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志未酬的悲歌_刘备的悲剧性格与蜀汉政权的悲剧命运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其间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变革时期。在历次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中，都会应运而产生一些有作为的历史人物，他们凭借自己的大智大勇，审时度势，乘势而起，披坚执锐，饮马江河，逐鹿中原。有的成功了，成为新时代的主宰者；有的折戟沉沙，被淘汰出局，成了落荒者。这些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足以成为后世之师的宝贵财富，是值得我们深刻探索和认真借鉴的。

东汉末年以后的百年历史，就是这种典型的社会动荡与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已经成了一个任由各类风云人物纵横驰骋、比拼智慧和武功的人生大舞台”[1]，刘备，可以说就是这个舞台上令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之一。

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从“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出发，将蜀汉政治集团领袖刘备塑造成一位仁爱、忠厚、倍受人民拥戴的好皇帝，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自《三国演义》出，对刘备的褒扬赞誉之声，也是历代不绝于口的，这也是无可厚非的。那么，作为“一代枭雄”、“人中之龙”的刘备，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他“匡扶汉室”、“统一天下”的理想，而“中道崩殂”呢？这固然是由于历史的真实而决定了小说的创作。无论是历史，还是小说，蜀汉政权的灭亡，刘备理想的破灭，却是客观存在的。关于这个问题，清代美学家、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将其归结为“天运”。他认为，魏、蜀、吴三国“兴则俱兴，灭则俱灭”、“早有成局于

冥冥之中”[2]。金氏之论，固可商榷，但刘备之亡，却是不可一概而论的。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时指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作为把刘备奉为一代明君的《三国演义》，在虚实相间中，客观地反映了蜀汉灭亡历史事实的同时，还从刘备自身的悲剧性格方面，揭示了造成他“中道崩殂”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

刘备的悲剧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也注定了他所追寻的“兴复汉室”的理想必然破灭。在他一生的行事当中，在“匡扶汉室”思想的桎梏下，导致了他思想性格的偏激与狭隘，在个人恩怨与统一大业的理想发生冲突时，不能正确地处理，缺乏理智的思考，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结果给蜀汉集团带来重大损失，因此而失去了与其他政治集团相抗衡的基础和能力，也导致了他自己病死白帝城的悲剧命运。这个结局与刘备个人的思想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他狭隘的个人恩怨影响并决定了他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以致做出错误判断与决策。

刘备的悲剧结局，是对“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狭隘个人主义的否定。《三国演义》一书，围绕着“义”字作了不少文章。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对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的“桃园结义”极尽歌颂与赞美。“义”作为古代社会联结广大劳动人民共同起来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压迫的一个纽带，显然有它积极的进步的一面。如“仗义疏财归水泊，

第4期2009年7月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 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H umanities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No.4Jul.2009

［收稿日期］2009－05－08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007004）

［作者简介］魏延山（1953-），男，吉林四平人，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doi:10.3969/j.issn.1007-5674.2009.04.015

壮志未酬的悲歌

———刘备的悲剧性格与蜀汉政权的悲剧命运

魏延山

（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乃一世英雄，由于自身的悲剧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和蜀汉政权的悲剧结

局。他所追寻的“匡扶汉室”、“统一天下”的理想最终没有实现，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所信奉的“义”是狭隘的，他的思想基础是落后的，使他看不清当时的天下大势，最终丧失了他“人和”的优势，足为后世之戒。

［关键词］

悲剧性格；悲剧命运；义；天下大势

［中图分类号］

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9）04-00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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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仇雪恨上梁山”[3]，专与官府作对的梁山好汉们，就是在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朝廷腐败、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的历史形势下，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汇聚梁山的。这个“义”就带有广泛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战斗意义。他们仗义疏财、救困抚危、惩治腐败、除暴安良的义举，为历代劳动人民所传颂。《三国演义》中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则不然。他们是在朝廷为镇压黄巾起义招募义兵时，为应募义兵而偶然相遇并结成生死弟兄的。关羽是因为杀了人而逃难江湖五六年，为生活所迫，赶来“投军”的，他没有讲出为国为民的动机来，可谓确是为“义”而拜。以卖酒屠猪为业，亦好结交江湖豪杰的张飞，是怀着“图大业”而结义的。“素有大志”的刘备，结义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与张飞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我本汉室宗亲，因闻黄巾倡乱，志欲破贼安民，恨力不能。”可见刘备结义的目的，就是要寻找自己的同路人，为己所用。于是三人歃血为盟。其词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抚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戳（《三国演义》第一回）”。虽然他们三人结义的原因动机不尽相同，但却有一种江湖上哥儿们义气的成份。如果我们看一下刘备对“义”的理解，以及在他们共图大事的一系列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与“义”有关的行为，就会发现，他的“义”与他的“兴复汉室”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也就使他对“义”的理解是片面而狭隘的。最终的结果，也恰是这个哥儿们义气葬送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及他们出生入死共同创立起来的蜀汉事业。

