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知识分子

（二）这一现象的原因分析 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群趋入党，蔚为20年代一大独特的社会现象，其时“学生每 以入党为荣”即为写照。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1）五四爱国运动激 发了一代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在时代大潮的呼唤下，知识青年对政治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积极主动投身于政党作政治活动；（2）另一方面，青 年学生在五四前后的积极表现，使各政党认识到青年学生是一种大可利用的重 要政治资源，亦主动挟其主义学说渗入学界，竞相争取和汲引这一股新生的社 会力量。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帜着一个主义时代的来临，各种外来新思潮的涌入，促发了 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的信仰。在那个时代，知识青年以信仰主义为时髦，因怀 着对主义的信仰而群相加入政党者比比皆是。而且这一情形并非五四前后的短 暂现象，至少持续到1927年大革命结束前后。据1927年2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 对部分青年信仰的调查结果显示，一般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信仰的热情丝毫未 减。“他们如果不研究主义，没有主义的信仰，人家说他是书呆子，甚至于给 他一个‘时代落伍者’的头衔，……于是大家都立意做一个‘新青年’，做一 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越‘新’越好，愈‘进步’愈好”。
陶行知
行是知之始 知是行之成 --------1927年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新文化运动
白话文运动在短时间内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书写方式，这与以陈 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们的努力分不开，在这一过 程中，大众并没有投入什么精力，只是大众所熟悉的语言文化 被知识分子系统化，从而形成一种足以对抗传统的“新文化”， 知识分子也通过这场运动取得了一场近乎辉煌的胜利，但这也 差不多是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绝唱了。 民国初年，由于传统文官制度瓦解，知识分子失去了传统的政 治权力，随之也失去了文化权力，他们的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 化的趋势，传统的与民众联系的渠道也被斩断，为此，知识分 子通过与大众文化接触，发起白话文运动，在一定时期内主导 了中国的文化形势，创造了短暂的文化繁荣，但这也使他们最 后一次起到主导作用。
蔡元培与胡适
一、“知识”分子的意义
民国36年合定本《辞海》有“知识阶级”一条，有广狭二义，广义指一般受教 育者，狭义指受过高等教育，以知识为生活手段之人。即指劳心之劳动阶段，如 教员、律师、医生等属之，为中间阶级或浮动阶级之一种，因其不能自存，须依 资产阶级及劳动阶级为生，故为非基本阶级，亦为非支配阶级。 这个定义很完善，不但外延、内涵一并指出，而且指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不过 两个定义相较，前者为上个世纪80年代，后者为上个世纪40年代。可见“知识 分子”一词的出现距今天并不遥远。再则，从《辞海》的定义可以窥见，正处于 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为中间阶级或浮 动阶级之一种”，“中间”保持了独立的人格，“浮动”则使他们成为社会变革 最激烈的因子。这个定义中我们也可更正今天很多人认识上的错误，在中国现代 革命中叱咤风云的一些政治人物如蒋介石、毛泽东等似乎不是知识分子。毋庸讳 言，两者最终都成为了政治领袖。但追根溯源，他们无一不是中国现代史上学有 所成的知识分子。甚至于有些军阀也受过高等教育，吉鸿昌就曾以自己缺乏知识 而自愧。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中国革命是一场知识分子大革命。
20世纪初，《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渐 高涨，血的教训促使一部分近代知识分子开始走上革命的道 路。自1904年起，涌现了许多革命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 同盟会等，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不可 缺少的组织力量。其中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 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 义、民生主义，亦即“三民主义”。在清政府铁路问题处理 政策进一步激起民众的愤慨和反抗下，武装起义爆发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 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给人 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且在一定程度上大打击了帝国主 义的侵略势力。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提出 彻底的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最终被来自内外相互勾结的势力给绞杀了，革命果实被窃取 了……
（1）从知识分子自身看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中小知识分子人数最多而境遇最差。据1923－24年前 后的统计显示，中学毕业生能继续升学的只占19－20％。也就是说， 80％以 上的中学毕业生或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或因自身学力等因素而不能升入大学或出 国留学，自然也就失去了跻入上层知识精英行列的机会，但他们对社会承认的 期待和往上爬升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因已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而不愿认同于 普通民众和甘居社会下流，但他们的知识、学力和能力又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城 市中谋得一个相当的职位。他们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会地位不稳定而产 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时又因目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败落和衰颓而心怀不满。 这双重的失意、焦虑、无望乃至绝望，使他们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甚至带 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自然也最易在 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蕴育而生。正因为此，这个时期学运、学 潮的主力军是他们，国共两党的有生力量也是他们。如在黄埔军校前3期通过 考试选拔入学的两千多名学生中，其学力大多是高小和中学文化程度。另据统 计，1919－1927年间，全国学运、学潮有57％发生在中学（含师范学校）， 大专和小学分别常谓1921年中共的成立，直接得力于两件大事：一是俄国 十月革命；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者是直接催生中共的母体 ；后者为中共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实际上，国 民党的改组和中共的成立，前后相距仅3年，两者引发的时代
