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与实践”演讲
“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与实践”演讲
“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与实践”演讲(一）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一段时期以来，据新闻媒体爆光，因弄虚作假遭到处罚的上市公司累累发生，其手法一个比一个恶劣，后果一个比一个严重。
究其根源，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认为法人治理结构是一个关键问题。
目前，我国已有上市公司一千多家，从其运行机制和实际治理水平来考察，确实距离法人治理的实质要求，差距很大。
因此，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就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也成了证券监管部门工作的重点。
2001年10月24日下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以“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与实践”为题，向在国家会计学院举办的第二期国有金融机构监事会人员培训班的学员作了报告。
张维迎教授的报告，理论新颖，论证翔实，内容丰富，开拓创新，联系实际，敢想敢说，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赢得了到会听讲的监事会人员的高度赞赏。
张教授从郑百文、猴王实业、方正科技三个实例讲起，首先提出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
他说：郑百文重组方案，有人漠然，有人反对，有人同意。
交织着政府、股东、大小股东等各个方面的十分复杂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一个企业既然已经破产，股东就不再具有股东的权力，按照《破产法》的清理程序，其权力应当属于债权人，我想，银行应当是最大的债权人，但银行能作得了主吗？难说!正因为关系复杂，使得重组进行得非常艰难。
据查，郑百文有三大作假：一是虚增利润：在其披露的相关年度报告中称：1994年该公司净利润为2，513万元、1995年为2, 740万元。
经查明，“郑百文公司”在上市前的1994年一1995年，采用虚提返利、少计费用、费用跨期入帐等手段，虚增利润1，908万元。
其中：1994年284万元，1995年1, 624万元；二是股本金不实：经查明，1992年12月，“郑百文公司”实施增资扩股，应募集资金19，562万元，而1992年末实际到位资金仅334万元，其余资金直至上市（1996年4月）后的1997年才陆续到位；三是上市公告书重大遗漏：经查明“郑百文公司” 1994 年-1995年度，累计有22家外地分公司的经营情况未并入股份公司会计报表，其中：1994年度6家、1995年度16家。
张维迎：企业的责任
张维迎：企业有多大能力承担责任，才能赚多大的钱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才能赚多大的钱。
你的企业做得越大，意味着你的责任越大。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我们利润这个制度是人创造的，不是天生的，我们为什么创造它？我们把每个人的责任都分清楚。
我们让一部分人免除责任。
老板给雇员买保险，你只要好好干，市场风险不要你承担，我承担。
然后我们在宏观的角度来看，利润就变成了衡量这个企业——我说的是大部分的情况——衡量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完成了这个责任。
你亏损，连基本的工人工资都付不了，那你尽到什么责任了？你不可能尽到责任。
你连资本的资源价格、地租、利息都付不起，这就是你浪费了社会资源。
只有你把所有这些都付了以后，剩下的东西，那你剩的越多，说明你比别人干得越好，创造价值越大。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条件。
比如我们还有垄断企业，它赚钱多也不等于它一定贡献大。
赚钱多意味着它从消费者那儿拿的、剥削的多。
再回到我在书里一开始讲的，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让别人幸福，你自己就没法儿幸福。
一个企业不能让消费者感到满意，你就不可能卖出去东西，那你有什么利润可言？一个老板，如果不能让员工满意，那这个老板也是当不长久的，企业也是不可能做好的。
现代经济当中，只有一个机构可以达到不需要让别人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
哪个机构呢？就是政府部门。
为什么？你看企业要获得收益是用价格，政府获得收益是用税收，税收是强制性的。
任何一个东西一旦强制以后就没有必要让别人幸福了。
有一些人可能擅长理论研究，还有一些人擅长把这些理论的东西变成一种政策，这也很重要。
社会需要沟通。
当年的领导人之所以接受了一开始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接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后有多少经济学家的功劳？有时候就是为了编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对中国影响很大。
你现在回过头来从历史上来看，我们这个国家毛病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大量的资源、精力、时间花费在编说法上。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合理安排资本结构
影响 的股 权结 构一 般应 满 足两 个条 件 ： 一 ． 权 集散 第 股 治理成 本 之 和为最 小 的股 权 集散 程度 ； 第二 ， 份持 有者 的身 份 应 当是 明确 的。 股 二、 目前 我 国上市 公 司治 理结 构 存在 的 问题 我 屋 屋有 控 股上 市 公 司是按 照 公 司制原 理 建立 起
Ｂ ｌ ｎ １９ 认 为 ， ｏｔ ，９ ２） ｏ 资本 结 构 的选 择 就是 控 制 权 在 股 东 和 债权 人之 间的选 择 与分 配 ，最 优 的资本结 构就 是 在一定 负债水 平 上 导致 企业 破产 时能将 控 制权 由股 东 转 移 给 债权 人 ， 而实现 债 权人 对经 营者 的控 制 。 维 从 张
替代 的 治理结 构 。 张维迎 （ ９９ｊ 为 ， １９ 认 资本 结构 是 公 司治 理结 构最 重 要 的一 个方 面 ，公 司 治理结 构 的有 效 性在 很大 程 度上 决定 着 公 司治理 结 构是 否完 善 ：所 有 这 些 观点 表 明 ，资本 结构 是 否合 理在 很 大程 度上 决定 着公 司 治理结 构 是 否完善 。 正是 因为如 此 ， 本结 构 对 资 治理 结构 的影 响 已成 为２ 世 纪７ 年代 以来现 代资 本 结 ｏ ０ 构 理论 所研 究 的一 项 重要 内 容 。笔者 主要 从 如下 两个
方 面 来分 析 资本结 构 对 治理结 构 的影 响 ： （ ） 务 对公 司治 理 结构 的影 响 。 一 债 债权 人 作 为公