首先，作为汉景帝阁下玄孙，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出于“兴复汉室”，重建刘家天下的目的，对腐朽、没落的东汉王朝，缺乏清醒的认识，看不清这个王朝已经处于漰溃边缘，反而始终是充满信心、忠贞不二的，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并指导着他的行动。他的师友、中郎将卢植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也是有功之臣，只因不肯向黄门行贿，而遭陷害，被押往京师治罪。张飞要杀掉押送官兵，救出卢植，这本是正义之举。可刘备却力加阻挡，并且说什么：“朝廷自有公论，汝岂可造次。”（《三国演义》第一回）。试问，那样的朝廷何公论之有？不久，当张飞要杀掉替代卢植将兵的不义之臣董卓时，刘备又强行劝阻，且说：“他是朝廷命官，岂可擅杀”（《三国演义》第二回）。由此可见，刘备的“义”与他对朝廷的忠心，与他“兴复汉室”的理想是密不可分的。在他的内心里，始终是把自己当做汉朝的一个忠臣孝子，在他的行动上，也是决不做一点有损于朝廷利益的事情的。这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重要思想根源。

其次，刘备的“义”是狭隘自私的。他过分看重了与关、张之间的兄弟之义了。为了他们三人之间的生死之盟，可以不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甚至也可以抛弃他念念不忘的“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大业。关羽、张飞相继遇害之后，他便不欲独生，“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三国演义》七十八回）。做了皇帝第二天，即下令“起倾国之兵”（《三国演义》八十回），为弟报仇。对此错误之举，孔明、赵云、秦宓等数次苦谏，但他根本不听，完全被个人的狭隘之“义”蒙住了双眼，看不清三分天下的形势及蜀国的实际情况。依据当时的形势蜀国仍需与东吴保持联盟，以维护三足鼎立的均衡势态，待时机成熟后，再挥师南下，一举克吴。可是，刘备为了给自己的结义兄弟报仇，完全不顾天下形势，更不顾他和弟兄们艰苦奋斗得来的胜利果实。而是抱定一己之私，盲目兴师东吴。结果是损兵折将，大败而归，使蜀国元气大伤。他自己也病死白帝。这个完全可以避免的令人悲叹的结局，实乃狭义所致，足以为后人之戒！

蜀汉政权的悲剧命运是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一个反证。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其所强调的是古代战争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和，即人心的向背。《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一部以描写战争为主的军事题材的历史演义小说。其间共写了九十多年的历史，有二十几年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七十年左右的魏、蜀、吴三国之争，共描写了大小战争四十多场。“赤壁之战”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转折，战后，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逐渐形成。

“魏得天时，吴得地利，蜀得人和”（毛宗岗《三国演义》第一回评）。赤壁之战结束后，魏、蜀、吴三国各据优势。曹操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审时度势，积极进取，很快统一了北方大片土地，兵多将广，兼有天子在握，进退自如，具有很大的优势，可谓是占有天时。东吴孙权继承父兄基业，据有江南六州八十三郡，更有长江天险为屏，进可攻，退可守，可谓得地利。

蜀汉刘备，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据《三国志》记载，刘备确是汉皇后裔，因其先人“坐酎失金侯”[4]，家道衰落，曾与其母“贩履织席为业”。为了重新挤上统治阶级舞台，乃应募义兵，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获得了些许资本。他曾经“投袁绍”、“依刘表”、“附曹操”。为了积攒创业资本，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以“仁爱”号称天下，广施恩德。他也广罗人才，招降纳叛，三顾茅庐最后终于得到了当时的天下奇才——

—诸葛亮。按照诸葛亮“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决策，才使他摆脱了几近灭亡的处境，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终于发展成为一支可与魏、吴相抗衡的强大政治势力。纵观蜀汉政治集团的形成与发展，不可否认地说，他靠的是人和，占有的也是人和。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刘备深得民心，却未得天下，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刘备的思想基础不符合历史的发展潮流，他的指导思想也是落后的，使他认不清当时的天下大势。“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刘备虽为一代枭雄，可是却未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去看待当时的社会形势以及历史的发展趋势。《三国演义》开篇叙到，东汉末年，皇帝懦弱，宦官专权，“十常侍朋比为奸，致使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贼盗蜂起。”在第九十三回“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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