背景和历史契机几乎是同一的。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亦为 国民党奠定了思想革新和党务革新的基础，同时也是俄共和共 产国际直接促发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总之，这一内一外两件
该报道所称国民党当时已数愈百万无疑夸大，但它切实地描述了 当时青年学生群相涌入国民党的情形。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 大”召开时，据当时各省国民党党部的报告，在12个已知党员成 份的省份中，学生党员超过半数的有7个省份（附表）。谭平山 在“二大”所作的党务报告中亦称：“各地多未注意本党在各种 群众中的平均发展。党员多集中于城市，且多属于智识阶级” 1926年2月，鲍罗廷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的报告中亦谈到， 国民党党员主要是城市青年学生。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两湖 农工运动迅猛发展。但此时湘鄂两省国民党党员以知识青年为主 的格局一时并未被打破。据是年湖南省国民党第2次代表大会宣 称，该省党员吸收，多囿于知识分子。
另据1927年1月湖北省国民党第4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该省国民党的基础是 “建筑在青年学生上面，还没有深入工农群众”，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大多 数是学生。由此可见，即使在大革命后期农工运动发展迅猛的两湖地区，青 年学生仍是国民党党员的主要成份。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湘鄂两省所独具。据 1927年1月吴倚沧所作的国民党现状报告中谈到，其时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在 100万以上，内中学生最多，占26％，其次为军队，占23％，自由职业者占 12％，工人占11％，农民占9％，商人占3％，其他占16％。农工商党员合计 尚不及学生党员所占的比例。而学生党员按比例推算，多达26万人。依当时 中国教育发展程度估测，这一数字可能不无夸大，但青年学生在国民党党员 中所占比例最大，当无疑义。有人曾对那时的国民党党员形象作过如下一番 描绘： “一个穿中山装的雄纠纠的青年，不可向迩地直率并且激烈，铁面无私地纠 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地这里演说，那里致辞，席不暇暖地上午开会， 下午游行，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居住的屋子总 是只看见标语不看见墙壁，他们的行踪总是马策刀环游移不定”。
大事，直接影响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生命，进而影响了20世纪中 国的政治文化。考察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党员的社会构成，不 难发现两党的社会基础，实际并无太大差异。这个时期两党党 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 青年。
（一）、这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 以往研究者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大量吸收农工党员入党，使农工党员占有 很大的比重，其论据多举1926年12月广东省国民党党员的职业统计为例：农 民约占40％，工人占25％，学生占25％，商人不足10％，其余军、警、法、 政、自由职业及其它人员共占百分之几。值得注意的是，广东虽是国民党改 组的首善之区，但其党员构成在当时全国国民党党员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典 型性。资料显示，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后，虽是多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 但其党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又主要是青年学生。国民党改 组之初，在全国各地开展党务的主要是知识青年。据上海《民国日报》1925 年5月25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以来，组织日益完备，主张日益鲜明；国 民了解了国民党的内容，因而挺身加入者，据现知概数，已达百万以上。其 中最占多数者，就是知识阶级之学生；学校中也有党部、党团之组织，至少 都有几万党员活动。国民党与学生间之界线，已连成一气！”

二、知识分子发展历程
19世纪90年代以后，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 分子，站在了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的前列。以康有为、梁启 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不仅要求学习西方先 进科技，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 他们才去的宣传维新主张的行动有：公车上书，著书立说， 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办学会，设学堂，办报纸等等， 希望通过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主张。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它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与爱国救亡运动，不仅在 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且在改革社会 风习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然而，由于维新派不敢否 定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惧怕人民群众，决定了 改良只能是昙花一现。
国民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主讲人：郭周睿
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
前言：基于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学界对两
者关系的研究可谓深耕熟耘已久，在中国社会日益崇尚文化多元、逐渐走向 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抛却历史的纠结，重新将那些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置 于平等的“历史解剖”上，研究其成功、失败的原因，不仅有利于还原历史 原貌，而且对当今中国的发展不无裨益。 面对汹涌澎湃的现代中国革命，那些颇有“意识”的知识分子必定会以不 同的言行来作出不同的反应。正是知识分子意识在个体上的差异，一定程度 上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我们都比较熟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一贯认为其比较正确，但也有几次重大失误，并对中共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样，我们在这里试图分析国民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及由此 导致的对国民党的兴衰影响。重点讨论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的构成与1945年 后国民党为什么迅速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