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雨》与《汉宫秋》之比较——中国文学网

《梧桐雨》与《汉宫秋》在主题情感方面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两相比较，在对历史材料的改造处理上，《汉宫秋》比《梧桐雨》更为积极大胆，虚构的成分更大，所收到的效果也更强。
二、作为“末”本杂剧，两剧在结构上相似之处十分明显
《梧桐雨》的主角是唐明皇，《汉宫秋》的主角是汉元帝，在杂剧的具体演出中，这两个角色通常由“末”来完成，亦即四折戏中的唱词全部由“末”主唱。这样的杂剧被称之为“末”本戏。这两部杂剧都是传统的四折“末”本戏，在外部形式上完全相同，这是表面上的相似。其实，两剧在剧情安排，戏剧冲突的处理乃至于结尾等方面，还存在内在本质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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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剧在刻画人物形象时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也有许多相近的地方
《梧桐雨》与《汉宫秋》中的主人公都是皇帝贵妃。按照中国民众的传统心理来看待，这些人物既是上层贵族，又是宫廷秘闻的制造者，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景与普通民众有较大的距离，在历代普通民众中造成强烈的神秘感，容易受到民众的盲目崇拜（如同当今明星赢得追星族一般）。这两部杂剧中再次写到汉唐两代的这类名人，除了这类人物的“明星”属性和他们的趣闻轶事十分引人之外，当然还与两位剧作家借历史之酒杯浇知识分子饱受亡国丧乱之痛、民族压迫之苦之块垒有关。
《梧桐雨》第三折是故事的转折点，安禄山叛乱，唐明皇仓皇逃往蜀地。到马嵬坡，六军不发，作者在写到唐明皇情感矛盾的悲痛心理时，写他对江山恋恋不舍，“秦川远树雾昏花，灞桥衰柳风洒洒”（《驻马听》），“回首京华，一步步放不下”（《双调新水令》）；写他对六军的惧怕，“唬的我战钦钦遍体寒毛乍”（《拨不断》）；写他对杨贵妃的不忍割舍，用了《落梅花》《殿前欢》《沽美酒》《太平令》等十九支曲子，其中既有对杨贵妃“怎生般爱他看待他”的爱恋，又有“没奈何，怎留他”的无奈，还有“他那里一身受死，我痛煞煞独力难加”的伤痛。这样把人物放在悲剧高潮中加以突现，使形象更加鲜明生动。到第四折写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寡人有心待盖一座杨妃庙”（《呆骨朵》），却又无权作主时，只能承受秋风秋雨的摧伤，秋雨梧桐让他思前想后，痛苦不堪，“会把愁人定虐”（《蛮姑儿》），“惹的人心焦”（《滚绣球》），“兀的不恼煞人也么哥”（《叨叨令》）。这样的描写更加完整地刻画了悲剧主人公，如此结尾进一步加强了悲剧气氛，且余韵不尽。通过唐明皇唱词的交待，杨贵妃美丽娇媚、她在唐明皇心中的位置和体现在她身上的悲剧意义也就显现出来了。
白朴的《梧桐雨》与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两部同为取材于历史故事，描写君妃生离死别之情的著名爱情悲剧，在剧作表现类型上又都属于“末”本戏，因之给人的印象是两剧有很多类似之处。邓绍基说：“论者常把《孤雁汉宫秋》和白朴的《秋夜梧桐雨》相提并论。”（《<汉宫秋>校读散记》，见王季思等著《中国古代戏曲论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86页）王文才说：“《汉宫秋》与《梧桐雨》俱写君妃生离死别之情，本有相似之处”（见《白朴戏曲集校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可见，论元曲者确实有把两剧相提并论者。然而，这两部杂剧到底有何异同，异大还是同大，针对这样的问题，本文拟从两剧的材料的选择处理、结构的布局安排、人物的刻画塑造、曲文的语言风格等方面予以探讨。
《梧桐雨》中的主要人物是唐明皇与杨贵妃，《汉宫秋》中的主要人物是汉元帝与王昭君。两剧作者对两位男主人公采用直接描写的手法，侧重于对其情感心理的挖掘；而对两位女主人公却采用间接叙写的方式，侧重于对其作为悲剧形成之关键人物这一事实的交待。《梧桐雨》与《汉宫秋》在塑造唐明皇与汉元帝时主要采用情景相托的手法集中表现他们的心理，“汉元帝与唐明皇都是女主人公悲剧的制造者”（焦文斌《论中国古典悲剧的结局处理》，见《中国古代戏曲论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314页）在他们的悲剧心理的背后，悲剧的关键人物杨贵妃与王昭君这两个女主人公也通过他们的唱词从侧面予以强化。试以两剧的第三、四折为例略作分析。
一、两剧都有可供化用的历史记载和传闻，只是具体处理有别
从题材的角度看，《梧桐雨》与《汉宫秋》都属于历史剧，亦即两部剧作都是以历史记载和传闻为基本依据，在世代累积集体创作的基础上创作成型的。在众多的元代杂剧中历史剧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这两部杂剧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两部。
《梧桐雨》除楔子外，从第一折到第四折，其剧情大致可以这样概括：君妃“私约盟誓”，碌山“渔阳叛乱”，君妃“马冤死别”，明皇愁听“夜雨梧桐”。剧作的高潮在第三折中出现，戏剧冲突变得尖锐激烈：叛军逼近京城，唐玄宗无奈幸蜀，马嵬坡前，六军不发，这时，安禄山与杨国忠之间，禁军与杨家之间，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唐明皇与六军之间，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共同爆发。眼看要马踏杨贵妃，在这紧急关头，杨妃既没有为玄宗的处境着想，却假惺惺作态，希图得到庇护，而玄宗为了保住自己的帝王宝座，也顾不得什么爱情了。爱情是那样的弱不禁风，两人的虚伪也就在这时暴露出来，悲剧也就在此时发生了。在第四者折里，作者写了作为爱情悲剧一方的女主人公死后，另一方男主人公心灵的痛苦，深化主题思想，强化悲剧气氛。