司的 外 部 投资 者 ， 权 力是 受 《 司法 》 《 券 法 》 其 公 、证 、 《 同 法 》、 破 产 法 》等法 律保 护 的 。 合 《 债权 人受 法 律保 护 的权 利 主要 包括 当企 业 不 能偿还 债 务 时 ，对 抵 押财
张维迎-寻找中国企业的基业长青之道
张维迎：寻找中国企业的基业长青之道2005年2月22日-24日，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五届年会在滑雪胜地亚布力召开。
针对会议主题中国企业基业长青之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做了演讲：非常高兴每年一度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能在这里给大家做演讲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企业的基业长青之道，这个问题我自己考虑了几年。
我有一篇文章基业长青从大学看企业，我们发现世界上生命力最强组织的一类是大学，另一类是宗教组织，最有生命力的恰恰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组织。
我在老家的时候有一句通俗的话叫，枣树三年不算死，枣树第四年可能会活过来，桃树连续四年长得非常好，可能第五年的时候就死了。
希望中国的企业更多像枣树而不是桃树，非常可惜我们现在属于桃树类的企业比较多。
有关中关村科技园企业的研究，从95年到2003年企业的变化做了一些系统的分析，我在这里给大家报告一个简单的数字，如果我们说95年企业按照它的规模最大的20％的企业，其次的20％直到最小的20％，八年之后规模最大的20％的企业有多少家生存下来？只有38.5％的企业生存下来，61.5％的企业在95年的时候规模最大，2003年已经不存在了。
再下来的38.5％的企业里面只有22.9％的企业仍然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规模最大的20％，其它大部分都规模缩小了，包括有2.1％的企业进入了中关村2003年规模最小的企业。
这个是按照物源人数来划分的，按照企业收入划分大体情况差不多，58.8％的原来95年时规模最大20％的企业已经消亡了，仍然留在最多20％的企业只有21.8％。
我们看一下柳传志在三年前讲过的一段话，我是从1984年开始办企业的，18年来跟我同台领过奖的许多著名企业家今天回过头来一看绝大部分都销声匿迹，翻身落马，原因我想有两类。
一类是他们把自己企业改制中或者是某种变种之中赚钱的方式当做一种铁律，沿此模式大步发展下去，以至对业务造成重创，二是有相当多的人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没有弄清楚，过早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犯了错或者犯了规，所以也死了。
张维迎基本观点综述
张维迎基本观点综述张维迎1959年生于山西省吴堡县，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1982年获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12月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直至1990年8月。
1990年9月赴英国牛津大学读经济学，1992年6月获硕士学位，1994年7月获博士学位。
同年8月回国，现就职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同时为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
80年代曾在全国级学术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论文，其中1984年3月所著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在国内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
james mirrlees和donald hay的鼓励和学术指导对我完成这篇论文是非常关键的。
好几次，当我被一些技术性问题或理论问题搞得感到无路可走时，使他们帮我找在牛津读书期间，师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理论，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james mirrlees和donald hay教授的指导。
一个隐含契约是，donald 负责对论文的总体指导，james负责模型的技术性问题。
在过去三年里的学习期间，我基本上是每两周分别见他们一面，讨论论文有关的各种问题，从基本思想到分析方法无所不包，我确信，我是牛津大学最奢侈最幸运的学生，能分享到导师如此多的时间的学生的确是不多的。
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Donald为我所做得远远多于一个导师假定要做的，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我还要感谢meg meyer 博士。
在1992年秋季donald休假期间，她承担了对我论文的指导工作。
特别是，她对我M.phil论文的建设性批评，对我把M.phil论文发展成目前的这片博士论文帮助极大。
Meg对我的帮助并没有随她的官方责任的中止而中止。
张维迎：中国企业走向基业常青的八个问题(一)
张维迎：中国企业走向基业常青的八个问题(一)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我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企业要做到基业常青，最重要是企业的领导人。
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人最需要的三个素质：第一是理念，第二是远景，第三是要有激情.要做到基业常青，企业自身的素质与努力很重要。
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机会特别多，抓住了机会就能发达起来；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具有核心竞争力。
今天我提出这样8个方面的问题供大家思考。
一、改变企业经营理念要想基业常青，企业家就要从赚钱转到干事儿、干事业，从出产品做项目转到真正做企业。
比如房地产领域，大量企业都不是在做企业，而是在做项目，过去制度不规范，有些企业利用制度空间可能发达起来了，但是由此养成了好多坏毛病。
如果我们看一下就会发现，能够长期做好的那些企业，其实正是那些在不规范的情况下努力规范做事的企业。
二、学会制定公司战略中国好多民营企业在创业的时候没有战略，全是靠机会。
企业由创业转向成长，战略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问题是现在中国好多企业并没有学会怎么制定战略。
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下专业化、多元化的问题。
我们企业家必须认识到，市场越规范，多元化越困难，专业化的优势越明显。
国外企业的多元化都是在某一个基础上，有了核心竞争力，然后再向其他领域拓展。
中国好多企业还没有任何核心竞争力的时候就搞多元化，想成功非常困难。
