林国家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创建了一个由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所构成穆斯林世界。
当时，世界上存在着三个穆斯林大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的萨非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
其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穆斯林世界中地位最为突出。
它不仅建立了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而且始终作为一个异教徒介入欧洲历史，对欧洲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与欧洲的联系广泛而复杂，例如十字军东征和奥斯曼帝国的扩张。
但是穆斯林世界愈来愈闭关自守、走向僵化，最终土崩瓦解。
欧洲秩序欧洲秩序是指1500年前后欧洲各国所构建的国际关系体系，它与东亚封贡体系、穆斯林世界一起成为1500年前后国际关系领域中三大彼此相对隔离而又各具特色、几乎是平行发展的国际关系体系。
当时的欧洲政治版图名义上是基督教“世界主权”的一统天下，并存着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却是宛如一件由一些大小王国、公国、贵族领地和城邦所织补的“百衲衣”，不属于任何一方神圣。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在东亚地区的破灭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在东亚地区的破灭作者：姚小芹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19年第35期摘要：在西方国际关系理念没有冲击传统东亚国际关系之前，维持东亚秩序的主要依靠“封贡体系”观。
位于东亚大陆边缘的日本与传统东亚秩序长期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并且试图挑战“封贡体系”。
自唐朝至清朝，日本在向中国学习的同时，也对中国形成挑战。
这正是“大东亚共荣圈”思想逐渐形成的过程。
明治维新后，特别是从1894年到1945年，日本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将日本建国伊始的“八纮一宇”精神发挥到极致，并成功置换了中国的“封贡体系”。
二战结束后，日本战败的同时也标志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失败。
关键词：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地区秩序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9.35.087“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亚太地区政治主张：通过政治与军事手段，统合东亚、东北亚、南亚、大洋洲等地区，建立日本领导下的政治、经济、文化联合体。
1940年7月26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出台“基本国策要纲”，其中提到要以“八纮一宇这一建国伊始的伟大精神”为基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940年 8月1日，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帝国设立的“生存圈”，即以东亚作为中心设立的势力范围。
“大东亚共荣圈”其建设的基本理念历史久远，源自于日本建国伊始的“八纮一宇”精神。
它是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核心概念，是神武天皇东征西讨后，所立“大和朝廷”文书的主旨反映。
它的本义是指：使天下与日本合为一家。
日本历代政治家，都秉持这一思想。
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确立和完善资本主义制度。
伴随资本主义道路的建设，日本通过一系列侵略战争，使其国际地位跳跃式上升，直至20世纪40年代，其战争带来的结果达到了峰值。
“大东亚共荣圈”政策已正式被确定为日本的基本国策。
日俄战争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_安成日
第13卷第2期2011年03月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LO FH I T (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 E D I T I O N )V o l .13N o .2 M a r .,2011 收稿日期:2011-02-23 基金项目:南开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2009J J D 770024) 作者简介:安成日(1964-),男,吉林珲春人,教授,博士,从事国际政治、东亚区域国际关系研究;刘艳(1975-),女,黑龙江呼兰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
日俄战争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安成日a,刘 艳b(黑龙江大学a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b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哈尔滨150080) 摘 要:在东亚国际体系由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殖民条约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如果说甲午战争发挥了彻底解构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作用,那么日俄战争则起到了最终完成重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过程的作用。
