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郭素娥与七月派小说

《饥饿的郭素娥》与“七月派”小说授课教师：董丽敏今天我们以路翎在四十年代的代表作《饥饿的郭素娥》为一个基本的切入角度，来分析路翎这样一位四十年代非常著名的小说家。

提起路翎，我想大家可能对他非常的陌生，事实上近年来路翎的研究是非常热的。

四十年代在我们的现代文学史中间可能一向不被认为是创作成就比较高的，但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关于现代文学如何向当代文学转化的研究，在这样一个关节点上，四十年代的文学重新受到了重视。

按照郜元宝教授的一个分析，四十年代的作家大致是有三个代表性的作家，这三个代表性的作家是代表了三个不同的路向的。

一个是属于沦陷区的作家，也就是张爱玲；一个是属于解放区的作家，赵树理；一个是属于国统区的作家，就是路翎。

在郜元宝的分析中间，这三位作家代表了四十年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三位小说家崛起的年份都是在1942年，这很奇怪吧，1942年在我们看起来应该是整个国家最最危亡的时刻，但是恰恰在不同的地域，出现了三位非常优秀的小说家。

和另两位小说家相比较而言，路翎常常是被人所忽视的。

为什么他被人所忽视呢？他的创作又呈现出了哪些和其他人不一样的特点？今天我们怎样来评价路翎的创作？我想对我们今天重新来认识四十年代文学的成就，特别是来理解现代文学的多样性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路翎的生平。

路翎，1923年到1994年，南方作家。

当然在他的创作中间大家也能感觉到南方文化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因素是非常匮乏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南方作家，体现了南方文化特点的像是苏童，他笔下所描写的南方就非常具有南方文化的特点。

路翎童年生活比较艰难，他3岁的时候父亲就自杀了，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此后路翎就跟他的舅舅姓徐了。

1939年，路翎的处女作《要塞退出之后》被胡风采用，发表在1940年的《七月文丛》，这个时候他才十六岁，非常年轻有才华的一位作家。

而正是这篇小说，使得路翎认识了胡风，而胡风也被路翎称之为“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

可以说，从认识胡风开始，路翎的人生开始了最重大的转折，此后，路翎逐渐成为胡风所主办的一份杂志《七月》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和胡风结识，是路翎这一生中的个人生活和文学活动史上相当重大的事件之一。

在这位“友人和导师”胡风的影响和帮助下，路翎出众的创作才华得以有效调动、规范和激发，走上了创作的道路。

后来胡风在回忆他和路翎见面时的情景是这样说的：“他年轻、纯朴、对生活极敏感，能深入地理解生活中的人物，所以谈起来很生动。

这是一个有着文学天赋的难得的青年，如果多读一些好书，接受好的教育，是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的。

”路翎是他的笔名，但是这个笔名取得非常的奇怪。

第一个字“路”是取自他从前的恋人的名字，少年路翎抗战期间曾流浪到四川，有个很快就分手了的恋人叫“李露玲”，笔名第一个字“路”就跟“露”谐音。

第二个字“翎”却是取自他的情敌的名字，是一位著名音乐家，在四十年代曾用“彤翎”做笔名发表过一些作品。

用情敌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确实是非常少见的，从这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路翎这一思维不同于常人的一面呢。

路翎很早就开始创作《财主底儿女们》，断断续续写了大概有20万字，但后来这份手稿在寄给胡风的过程中遗失在战争的炮火中。

后来在胡风的鼓励下，路翎开始重写这部作品，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80万字，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总共有79万字的《财主底儿女们》便是他于1944年春夏之交以惊人的毅力完成的杰作。

胡风为这部书写了序，在序的开头他就写道：“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在1940年的时候，路翎经人介绍，到政府里去当办事员，而由于工作的原因，也开始接触到当地矿工的生活，并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矿工生活的小说。

这些小说都是表现了矿区社会的贫困、受剥削、疾病、死亡、无棺材的墓坑河极穷的半裸的女人的痛苦。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路翎独特的美学追求已经非常明显了，他追求的是那种粗犷的力之美，沉重的情感份量和激荡的心理狂潮。