三、如何管理大企业大企业和小企业最大区别是什么？小企业的资源和信息基本都集中在企业家手里和脑子里，而大企业的资源和信息集中在众人手里。
中国企业家都习惯于管理小企业，将来就要学会把分散的信息统一起来服务于企业统一目标。
要做到这一点，系统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非常重要。
一些在跨国公司做得非常优秀的管理人员，一到中国民营企业就玩不转了，这是因为他们在跨国公司是靠系统的能力发挥作用，而在中国企业，所有东西都要靠个人能力运作。
张维迎内部发言
张维迎内部发言：最新经济形势报告2015-04-02西大商业评论西大商业评论思想的碰撞，思维的拥抱，管理的实践，行为的互动，成果的分享时间：2015年3月14日场合：“中国经济观察”第40次季度报告会发言：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最新经济形势报告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关心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它的转型。
这里边讨论最多的问题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投资、消费等等，还有产业政策。
| 新古典增长理论：没有增长机制在我看来在讨论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受两种理论模式主导。
这两种理论模式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
第一种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
就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产出的GDP来自三方面的因素，资本、劳动、技术。
如果我们算一个增长率的话，增长率是等于技术进步率或者叫做全要素增长率，再加上劳动增长率，根据它们每一项，都由GDP的弹性而定。
这个理论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增长机制。
比如说资本积累，谁来进行资本积累？没有。
尽管现在我们讲的内生增长理论，不像新古典理论一样当作一种外生的，而是当做一种自我强化的过程，但是仍然没有解释这个技术进步是怎么带来的，这个理论也没有任何结构问题，谈的也是一个总量的增长，而不涉及到一个产业结构的变化。
按这个理论接下来我们就会有一些政策的诉求，比如说第一个诉求是资本积累是最重要，一个国家要增长，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固定资产的投资。
第二，这个投资可能需要政府来做，特别是在落后国家，更需要政府来替代企业家进行投资。
从五十年代开始，这可以说是好多计划经济国家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甚至在今天，在我们国家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错的离谱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早是为了应对经济波动的，可以说是一个短期的宏观政策。
现在在我们中国，甚至说在全世界，变成了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或者是长期的经济学。
像我们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或者现在的十三五规划，基本思想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关的。
投资有什么变化，消费怎么变化，出口怎么变化，这就变成了一个三驾马车。
2011夏季达沃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发言实录
新浪财经讯9月15日上午消息，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即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9月16日在大连举行，新浪财经进行全程直播报道。
以下为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发言实录。
主持人田薇：很长的单子，最重要的问题，郭先生也谈到了，张教授请您解读一下，这么多的任务，哪些是最重要的，而所有这些任务似乎又是枝缠盘结的，都在一起，如何找到一个突破点？张维迎：最重要的是改革本身。
我简单评论几句，他讲到教育，讲得非常中肯，整个几十年的教育是失败的。
这个失败，教育作为培养人，培养自主有创造性的人没有注意，培养有道德的人没有注意。
如果所有的学校都取消了，包括连小学、大学全取消了，中国人的知识水平会大大降低，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会大大提升。
这一点一直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走过来，都培养大家在说假话，这个实际上影响到我们的国民素质，现在讲到我们的很多企业，学校的信任没有的时候，没有真正反思这个问题。
其他方面，可能并不一定跟晓强主任的观点一样。
规划和计划，过去60年没有什么成功的，如果看一下历史，看一下前5年，每年计划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长20%、30%，你单年都计划不出来。
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计划这个东西基本就是一大批聪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
当然现在对它给予这么多的希望，我想在中国的体制下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仍然是政府在主导经济的发展。
针对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需要讲。
第一个，我自己多次谈到，我们用的扩大内需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开发国内市场，因为扩大内需，经常会倒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为用刺激性的手段就可以把中国经济发展起来。
而中国经济真正发展需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要靠企业家精神，这个企业家精神是政府给不了的，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给不了的。
与此相关，需要创新，需要产业升级，需要创新，从历史看靠政府不可能创新的，我们很多产业政策实际上导致的后面变成寻租的政策，我们给某一个产。
北京大学张维迎老师实战经历真情演讲
北京大学张维迎老师实战经历真情演讲张维迎：点评很不容易，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和冯仑是大学同班同学，但是我在我们班的时候，我们看他有潜力成为一个政治家，没想到他后来变成了一个企业家。
因为他是搞研究出身，所以下海之后仍然不断的进行学术研究，所以自己读书，而且拿到了博士学位，所以被称为商业界的思想家。