甲午战争后,大清王朝进一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清帝国遗产的狂潮,把更多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强加于清政府。
在争夺在华权益和东亚主导权的过程中俄国成为日本和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为了确保在华利益和东亚主导权,英美等欧美列强支持日本对俄开战。
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强敌沙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两国在东北亚地区正式划分了势力范围。
至此,在东亚地区正式形成了以欧美各国、日本、沙俄为中心,以近代条约规范各国关系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
关键词:日俄战争;东亚;国际体系;朝贡体系;帝国主义殖民体系 中图分类号:K 31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1)02-0007-10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东亚国际体系经历了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东亚殖民条约体系的转型。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如果说甲午战争发挥了彻底解构东亚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作用,那么日俄战争则起到了最终构建新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的作用。
3 东亚封贡体系的瓦解
东亚封贡体系：近代之前东亚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农业文明，东亚格局是建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朝贡体系发端于先秦时代天子与诸侯之间的隶属关系模式，秦统一后，“朝”，“贡”体制发展为传统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模式。
朝贡体制也是儒家“家”，“国”，“天下”文化的政治实践。
朝贡体系发展于两汉尤其在隋唐时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在清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了东亚地区各国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的模式，在东亚形成了共同的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圈。
东亚的朝贡体系格局是一种即松散又稳定的等级式的辐射型。
形式上是一种上下等级式的臣属关系，但结构上要松散的多，中国与各藩属国之间也没有强烈的依附性，仅就文化，社会层面对各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都共同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有所差异的文化。
在东亚地区这种朝贡体制一直延续了几乎整个农业文明时期。
朝贡体系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为东亚地区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农业文明发展模式。
在朝贡体系格局内形成了东亚独特的朝贡贸易促进了东亚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
政治模式的相对稳定，也为东亚地区提供了和平的政治的氛围，也更多的促进了东亚地区农业文明的发展。
东亚的朝贡体系为农业文明时代提供了相对成功的地区模式。
19世纪之前东亚处于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体制一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宗藩朝贡体系”.在各个体系之中，中国居于主导地位,当时东亚国家中朝鲜越南琉球等各藩属国定期向中国朝贡,接受中国的册封，使用中国的立法和年号，这种体系的意义主要在于宣布臣属的上下等级关系。
在各藩属国的经济与政治上中国从不处于主导地位，也并不干涉各藩属国的内政，只有在藩属国遭受外敌侵略时中国才出兵帮助。
东亚封贡体系是由多个中心领导，多个封贡体系交错并存构成的复杂的国际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以中国为核心，以中国的封贡体系为基本被框架以朝鲜越南日本等多个中心为支点以他们各自建立的封贡体系为依托形成多层环状封贡体系结构。
东亚封贡体系是一种等级制稳定的国际关系，东亚各国在这种稳定国际关系相继都推行了闭关锁国政策。
日本幕府政权与东亚的交流与影响
日本幕府政权与东亚的交流与影响从古至今，东亚地区一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带。
而日本幕府政权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不仅对本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产生了较大的交流与影响。
本文将探讨日本幕府政权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交流，以及这种交流对于东亚地区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
首先，日本幕府政权对于东亚国家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日本幕府政权时期，日本与中国、朝鲜等国之间频繁地进行文化交流。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借鉴与传播。