《梧桐雨》写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情事。这个故事在新旧《唐书》等史籍及唐宋以来的笔记小说如《杨太真外传》《玄宗遗录》等资料中都有记载，早在中唐就有人根据这一本事创作出文学作品，如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等。元代前期杂剧中有关这一故事的作品已有不少，如庾天锡的《华清池》《霓裳怨》，岳伯川的《梦断杨妃》，关汉卿的《哭香囊》，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包括白朴的《梧桐雨》。但除《梧桐雨》外，其余都已亡佚残缺，只有《梧桐雨》流传下来。《梧桐雨》写到唐玄宗夺儿媳寿王妃为己用，对杨妃宠爱不已，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六军不发逼杨妃惨死马嵬坡，后玄宗为失去杨妃而余痛在心等情景。与历代描绘评论李杨故事的作品或同情赞誉、或揭露讽喻不同，白朴《梧桐雨向经历过沧桑巨变的观众，宣示更深刻更沉痛的人生变幻的题旨。”（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29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为了剧作主题的需要，此剧还依据《杨太真外传》的内容，在剧中加入了杨妃与安禄山私通一事，并且作为安史之乱爆发的主因来对待，同时还舍弃了《长恨歌》中有关鸿都道士仙山觅魂的一段荒诞不经的情节。总的来看，此剧在尊重历史原有的基本格局基础上对李杨情事做了适当改动，改动不算太大，足以表明作者对李杨之情持同情甚或否定的态度，足以为主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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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宫秋》除楔子外，从第一折到第四折，其剧情大致可以概括为：君妃“琵琶相会”，单于“逼美和亲”，君妃“灞桥痛别”（包括“昭君跳江”），元帝愁闻“雁鸣汉宫”。剧作的高潮也在第三折中出现，矛盾冲突也变得异常激烈：汉匈之战在即，和平关乎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在这时，王昭君与毛延寿之间，汉元帝与王昭君之间，匈奴与汉朝之间，汉元帝与文武群臣之间，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将剧情推至高潮。昭君主动和亲（并终致殉国），元帝虽不忍与之生离，然而为了王朝的安宁，又不得不答应呼韩邪单于的要求送昭君赴番。在这种情况下，在江山与爱情之间，爱情又一次显示出它的无力，悲剧的发生显然不可避免。在第四折里，作者写了作为男主人公的汉元帝在送走女主人公昭君后，独自回宫，挂图解闷，梦会昭君，忍听孤雁飞鸣的痛苦，悲剧气氛也十分的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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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1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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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雨》与《汉宫秋》之比较
傅满仓 荆 江
《汉宫秋》写的是汉元帝与王昭君之间的情事。这一故事始见于《汉书》中的《元帝纪》和《匈奴传》，记载较详的是《后汉书》中的《南匈奴传》。东汉以后，各朝都有写到这个内容的作品出现，如有托名王嫱写的《昭君怨》、石崇的《王昭君辞》、晋代葛洪《西京杂记》所载《王嫱》以及唐代的《昭君变文》等。在所有以这一故事为题材的古典戏剧中，《汉宫秋》被人称之为“绝调”（焦循《剧说》）。《汉宫秋》写到元帝偶然逢识因毛延寿画美舞弊被闲置冷宫的王昭君，在她美貌感动下对昭君一见钟情，两人相爱，毛延寿畏罪逃往匈奴向呼韩邪单于献美，致使呼韩邪单于以大兵压境，向汉朝强索昭君和亲，汉元帝不得不灞桥送别，后也余痛在心，而昭君又在汉匈边界黑龙江跳江自尽等情景。《汉宫秋》“虽然写到君臣、民族间的矛盾，但着重抒写的，却是家国衰败之痛，是在乱世中失去美好生活而生发的那种困惑、悲凉的人生感受。”（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29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同样也是为了剧作主题的需要，《汉宫秋》在创作上没有过多地受历史本事的局限，相反却作了较大的改动：将历史上元帝本不知昭君美貌，从未宠幸昭君的实情，虚构成为元帝昭君二人两情相依难以割舍的情景；将历史上昭君主动和亲，先后做了两代单于的阏氏并生有子嗣的史实改为昭君未入匈奴之境就跳江自尽。此剧中历史本事仅仅成了剧情的引子，剧中故事与历史事实有较大出入。剧中作者对元帝昭君之情表现出明显的同情兼及肯定的态度。
将《梧桐雨》与《汉宫秋》的结构安排作这样的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两剧在这方面的共同点还是十分明显的，两剧都符合元杂剧起、承、转、合的固定结构。两剧结构紧凑、步步推进、丰富生动而又跌宕有致地将悲剧之“悲”突现出来，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与高超的艺术借鉴价值。当然，我们不排除稍后于白朴的马致远曾经在创作《汉宫秋》时借鉴过《梧桐雨》的可能，但《汉宫秋》在思想艺术方面与《梧桐雨》不相上下，甚至由于其在故事情节上的大胆设计，使之比《梧桐雨》呈现出能高不低的悲剧审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后来居上是古典戏剧创作成功的一条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