我本人和他的交流比较多，所以他很多故事我原来有一部分听过。
刚才他讲的非常精彩，他是以自己做企业的感受，讲到民营企业经历的几个阶段，特别是谈到怎么处理创业元老之间的关系，怎么分家，一直到现在怎么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
主持人说我对他的观点有批评，今天也他不上批评，我们只是交流，也许对郭总的批评更多一点，但是他不想让我批评他，所以安排别人点评。
给我安排一个小时时间，我觉得有点长，既然如此，我就结合点评他，讲一些更宏观的问题。
有一个统计，就是200年前，人类所有消费产品是十的二次方到三次方，就是几百种，各种各样的、镰刀、斧头、钥匙都算上。
现在人类消费产品有多少呢?是十的八到十次方。
我们消费感觉并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们消费东西的时候，比如手机的时候，实际上是花费了成千上万的产品生产出来的。
人类最初消费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比如镰刀、斧头这些工具，尽管我们可以直接看到麦子是怎么种下来，怎么收割，然后面市。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张维迎老师怎么是十的二到三次方产品变成十的八到十次方呢?这里面我们看到是各种产业链条的延长，原来一个人做的事，现在无数人去做，我们在吃馒头的时候，在座的可能没有人种过麦子，没有人磨过面，但是这些都有人去做。
问题是怎么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在80年代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靠企业家精神，包括在座的各位。
我们想一下，我们看西方200年，我们想中国30多年前，我们除了“富二代”之外，大量跟我年龄一样的，更小的是70后的应该有记忆，我们产品非常匮乏。
我们今天用的大部分产品，我们真的想不到，就是打死也想不到说20年之后、30年之后我们可以用上手机等等这些东西。
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获奖感言
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获奖感言第1篇：张维迎获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获奖的感言张维迎在会上发表获奖感言称，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自己的研究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
他举例说，人类相当长时间内选择了糟糕的计划经济，并不是由于人们不在乎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真正利益所在，他们以为计划经济可以对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而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
张维迎还表示，经济学家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必须有真正的*的精神，因为人类的新思想总是从一些少数人开始的。
“经济学家只有在他保持他真正的*精神、真正地充满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我想他所提出的观点才是值得重视的，才有可能对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
”第2篇：张维迎获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获奖感言张维迎在会上发表获奖感言称，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自己的研究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
他举例说，人类相当长时间内选择了糟糕的计划经济，并不是由于人们不在乎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真正利益所在，他们以为计划经济可以对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而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
张维迎还表示，经济学家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必须有真正的*的精神，因为人类的新思想总是从一些少数人开始的。
“经济学家只有在他保持他真正的*精神、真正地充满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我想他所提出的观点才是值得重视的，才有可能对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
”第3篇：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获奖感言张维迎在会上发表获奖感言称，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自己的研究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
他举例说，人类相当长时间内选择了糟糕的计划经济，并不是由于人们不在乎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真正利益所在，他们以为计划经济可以对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而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
张维迎还表示，经济学家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必须有真正的*的精神，因为人类的新思想总是从一些少数人开始的。
张维迎博鳌论坛最新演讲
张维迎博鳌论坛最新演讲以下是张维迎发言实录：张维迎：尽管中国个别的企业很有创新能力，但是总体来讲，中国的企业创新能力不够。
不够的主要的因素还是我们的体制。
其实我们要想说，创新的关键因素就两条。
第一自由竞争。
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政府根本不应该关心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事。
政府关心创新的时候会制定很多的政策，制定政策就会影响企业家的激励机制。
中国制定很多产业政策和鼓励创新的政策，然后给很多的补贴，这诱使一些企业家学坏了，成天想办法怎么样申请政府的补贴，申请之后并不真正的创新，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政府需要使得企业家对于未来充满信心，一般来讲创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产业政策。