日本在幕府政权时期接纳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如儒家思想、文人画等，这些都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日本也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朝鲜半岛等地区，进一步促进了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融。
其次，日本幕府政权对东亚国家的政治影响也不容忽视。
日本在幕府政权时期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政治体制，即幕府制度。
这种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亚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
特别是在朝鲜半岛，日本的幕府政权对其中部分王朝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朝鲜政治体制也采用了一些幕府制度的元素。
此外，日本通过对外政策也对东亚各国的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对明朝的朝贡外交与倭寇活动等。
此外，日本幕府政权还在军事领域对东亚国家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幕府时期，日本政权建立和维护了一支相对强大的军队，即武士阶层。
这支军队不仅保护了幕府政权的稳定，也对东亚其他国家的军事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日本武士的战斗技巧和阵容亦为当时东亚的其他国家所学习，尤其是对于朝鲜来说，其军事构架与训练都受到了日本幕府军队的启发。
最后，日本幕府政权对东亚地区的经济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幕府时期，日本实行的严格的农业政策以及对商业和手工业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本经济的落后。
然而，日本与中国的经济交流依然有益。
中国是当时东亚地区最为繁荣的国家，日本通过对外贸易与中国进行经济交流，获得了不少技术和经济资源。
同时，日本幕府政府在对外经济政策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吸引外国商人和商船来日本贸易，提升了日本的商业地位。
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
Japan and the Present-Tribute System in East Asia 作者： 武心波
作者机构：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生，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83
出版物刊名： 国际观察
页码： 60-66页
主题词： 日本;东亚;朝贡体系;国际秩序;古代华夏文明体系;主权
摘要：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的关系由最初的依附追随型到逐渐地走向要求与中华帝国的'平等'.日本与朝贡体系的关系,更多的是依据非理性的功利性原则来确定彼此的关系,因此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近代后,日本虽然形式上跻身于主权国家的行列,但在观念上依然没有摆脱古代华夏文明体系的制约,并在国际实践中试图重建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东亚朝贡体系--'大东亚共荣圈'.。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朝贡体制是指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之间建立的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这一制度的出现和发展对中国与东亚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朝贡体制促进了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古代的朝贡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互利共赢。
通过朝贡，中国可以获取周边国家的物资资源和文化知识，同时也通过赐予朝贡诸国，向他们展示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上的优越性。
这种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加强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的联系，推动了互利共赢的发展。
朝贡体制加深了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通过朝贡，中国向周边国家传播自己的文化、科技和文明成果，同时也从他们处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
日本在倭寇时期，曾由于朝贡关系而向中国学习儒家文化，形成了倭学与倭漢文化的融合。
朝贡体制的存在为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重要的途径，推动了东亚文化的多元发展。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间的军事领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通过朝贡能够获取周边国家的军事技术和经验，并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来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
中国也通过朝贡关系来维护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使周边国家保持对中国的尊重和依赖。
