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学批评观点的构建

文化文学批评观点的构建

简称《略览)))共包括九篇较为简短的文章,这些文章分别介绍了西方

文论中的精神分析批评神话与原型批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

与捷克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人类学、结构主义诗论、结构主

义叙事学以及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评。应该说,《略览》是当时系统

地介绍西方新的批评理论与方法比较早的著作。毕竟那时引进西方文

论正处于起步的阶段,因而《略览》也是重在回顾比较,重在介绍引进

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以开阔我国文学批评的视野,丰富批评领域。

经过了这近二十年的实践与总结,张隆溪在《略览》中介绍的新的文

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在我国的使用日益深人、完善,已不再是僵硬地套用

理论的框架、模式,而是将理论自然地融人到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中,使

作品的意义和内蕴持续地被丰富。最突出的要属孙玉石对鲁迅的(野草》实行的新阐发,新解释,使鲁迅研究经过这么多年仍然生机勃勃。

我们在引进西方的丈学理论对我们的文学作品实行阐发,解释的时候

是否想到过建构我们自己的批评理论?作为开放的世界大家庭的一员,

我们在从世界上“拿来”新的理论并娴熟地使用到批评中去的同时,也

应该把我们自己的批评理论,即在西方文论的启发下实行新的探索而建

构的成体系的批评理论贡献给世界。正如张隆溪所说：“新批评的形

式主义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对我们来说,从新批评得到一点启发,

充实和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学批评,那才是更有建设意义的积极态

度。’,¹这里的“积极态度”不但是借用西方的批评理论对文学

作品实行实践的文学批评,更应该借鉴西方文论来建构我们自己的批评

理论。但是翻一下80年代初以来的文学批评能够发现,即使文学理论

方面的成就不小,但那多是关于文学作品的理论的建构几乎是空白,多

数是批评实践上的成果,是对文学作品的各种各样的阐释,很少对零散

的实践性的批评实行归纳总结形成理论体系。当前,我国文学批评的理

论的建构仍停留在《略览》时期的层面上,这不能不说文学批评的悲哀,也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这种现象的反思。

从文学批评自身来说,我国文学批评的目的性在一定水准上妨碍了批评理论的建构。从《略览》中能够看出,西方的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注重的是文学性,是以文本形式本身为中心,不管是原型批评还是结构主义批评,都是围绕作品自身展开的。而我国的文学批评则显示出批评家似乎总要从批评中找出点什么,“很多批评对现实生活本身的兴趣远胜过对文学虚构的兴趣’,º,忽略了对作品的深人分析。批评常常是以作品为跳板,尚未将这跳板充分熟悉就跳到了现实,文学批评变成了对现实的批评。文学批评应该始终对文学而非直接面对现实,对现实的理解和批评融人到文学批评中,并从对作品的深人研究中流露出来的。这种目的性的文学批评使批评家们难以顾及文学批评自身,也就无暇对文学批评的标准、规范等实行理论上的归纳总结。

另外,文学史上由僵化的理论所带来的灾难也使理论建构本身在中国就有着重重困难。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做任何事都应有一定的标准、规范,不然大家无法对事物的看法达成一致的意见。文学批评也不例外。虽然批评提倡多样化,但多样化应该有共同的基础。只有这样的多样化才是批评成熟的标志。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理论和规范常让人觉得是一种限制,一种负担。文学史上的几次大的灾难和败笔多是由条条框框即教条的理论规范限制所致,理论也就常常让人望而生畏。这么多年来,理论的建构进步极其缓慢,不管是文学理论还是文学批评理论,连我们的教科书也一直是大同小异。当然,这里也有理论的相对稳定性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一个准确对待规范性的问题。规范是历史性的,是持续被打破被重建的,不能把规范简单地视为条条框框,去限制一切可能突破旧规范的创新行动。正如李庆西所言：“任何一种学说都是一种规范,理论的发展总须超越旧的规范而逐步形成新的规范。叫喊‘打破规范’的口号仅仅针对旧事物来说。’,»恐惧理论,必然为理论所压抑,理论的建构也就无从谈起。

新理论的建构需要勇气。这应该是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们向西方文论家学习的。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常常有意无意地限制了人们对创新的追求。我们害怕自己的理论学说有偏颇,有激进,就追求那种圆滑的所谓完美无缺。就是这种完美无缺的追求磨平了人们思维中创新的棱角,避

免了自己的理论为别人否定的可能。但是,事物的进步不是在持续地创造性的否定中开始的。理论也是如此。从《略览》所介绍的几种新的批评理论和方法中能够清楚地看到理论这种前进的轨迹。较早的英美新批评的范围只局限在“单部作品的语言技巧的分析,就难免忽略作品之间的关系和体裁类型的研究。”喻后来的结构主义“则把每部作品之间的关系去探索文学的结构”。½到以后结构主义则是对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消解,消解即扬弃,补充结构主义理论中存有的缺陷,西方的文论就是在这种偏见持续被补充,被否定中走到了世界文论的最前排。这种进步也是西方文论家无畏激进,抱着被别人否定的态度勇于创新的结果。丹纳以前指出：“形式与派别越多越是相反,人类的精神面貌就表现得越充分。’,¾理论在这些对抗与否定中也日臻完善。《略览》中每篇文章都有“批评与总结”部分,对所介绍的新的批评理论中的偏颇之处给予了适当的否定,这是对西方文论有清醒理解的表现,但是,我们在勇敢地否定别人的同时也应该有胆量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否定。

当前,我国对文学批评实行再批评的群体也尚未形成。众多刊登文学批评的期刊多是对作品、作家思想的批评,很少有对这众多的批评实行再批评的文章。一方面有批评自身质量不高的原因,即使仅仅少数,但这已让文学批评的地位一落再落,再也没有了指点江山的风光,甚至有的批评干脆是作家不理,批评家不问,这是批评自身的悲哀。另一方面也与批评所受重视水准不够相关。文学批评应该是在持续实践与持续总结中创造性地进步,这就需要批评家们将经验性的,零散的批评上升到理论层次实行反思,不能只借别人的理论来实行自己的批评,更应在引进别人的理论的前提下,在文学批评逐步深人的基础上创造自己批评理论,更好地指导文学批评实践的进步。而我们多数的做法是借西方人的理论来给我们的文学批评定名。如张隆溪在《诸神的复活》(神话与原型批评)一文中就以闻一多的《神话与诗》为例认为我国在40年代就已有了神话与原型的批评的尝试,并且成果丰硕。在《诗的解剖》(结构主义诗论》的“结构与批评”部分以杜甫、王安石的诗为例来验证雅各布森关于“诗的语言尽量偏离日常语言的实用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