政府老想批准，说哪一个东西有前途，然后应该支持，如果微软四十年前政府也批不准，谷歌十年前政府也批不准，重大创新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出来，只有少数人可以想到，但是要冒很大的险，最后市场说了算。
这样才是创新。
如果我们事先都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东西不能叫做创新，这个创新应该高度不确定，这个只能留给市场。
我想中国的企业家很多对于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所以他们更喜欢套利就是短平快的钱。
我们确实很多的企业很优秀，总体而言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我觉得考虑三五年之后的人不是很多。
嘉宾：我想问一下张维迎教授，就是您怎么看待国企所有制改革的前景，有人说这个羊入虎口你是怎么样看的？国企改革和创新有无关系？张维迎：这个当然有关系。
国有企业他本身是中国经济创新能力低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我认为，如果中国不能解决国有企业这么庞大的国有企业问题，不要指望中国的企业整体上很好的创新，因为大量的资源、最好的资源其实都是在国有部门。
另外关于混合所有制，我认为短期来讲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措施是可以的，就是将来国有企业要逐步民营化，并且私有。
但它不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稳定制度，混合所有制作为长期稳定制度一定会产生严重的腐败。
“我活着的时候没戏”在论坛尾声的时候，主持人胡祖六请各位嘉宾预测中国的创新能力何时能超过美国。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的冠军主题演讲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的冠军主题演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的冠军主题演讲我谈的是冠军的塑造与时代的特征，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我想有两个：第一，全球化。
第二，信息爆炸。
就我们今天的主题而言，我觉得这两个特点大概带来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只有全球冠军，没有地区冠军。
现在每一个行业都表现的非常明显，用体育来讲我想我们生活在北京的人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北京的乒乓球冠军是谁，游泳冠军是谁。
我们只能记得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过去唱歌有地方戏，每一个地方戏都有名角。
现在我们都在听流行音乐，我们听的都是全世界或者是全中国最好的。
在企业界也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个不能成为世界品牌的企业会受到大家的喜爱。
第二，冠军都是“短命”的，打一个比方冠军这个名声已不再是一个耐用品，而是一个消耗品。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榜样，就是李宁先生，我们知道李宁先生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获过三块金牌，在汉城奥运会的时候他从鞍马上掉下来，大家知道他当时的情况其实很不好。
但是他转的非常成功，而且他是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当然要成为企业家不是你想转就可以转的，而是你要具备很多企业家应该有的素质，特别是领导人的能力。
而一般冠军经常缺乏对人的领导能力，刚才谈到冠军和领导力是不一样的，在很多行业冠军都是个人主义，而领导力要求你能够忽悠别人干事，而不是自己干好，李宁成功的例子可能值得我们很好的研究。
第三，冠军不仅仅是某一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物，而且要求你成为道德的楷模。
在过去我们知道某一个人在某一个行业做得很好，大家不会关心他的道德行为如何，你是一个唱歌的，你歌唱的好没有人关心你的私生活如何，你是打球的也没有人关心你的私生活如何，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信息化非常高，信息爆炸，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变的非常透明。
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网络上专门来进行包括偷拍各种方式来寻找名人。
我们对冠军寄予太多的希望，我们希望他在每一方面都有楷模。
我们希望看名人的笑话，希望看比自己优秀人的笑话，所以给你荣誉的同时也随时奚落你和挖苦你，这是我们所有成为冠军的人，无论你是体育的、文艺的、学术界、体育界的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张维迎国企不可能建立有效公司治理
张维迎国企不可能建立有效公司治理张维迎国企不可能建立有效公司治理作者：张维迎时间：2014-03-02 浏览次数：68 次1只要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国企能像私企一样有效。
这种观点主导了2003年后的国企改革2国有企业领导人的选择更多是基于个人关系和政治上的效忠，而不是企业家素质和业绩3国企领导人更多的把自己看成是政府官员，而不是企业经营者，他们追求的是仕途升迁4假使改善治理结构，国企可以像私企那样有效运行，民营化不是更简单更直接的方式吗编者按：全国两会将于2014年3月3日起陆续召开，国企改革会有什么新动向？国企能不能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这些都是各界最近关注的焦点。
是不是只要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国企就可以像私企一样有效率？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不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张维迎教授从理论和事实两个层面对此做出精彩分析。
所有制不重要的观点是错的一种观点认为，重要的不是所有制，而是公司治理结构；只要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像私有企业一样有效率。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国有企业能建立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吗？答案是否定的。
公司治理结构是私有制基础发展出来的一整套有关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处理权利和责任的行为准则，它是个人契约的产物。
国有企业是政府强力施加的一种制度，不是个人契约的产物。
国有企业改革通常从模仿市场经济中公司治理结构开始，也就是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开始，在中国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