这种军事上的合作与依赖关系有助于维护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和安全。
朝贡体制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
一方面，朝贡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周边国家的控制和压迫，使其成为中国的附庸或从属国。
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导致周边国家的疏远和反抗情绪，并最终导致了一些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朝贡体制也限制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军事创新能力。
中国长期依赖周边国家的朝贡来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而缺乏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使得中国在面对外部挑战时存在较大的脆弱性。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
一方面，它促进了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互利共赢的发展。
朝贡体制也存在不平等和压迫的问题，限制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创新能力。
今天的中国应该积极寻求与东亚周边国家建立平等、互利、多边的合作关系，推动东亚地区的共同繁荣和稳定发展。
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与国际关系
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与国际关系在古代东亚，朝贡体系是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中华文明、日本、朝鲜等国家与周边各国之间的外交交往中。
这种体系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通常以朝贡作为核心，形成了独特的国际关系网络。
首先，朝贡体系是一种基于等级关系的国际交往模式。
在这种体系中，中国通常被视为天朝上国，其他国家则被看作是中国的藩属或附属国。
这种等级关系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和天子皇权思想的基础上的。
中国朝廷对于朝贡国家的政治认可和资源赋予，使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核心。
相对而言，朝贡国家则通过朝贡向中国表示效忠，以获取官僚地位和财富回报。
这种等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古代东亚的国际政治格局。
其次，朝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古代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产品丰富而多样化。
在朝贡体系下，由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商品需求，朝贡国家通常会贡献珍贵的特产，如药材、贵重的动植物等。
同时，中国也会回赠各种物品，如织物、瓷器等。
这种贡赋贸易促进了东亚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其次，朝贡体系也推动了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传播。
在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性被重视，朝贡国家也希望通过向中国进贡文物、书籍和学问来获取文化认同和知识。
中国朝廷以及一些知识分子会将自己的学问、艺术和文化传授给朝贡国家，涌入了东亚各国独特的文明。
同时，朝贡国家也向中国传播自己的文化，推动了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然而，朝贡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这种体系中的等级关系使得朝贡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性受到限制。
他们需要通过对中国的效忠和朝贡来获取政治和经济回报。
其次，朝贡体系的存在使得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直接外交联系受到限制。
除了朝贡外，其他外国与中国接触的方式被限制，这对于独立的外交活动和互利合作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总的来说，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体现了国家间的等级关系、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
虽然这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亚地区的繁荣和互动，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封贡体系：古代东亚世界的特殊国际关系体系
封贡体系：古代东亚世界的特殊国际关系体系一谈起国际权力格局，小伙伴们很快想起了“雅尔塔体系”或者今天所耳熟能详的“两极格局、一超多强”格局等等。
我们所认知到的这些格局都是按照西方政治实践和理论对世界政治现实所总结出来的一种以权力为中心基础而造就的国际格局。
它的起源来自于数百年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而实际上，在我们东亚地区，古代时期一直存在着和现在意义上的国际格局完全不一样的体系，那就是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的“东亚封贡体系”。
今天二林君就给大家解剖一下这个特殊的国际体系。
两极格局一、东亚封贡体系是什么？一种依附性的地区和平秩序为方便大家理解文章，二林君先结合现有的一些论文和著作对“东亚封贡体系”这一历史概念做一下理自我定义性解释。
封贡体系定型于明清时期，它是依靠古代中国强大的文明实力，以此吸引周边国家承认古代中国皇帝的“天下共主”地位，进而来向皇帝进贡，而皇帝则对其国主进行册封，以便其对自己国民进行合法性统治。
从而形成了以古代中国为中心，以皇帝为天下共主、受册封的周边国家依附于“中央之国”为特点的地区和平秩序，因而也被称之为“朝贡体系”。
南大谭树林教授的解释是：它包括藩部属国向中原王朝的朝觐纳贡和中原王朝对藩部属国的册封赏赐；它是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重要手段。
二、东亚封贡体系的形成过程：漫长而稳定的进化成型大家会经常听说或者自我提及这么一个理念，那就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中心，世界大国，也是世界上领先的国家，从“中国”的内涵就知道我们的祖辈们把我们定义为“天下的中心之国”。
这种理解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站在当时国人的角度来说更是合理合情。
不过要说明的是古人所说的“天下”指的应该是中国文明所影响到的地区范围，在此之外我们认为那就是些“不文明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资格纳入我们的文化和制度圈。
而这个“天下”从地理意义上来说，就是指东亚地区，而在这个地区内中国文明成为了构筑东亚体系的灵魂。
中国“文明的中心”封贡体系正式定型于明清时期，这一点已经是学界的不刊之论了。
朝贡制度再发现（三）：朝贡体系的回归
朝贡制度再发现（三）：朝贡体系的回归本文共计1919字，建议阅读时间8分钟。
认识朝贡体系有一种再发现的意义。
当我们脱离源于欧洲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思维的窠臼，重新看待东亚传统的朝贡体系，能理解许多东亚当下的问题。
与东亚国家陆地边界的稳定不同，东亚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着领海和岛屿争端。
日本与所有邻国都存在海洋和岛屿争端：与俄国围绕着北方四岛、与韩国围绕着独岛、与中国围绕着钓鱼岛。
东南亚六个国家宣称对中国南海拥有主权。
一直以来，人类生活居住的地方都在陆地上，海洋的划界本来就不如陆地上容易。
东亚国家在接受了西方的概念之后，开始划定海上的边界。
对于有争议的岛礁，东亚国家采取的办法是翻寻故纸堆，考据谁最先到达、管理这些岛礁。
但是带着民族主义目的投入大量资寻找历史中这些岛礁的记载，每个国家也都能根据自己需要解读历史。
结果就是，这些争端永远得不到解决，成为东亚地区不稳定的因素。
历史上，除了渔民担心撞上这些无人岛礁，没有人真正关心它们的存在。
对那些荒岛的珍视和争夺更多的是展示一种民族主义的态度。
这些领土争端和东亚的历史问题一样，成为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俘虏。
即使现在看起来对这些岛屿的争夺非常尖锐，但是过不了多久，这些争夺就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随着东亚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朝贡体制重新以某种形式在东亚恢复，这些争端很可能再也无人提起。
这也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明智之处。
除了领土争端，对历史的各种争议性解释也是东亚国家争论的焦点。
其中的一个争议是东亚国家在对待20世纪日本对亚洲的殖民和侵略问题。
不过相对于这个争议，更有代表性、也更复杂的是更长历史时期的争议。
朝鲜、越南、日本长期受汉文化滋养，和西方比较，这些国家历史上都属于更年长、更文明和发达的国家。
历史上找到各自国家的荣耀都不难。
但是他们不会强调这些深受中国影响，不会强调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集体的荣耀。
出于民族主义的原因，在撰写历史的时候，它们会强调和提升“本国自古以来的荣耀和平等地位”。
3 东亚封贡体系的瓦解
东亚封贡体系：近代之前东亚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农业文明，东亚格局是建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朝贡体系发端于先秦时代天子与诸侯之间的隶属关系模式，秦统一后，“朝”，“贡”体制发展为传统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模式。
朝贡体制也是儒家“家”，“国”，“天下”文化的政治实践。
朝贡体系发展于两汉尤其在隋唐时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在清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了东亚地区各国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的模式，在东亚形成了共同的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圈。
东亚的朝贡体系格局是一种即松散又稳定的等级式的辐射型。
形式上是一种上下等级式的臣属关系，但结构上要松散的多，中国与各藩属国之间也没有强烈的依附性，仅就文化，社会层面对各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都共同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有所差异的文化。
在东亚地区这种朝贡体制一直延续了几乎整个农业文明时期。
朝贡体系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为东亚地区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农业文明发展模式。
在朝贡体系格局内形成了东亚独特的朝贡贸易促进了东亚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
政治模式的相对稳定，也为东亚地区提供了和平的政治的氛围，也更多的促进了东亚地区农业文明的发展。
东亚的朝贡体系为农业文明时代提供了相对成功的地区模式。