一种观点认为，私有制企业已发展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的日常决策由职业经理人负责，股东并不介入企业的日常运营，说明所有权不重要了。
既然私有企业可以通过公司治理解决代理人问题，为什么国有企业不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解决代理人问题呢？因此，重要的不是所有制，而是公司治理结构；只要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像私有企业一样有效率。
这种观点实际上主导了2003年后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国资委自成立以来的工作重点就是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张维迎：国有企业不能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司治理结构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政府和企业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以“公司治理”冠名的研究机构层出不穷，有关公司治理的学术研讨会、培训班数不胜数，研究公司治理的学术论文、专著和政策报告汗牛充栋，一些研究机构和咨询公司还编制了“公司治理结构指数”，试图对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公司治理质量进行量化排序。
在学术界，参与公司治理研究的不仅包括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而且包括金融学家、会计学家、管理学家、政治学家，甚至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化学者。
在各国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已成为立法和制定公约的重要议程。
在产业界，完善公司治理已成为公司董事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公司的董事会成立了“公司治理专业委员会”。
在中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几乎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代名词，也是在诸如“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这样一些监管机构工作的官员的口头禅，这些机构发的法规性文件有相当部分可以划归于“公司治理指引”。
公司是市场经济中人与人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主体。
正是通过这种形式，不同要素的所有者可以组织在一起，合作生产出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获得各自的收入。
也正是公司这种组织方式，推动了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类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全人类生活得到了普遍改善。
没有公司制度，就不会有市场经济，更不会有世界范围的分工合作和经济的全球化。
应该说，公司治理问题受到如此普遍的关注和研究对改进市场经济的效率和促进社会公平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在我看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讨论中存在一些普遍的误解，并且，这些误解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理由，被用来指导立法和政策实践，结果是，人们所做的努力有时不仅无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甚至适得其反。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把这些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普遍误解归纳为六个方面，并对每一个误解作出评论。
当然，我们的讨论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学家的观点，并以中国经济为背景。
张维迎_从公司治理结构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问题与出路
从公司治理结构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问题与出路张维迎(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从扩大自主权和利润留成算起，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过了17年的历史。
如何评价这项改革的成效？或者简单地说，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如果你向所有关心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得到的大概是两个相反的答案。
一个答案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成功的”。
给出这个答案的主要是海外的经济学家，包括海外的中国经济学家，但主要是外国学者。
已发表的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包括Chen等人(1988), Gordon 和Li （1989），Jefferson、Rawski和Zheng (1992), Naughton和McMillan (1992)，Hay等人(1994), Groves 等人(1994, 1995), 等等。
这些研究的一个基本发现是，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自改革以来年平均增长在2~4%，对比之下，改革前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
有些学者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经验证明，所有制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
与海外经济学家的答案形成显著对比的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的答案。
中国经济学家的主流观点是，十几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或者说是失败的。