19世纪之前东亚处于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体制一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宗藩朝贡体系”.在各个体系之中，中国居于主导地位,当时东亚国家中朝鲜越南琉球等各藩属国定期向中国朝贡,接受中国的册封，使用中国的立法和年号，这种体系的意义主要在于宣布臣属的上下等级关系。
在各藩属国的经济与政治上中国从不处于主导地位，也并不干涉各藩属国的内政，只有在藩属国遭受外敌侵略时中国才出兵帮助。
东亚封贡体系是由多个中心领导，多个封贡体系交错并存构成的复杂的国际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以中国为核心，以中国的封贡体系为基本被框架以朝鲜越南日本等多个中心为支点以他们各自建立的封贡体系为依托形成多层环状封贡体系结构。
东亚封贡体系是一种等级制稳定的国际关系，东亚各国在这种稳定国际关系相继都推行了闭关锁国政策。
倭寇痴迷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个什么东东？
倭寇痴迷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个什么东东？如果您觉得写得还行，烦请关注公众号：羊驼驼的读史日记，以示鼓励，你的支持我将万分感激有关抗战的史料记载，及相关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常常将侵略行径美化为“将东亚从西方的殖民统治中解放”的正义战争，那么令日本法西斯无比痴迷与执着的“大东亚共荣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日本人的计划成功实施了，那么世界格局又将怎样重建呢？1众所周知，日本最初是中国的迷弟，隋唐时期便开始不断派遣留学生前来深造，因此日本的文明之中被深深的刻上了华夏文明的印记。
自应仁之乱起，日本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战国时代（名字也是武田信玄照着中国抄的），本能寺之乱后，原本最有希望重新统一日本的织田信长意外身死，其部下丰臣秀吉在信长诸多家臣的内部斗争中胜出，最终统一日本。
秀吉统一日本后，治国有方，使得百年战乱的日本出现了少有的国泰民安，于是潜藏于内心深处的野心如脱缰野马，挣脱了出来。
他在写给关白丰臣秀次的信中，构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
在秀吉的白日梦中，日军先占领朝鲜全境与中国北部，后阳成天皇移驾北京，由丰臣秀次出任中国的关白。
同时，各随驾到北京的朝廷公卿，采邑都会是从前的十倍以上。
更为异想天开的是，秀吉觉得疆域大了，一个天皇还不够。
他打算让后阳成天皇的弟弟或儿子留守日本，当日本天皇。
而秀吉自己则欲将中国宁波设为大本营，率大军继续南征，一直将中国南部以及东南亚诸国全部纳入日本版图。
2黑船敲开日本国门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重新思考世界。
曾经的偶像已经被列强欺凌得遍体鳞伤，而过去眼中的蛮夷如今却主宰着世界。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成为日本对外扩张思想的奠基者。
佐藤信渊意图吞并中国、称霸世界，先提出了同时进攻北京和南京的侵略计划，后迫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压力，又提出“存华挫狄”的主张，希望中国成为日本的屏障。
19世纪中期，日本被迫同列强缔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吉田松阴作为明治维新的启蒙者，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政府中坚力量的老师，提出了以攻击弱邻、补偿西方侵略之害的“得失互偿论”。
100分东亚秩序变迁视角下的中日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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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论日本与东亚封贡体系的关系演变于宁宁（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黑龙江齐齐哈尔１６１００６）摘要：日本地处东亚，深受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影响。
就其与封贡体系关系而言，日本起初与封贡体系若即若离。
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开始蚕食东亚封贡体系。
至中日甲午战争的获胜，日本亲手摧毁了东亚封贡体系。
关键词：日本；东亚封贡体系；关系中图分类号：K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1）02-0116-04“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演进当中，帝国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形态。
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体系。
”[1](p13)受儒家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影响，中国封建统治者缔造出一套地区性国际体系，即“封贡体系”。
费正清称之为“华夷体系”或“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2](p3-26)也有学者称之为“亚洲的华夏秩序”或“天朝礼治体系”。
[3](p309)这种国际关系既不同于现代有条约义务的政治从属关系，又迥异于西方殖民主义。
它是以“礼治”为核心的文化主导型的国际秩序，“在华夷秩序支配下，中国不是一个主权的单位，而是普世文化的体现。
”[4](p5)中国封建王朝凭借自身无以匹敌的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与周边国家构筑了以朝贡为外在表现形态的封贡体系。
“这种国际秩序本身的扩大和缩小，不取决于周边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是取决于中国封建王朝‘德化’力量的大小。
它显示出的向外扩张倾向，只是偶发性的现象，并不具有随着时代的进展而继续加速扩张的性质。
”[5](p29)日本地处东亚，但长期处于封贡体系的边缘地带。
在接受中华文明的同时，日本人强调文化的归属意识和民族的特殊性和例外性，从最初的师从于华夏文明，皈依于儒学文化圈，到逐渐脱离、摆脱华夷观念束缚，不断对东亚封贡体系发起挑战。
一、东亚封贡体系的边缘国日本处于中华文明圈内，公元239年日本九州北部的邪马台王国与东汉政权和曹魏政权频繁遣使交往，并得到了汉朝光武帝的赠印，这是“华夷秩序”之下中日早期关系的有力证明。
自266年至413年，中国史书上中断了近150年的日本朝贡记载。
413年，统一日本的大和国继续主动和中国建交，直至502年，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
[6](p30)五倭王时代，日本大和国势力强盛，对中国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
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五倭王都尽力保持这种封贡关系。
五倭王甘心对中国俯首称臣的外交政策一直延续到大化革新前。
隋朝时代，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便不断增强，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
日本统治者中逐渐出现了以倭国天皇治理“小天下”帝国的想法，他们开始挑战“华夷秩序”，试图构筑自己的小“华夷秩序”。
他们以“华夏”自居，认为自己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东方帝国，称朝鲜为“西藩”。
后来随着唐王朝的衰落，日本对中国的称谓也由“邻国”变成“藩国”。
唐朝衰落后，日本遣唐使的派遣也于894年终止。
进入10世纪后，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基本中断。
至宋王朝时代，中日双方民间贸易较发达，但受制于日本国内具有强烈排外意识的“国风文化”影响，此时的日本虽然作为“东亚铜钱经济圈”的一员，但在政治上依旧处于孤立的地位。
进入元朝后，忽必烈曾两度侵日，但均告失败，而日本依然没有与元帝国结成册封关系。
作者简介：于宁宁（1981—），男，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讲师，硕士。
基金项目：此文是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研究”（11542276）的研究成果。
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东亚正以明朝为中心形成一个国际秩序。
其范围大致包括从苦夷（库页岛）经日本、琉球、吕宋（菲律宾）、东南亚各国直至印度洋周围各国，还有包括东北亚和中国的北方以及西方各地在内的广阔地区。
[7](p1)长期游离在体制之外的日本，到了室町幕府时期，曾作为藩属国加入华夷秩序。
1401年，室町幕府派出了使臣，声明“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因此，“某幸秉国钧，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上书大明皇帝陛下”。
[8](p120)其后，日本在1403年送往中国的国书中，足利义满自称为“日本国王臣源”，“表明了明所要求的臣属关系”。
[9](p219)应仁之乱后，日本与明帝国在封贡体制下的正常贸易往来再次中断，日本再一次置身于体制之外。
九州和本州的一些沿海地区的领主、大名开始组织其家人、武士、浪人等到朝鲜、中国沿海从事劫掠，以海盗为生，倭寇成为中国沿海的严重祸患。
这样，“对明贸易由于倭寇的横行使中国方面在形式上已关闭了入贡之门”。
[8](p269)日本因其不良表现而遭受国际体系的否定后，又被抛到了体制之外。
到了15至16世纪后，日本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摩擦进一步加剧。
1552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率军侵略朝鲜，妄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称霸东亚。
德川家康拒绝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并废除了自足利义满以来的“日本国王”封号，建立大君外交体制，自称“日本国大君”，这个新称呼俨然以日本为中心来设定国际秩序。
1616年日本攻打台湾惨败，中日勘合贸易终结。
16世纪30年代，日本通过了5次“锁国令”，终于在1641年正式进入锁国状态，直至近代。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并于1717年开始实行海禁，日本的江户幕府也出于对西方基督教的防范以及对贸易的垄断而脱离国际社会进入锁国状态。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亚洲的“主体性”还没有从根本上遭到西方的破坏，华夷秩序仍是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特征。
这一时期，日本在政治和外交上仍游离于封贡体系之外。
历史上看，日本曾反复接受中国文明的洗礼，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形成了其跳跃性的、挑战式的发展方式。
一方面，日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积极主动地接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将学习中国政治与文化列为国家事业；另一方面，日本又不愿意接受中国的统治，不间断地挑战封贡体系，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因此，日本是否加入中华帝国体系，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意性。
“义满相当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尽管在国书中称臣，但并没有赋予明帝以任何政治权力或承担何种政治义务，相反，却在经济领域中获得最大实惠。