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这种不成功可以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如果我这里引证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的文章作为代表，我将免不了冒犯“英雄所见略同”的其他经济学家。
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也被中国的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企业经理、以及普通民众分享。
我在国内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国有企业还有希望吗？”为什么中外经济学家在评价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成效上的分歧有如此之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内经济学家主要依赖直感作判断，而国外经济学家大多使用计量经济学分析得出结论，直观感觉中不尽人意的地方很容易在结论分析中遗漏。
第二个原因是，国内经济学家常常是把观察的现象与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目标模式作比较，而国外经济学家则把现在与过去作比较，或者说，中国经济学家是“向前看”(forward looking)，而国外经济学家是“向后看”(backward looking)，这样，当实际情况处于中间状态时，中国学者认为是一种失败，而外国学者却说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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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与实践”演讲（一）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一段时期以来，据新闻媒体爆光，因弄虚作假遭到处罚的上市公司累累发生，其手法一个比一个恶劣，后果一个比一个严重。
究其根源，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认为法人治理结构是一个关键问题。
目前，我国已有上市公司一千多家，从其运行机制和实际治理水平来考察，确实距离法人治理的实质要求，差距很大。
因此，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就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也成了证券监管部门工作的重点。
2001年10月24日下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以“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与实践”为题，向在国家会计学院举办的第二期国有金融机构监事会人员培训班的学员作了报告。
张维迎教授的报告，理论新颖，论证翔实，内容丰富，开拓创新，联系实际，敢想敢说，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赢得了到会听讲的监事会人员的高度赞赏。
张教授从郑百文、猴王实业、方正科技三个实例讲起，首先提出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
他说：郑百文重组方案，有人漠然，有人反对，有人同意。
交织着政府、股东、大小股东等各个方面的十分复杂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一个企业既然已经破产，股东就不再具有股东的权力，按照《破产法》的清理程序，其权力应当属于债权人，我想，银行应当是最大的债权人，但银行能作得了主吗？难说！正因为关系复杂，使得重组进行得非常艰难。
据查，郑百文有三大作假：一是虚增利润：在其披露的相关年度报告中称：1994年该公司净利润为2，513万元、1995年为2，740万元。
经查明，“郑百文公司”在上市前的1994年－1995年，采用虚提返利、少计费用、费用跨期入帐等手段，虚增利润1，908万元。
其中：1994年284万元，1995年1，624万元；二是股本金不实：经查明，1992年12月，“郑百文公司”实施增资扩股，应募集资金19，562万元，而1992年末实际到位资金仅334万元，其余资金直至上市（1996年4月）后的1997年才陆续到位；三是上市公告书重大遗漏：经查明“郑百文公司”1994年-1995年度，累计有22家外地分公司的经营情况未并入股份公司会计报表，其中：1994年度6家、1995年度16家。
象郑百文这支股，如果不是政府撑腰，靠财政补贴，谁能重组得起来？又有谁敢买这支股？又如猴王实业：据媒体公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猴王”的公告。
猴王公司1994年7月以来，长期借款给猴王集团使用，金额达8.91亿元，另有3.3亿元大金额银行借款不入账。
1998年以来，又为其提供担保2.44亿元。
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事项共32项，金额达3.5亿元。
这里面交织着母子公司的关联交易，母公司办了个子公司，成为上市公司，上市圈到的钱，到了母公司的口袋，上市公司成了空壳，股民的钱跑到猴王集团那里去了！还有方正科技，那是企业内部关系问题。
不存在“一股为大”，方正没有大股东，他们最大的股东的股份也只有3%，但是，他们内部斗争很激烈，权力之争，谁来坐头把交椅？谁也不服谁！也很复杂！这三个案例，就引出了公司治结构的核心问题：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是经理应该对谁负责。
这不仅在世界具有共性，在我国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国家的经济活动，关联关系、关联交易特别多，经理究竟应该对谁负责？需要很好研究。
张教授介绍了国际上的五种模式：一是股东导向模式。
股东导向模式日益为各国所仿效，它以股东利益为基础，以盈利为导向，应当是一种标准模式，从九十年代开始流行，美国大多采用这种模式。
随着资本市场进一步全球化，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也呈现出强烈的趋同趋势，重视资本市场的作用，更能够适应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
我国即将加入WTO，也面临这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二是经理人员导向模式。
经理人员导向模式是对经理负责，经理对企业实行强有力的控制，但由于经理人的频繁更换，使得这种模式不够稳定。
在企业中，经理人员掌握企业经营管理权，把追求自己的利益作为企业经营导向，显然是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利益。
我国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三是劳工导向模式。
这是德国的模式。
德国的公司法要求要董事会要有一半的员工担任董事。
德国没有监事会这个词，都用董事会这个词。
我们的《公司法》起草者中，有一部分是从德国归来的，所设想的是德国的模式；四是国家导向模式。