”[9](p220)这显示出日本加入封贡体系仅是想单方面地索取利益，而不打算履行任何义务。
因此，日本之于华夷秩序是没有道义和理性可言的。
二、日本对东亚封贡体系的蚕食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和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明治维新之前，在由中国支配的封贡体系下，日本充其量只能扮演配角。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成为影响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新生力量。
在继承了历史上的挑战意识后，日本积极向外侵略扩张。
日本学者井上清指出：“屈从欧美列强，同时在其支持下侵略朝鲜、台湾，可能的话，甚至侵略中国本土，这一点一直贯穿着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
”[10](p10)这一论断揭示了日本明治政府的东亚战略。
1868年明治政府颁布“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1](p557)的方针，这是近代以来日本以武力重新构建东亚秩序的起点。
在此方针指引下，日本开始了对东亚国际秩序的蚕食。
1869年日本明治政府遣使赴朝鲜通告日本维新的事实，要求修复邦交。
日本在给朝鲜的文书中称：“我皇即位，重整纲纪，亲理万机，极愿睦邻。
”[12](p693)朝鲜以文书中屡次使用“皇”等只有中国皇帝可使用的字句为由，拒绝了日本的提请，这一拒绝引得日本国内征韩之声四起。
但掣肘于实力，日本迂回地向清政府派遣使节，寄希望同清政府建立平等关系。
根据中朝宗藩关系，如与清王朝建立平等关系，日本亦可位居朝鲜之上。
1871年，清政府出于自身安全与日本地理位置上的考虑，决定拉拢日本为其所用，所以同日本签订了《日清友好条约》。
这是近代东亚国家间第一个在平等基础上缔结的条约。
这实现了日本对清交涉的最初目的，即日清两国地位平等，从而迈出了瓦解东亚传统秩序的第一步。
1871年琉球向清朝进贡的船只遇风暴而漂流至台湾，船上船员被台湾土著居民误杀，日本决心借此时机侵占台湾和琉球。
为了防止列强的干涉和清政府的抗议，日本做了精心的外交准备。
首先，强改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其对外事务由日本外务省接管；其次，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再次，利用互换《中日修好条规》机会，试探清政府对台湾的态度。
清政府对此问题态度明确，称这是中国与琉球双方的问题，与日本无关。
外交未果使得日本开始加紧准备军事侵略。
1874年5月，日本侵入台湾，清政府因战备不足，要求列强干涉而不同日本作战。
1874年10月，在英、美、法三国驻清公使调停下，两国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
清政府屈从于日本，承认“‘台湾土藩’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赔偿日本银50万两。
[13](p343)“这种处理办法真正地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无异公告世界各国说：这里有一个只准备赔款而不准备应战的富足的帝国。
”[14](p319)这之后，1875年7月，日本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宗藩关系，1879年1月改琉球藩为冲绳县，完全吞并琉球，封贡体系的一角崩溃了。
1875年9月，日本军舰侵入朝鲜江华岛附近，蓄意寻衅滋事挑起战端，炮制了“江华岛”事件，日本决定利用这一事件逼迫朝鲜开国。
1876年，日本借军事威慑迫使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内容包括：（1）“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与日本国保有平等权利”；（2）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各港口；（3）日本有在所开商港派驻领事的权利；（4）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
[15](p65-66)《日朝修好条规》的缔结使朝鲜逐渐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条约中所谓“朝鲜国乃自主之邦”是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
自此，近代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不仅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具备了形成的条件和基础。
《日朝修好条规》缔结之后，日本不断向朝鲜进犯，这引起朝鲜人民的强烈不满。
1882年7月，朝鲜爆发了反抗日本侵略和压迫的“壬午事变”。
朝鲜士兵放火烧毁了日本驻汉城使馆，杀死了日本教官。
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政府借机向朝鲜提出了割地、赔款的要求，并进行了全军总动员。
8月30日，日朝双方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日本在朝鲜获得了“保护使馆”的驻兵权。
日本军事力量第一次扩张到亚洲大陆，日本对封贡体系的蚕食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1884年，日本在朝鲜策动“甲申政变”，但由于清政府出兵干涉而未实现目的。
1885年，日本借中法战争的有利局势同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
条约规定，中日两国从朝鲜同时撤军，两国不再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16](p277-278)通过这项条约，日本获得了同中国平等的出兵朝鲜的权利，这为它进一步蚕食东亚体系大开方便之门，贻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