国家导向模式的企业经理主要对政府负责，服从政府利益需要；在世界上是以法国为代表，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更是如此。
企业只对国家、对政府负责；五是利益相关者模式。
利益相关者模式服务于债权人、工人、当地居民、客户、供应商、政府等与企业有利益关联的各方需要。
从治理结构的趋向看，是向第一种模式发展。
美国的股东导向是最成功的。
股份的大小并不是主要问题。
证券市场要培养机构投资者，要发展基金。
国外有的基金是最大的持股者，几乎对有的上市公司占有70~80%有股份。
股东小，你可买，买来买去，你就成了大股东。
股东越大，责任越大，当然利益也就越大，所以他就一定要想把企业办好，短期行为倒霉的是自己。
我国加入WTO以后，国有企业怎么办？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张教授接着讲到非股东导向模式失败的四种力量：一是逻辑力量。
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谁的利益最容易由合同保护？工人的利益由劳动工资合同、最低工资待遇等规定及工会组织来保障；债权人可以把企业状告到法院来维护自身利益，公司破产后剩余资产也可以补偿债权人损失；消费者有消费者保护法维护利益。
只有股东，自担风险，无法用合同规定投入的资本免于损失。
大家知道，任何合同都不是完美的，都会留下难于解决的问题，现实中合同所能保护的只能是极少的一部分。
而股东的利益却是无法用合同来保障的，谁能保证你只赢不赔！？而这恰恰是最合理的。
其次是谁的偏好最容易加总？在一个企业中，集合了很多的利益相关者，笼在一起不好办。
没有一个好模式，影响企业决策效率。
好比吃饭，大家都是四川人，都吃辣的，那好办。
如果南方、北方不同地方的人在一起，那就不好办了，众口难调！企业不是一个人，如果说由工人说了算，那也不好办，工人群体中有新工人、老工人，利益也不完全一致。
年轻人说，我干活多，我应当多拿点；老工人说我快老了，要多拿点；而股东是同质的，只要企业价值增加，股东利益就增加，同股同利，利益均等，才好协调；第三是谁最容易监督？二是榜样的力量：谁的表现最佳？三是竞争的力量：谁最有能力生存？四是机构股东的力量：谁有办法监督经理人？由于这四种力量，导致非股东模式的失败。
（二）为什么需要企业？人类的所有活动分为两类：经营活动决定干什么，如何干；生产活动是执行过程，将投入变成产出。
由于个人能力存在差异性，各人都不一样。
现代信息很多，有的人能够抓住机遇，当机立断进行拍板，很快取得成绩；有的人即使占有再多信息，不能迅速决策，失去良机，一误再误，无所作为。
正象我们的国有企业，开始叫没有自主权，但有了自主权以后，又不知道怎么用！？那你说怎能么办！？企业的本质是不同能力的人的合作：经营能力高的企业家制定决策，经营能力低的管理中层及工人执行决策。
企业家如果不能进行决策，决策后又不能执行，那这个企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干脆解散算了！这样，企业面就临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经营者选择问题，二是对经营者的激励问题。
谁有能力？谁没有能力？应当有一种制度造就一批人才出来，要有一整套评价指标。
而企业家、经营管理者，不是象注册会计师、律师，出一套考试题，让他去考试，合格了就是企业家，没有那么回事，全世界就没有企业家的考试。
如果这样能解决问题，那就好办了，通过考试，建一个企业家人才库，取得90分的管特大型企业，80分的管大型企业，70分的管中型企业……。
但这确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硬性的指标测度企业家能力。
由于主客观因素，单纯依靠企业经济效益衡量企业家能力是不全面的。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说了假话、报了假账，只有靠一套有效的制度。
如何保证能力最高的人经营企业？如何让人对自身能力说真话？张教授强调：越富有的人越不愿意高估自己的能力，股东拥有的财富越多，就会更谨慎评判自身能力，聘请高水平的企业家代替经营自己的资产。
因而，让经营者拥有财富是选择经营者的有效手段。
另外，越易偷懒的人越需要拥有所有权，越重要的人越需要拥有所有权，因为经营者最难监督，经营者最重要，经营者理当拥有一定所有权。
激励机制研究如何让人不偷懒。
人可以偷懒缘于合约的不完备性，合约无法明确个人每时每刻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团队生产使区分每个人的贡献较难。
解决企业这两个问题的核心是所有权结构，即分配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剩余控制权是难以用合约规定的权利。
剩余索取权即股权。
（三）公司治理结构的运作公司治理结构的运作核心有两条：一是职业经理与投资者的关系，二是控制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
通过法律规范强化对投资者的保护，是增强投资者信心的必要手段。
49个国家的经验研究证明哪里对投资者的保护得好，哪里就更吸引投资者。
公司法在公司治理结构中通过股东→董事会→经理人这种层层的委托控制关系保护投资者，其中董事会居于核心位置。
董事会的责任是代表全体股东利益行使对经理的监管，其投票规则与股东大会不同。
董事会负有诚信责任，要以整体股东利益作为决策标准，而不能仅代表个别股东利益。
张教授指出董事会的规模不宜太大，太大难以召集，往往被个别股东所掌控，七、八个董事比较适当。
对于外部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有：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对内部交易行为的限制；对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的限制等等。
法律手段能解决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由于行为的可观察性、可鉴证性难定标准，一个人、一个企业没有内在积极性，法律也无能为力。
任何合同都不是天衣无缝的，经常会遇到合同中没有规定的事，哪你说怎么办？权力就是因合同的不完备而给的。
合同中囊括了一切，那就没有权力了。
合同越不完备，权力就越大；政策越模糊，权力就越大，企业就是如此。
好比到饭店吃饭，红烧桂鱼、麻婆豆腐，老板说吃了再算，那可麻烦，谁敢来吃！政府各部门要是这样，那权力可大了！进了WTO，这方面一定要事先讲清楚。
所以，最优的所权结构，主要是解决分配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剩余控制权包括难易用合同规定的权利及完全合约与不完全合约。
剩余索取权包括合同收入与剩余收入，前者是稳定的，后者是调动积极性的。
张教授指出，激励机制，就是要解决如何让人不偷懒。
在形式上有三种安排：一是实行合伙制，分享权和共享剩余权。
会计师、律师就是这样。
合伙人之间是平等的。
；二是实行经营者所有，这是古典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工人拿工资，老板分红；三是实行生产者所有，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就是这样，他们是老板拿工资，工人分红，但失败了。
影响采取哪种形式的基本因素有两方面：一是监督的难易，二是相对重要性。
要让经营者变成企业家，因为经营者最重要，又最难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