他的文笔在描绘这一类题材时也显得比较冷，抽离感很强。

在矿区的这些丰富的生活积累使得路翎开始进入创作高潮期。

1942年他就写成了他最著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这个时候路翎还不到20岁。

在这篇小说中间，描写了一个受着肉体的饥饿和精神的饥饿的煎熬，而又始终固执、并且绝望地追求生命价值的女人，一个流浪汉型的工人，一个农民型的工人，他们的性格碰撞中，几乎不知节制地迸射出激越的原始生命强力，这其中蕴涵着对个性解放的积极追求。

然而也有研究者论述道，这种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与其说让人们感到了这种正面的泥泞，不如说更深的印象是反抗的悲凉。

”1955年“胡风事件”中，路翎自然首当其冲的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

他向来性格很刚烈、很刚硬，对于这种强加于身的罪名自然无法接受。

路翎的夫人余明英后来回忆说：“别人都很理智，他不，他闹，闹得谁都不理他了。

”他曾拍着桌子怒斥审讯他的人是特务、混蛋，一直闹到发生冲突，被绑起来关进了黑屋子里。

在单身监房中，路翎不停地嗥叫，用头撞墙。

在被关了10年后，路翎于1964年1月被保释出狱。

但由于在保释的一年内写了三十余封上诉信，他被以书写反动信件的罪名再次被抓了起来。

这再次的打击使路翎感到了深深的绝望，精神从此变得失常。

这时候路翎正当壮年，这一个年龄段对一位作家来说，无论是人生经历也好个人体力也好，应该是创作的黄金时期，但对于路翎来说，他已经被整个的毁掉了。

不但每日被施以电疗，还服用药物来抑制狂燥的心情，电击和药物极大地损害了路翎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他变得反应迟钝，从此整个人有点痴痴呆呆。

直到1975年路翎才出狱，被发配在街道扫马路。

此后的四年半里，路翎每天凌晨3点，就拿起自己准备的一把破旧的大扫帚到街上清扫，而他又偏偏特别认真，常常要到中午11点才能完成一天的工作。

他的女儿徐朗在后来回忆道，对苦难“父亲是超然的，同时又是无奈与隐痛深藏的。

”1980年11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路翎无罪。

然而这时的路翎已经57岁，从32岁被关进监狱到57岁平反，人生创造力最强的时间已被白白消耗了。

晚年的路翎一直试图拿起笔来重新写作，但他这时候写出来的作品却大多数都没办法发表，不仅是因为艺术质量的急剧下降，而且他的整个写作都仍然纳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政治化模式化的框架之中。

到了最后时期他的写作已经陷入了狂乱之中，写出来的片段语句都是没办法读的。

可以说，他的艺术生命在他入狱之后就结束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路翎的文学观。

首先第一点，他的文学追求首先是希望文学能够“提出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内容与精神动向的问题”。

对精神现象的这种关注，是最能显示路翎的特点的。

因此正如钱理群所说，路翎“同时兼备鲁迅所说的‘精神界战士’与小说家两种品格。

”也因为有着这样的文学观，他要求自己摆脱所谓的小说作法的束缚，而应该直写人生，花巧越少越好。

而直写人生，就是要无拘无忌地写出精神现象的全部复杂性，包括在重压下带着所谓歇斯底里的痉挛、心脏抽搐的思想与精神的反抗，并进一步发掘出隐藏在心理深处自己所不知道的深度，有时候还是自己否认的心理状态，写出激烈的心灵纠葛等等。

而这每一点追求都是与传统和习惯对立的。

“我企图浪漫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

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底根本的一面，像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

”“我要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

”这是路翎自己对所谓的“歇斯底里”的解释。

所以，路翎自觉地揭示精神现象的复杂、强烈、丰富，挖掘隐蔽的、病态的、阴暗沉重的心理，追求强力的、繁复的美，不仅是对中国的传统美学，更是对民族精神或者说民族心理、情感的公开挑战。

其次来看一下路翎作品的语言特点。

路翎作品中的人物使用的语言没有很明显的个人特征，难以体现出他们的身份。

人物心理独白的语言大都很文艺，感叹句不少，有一点戏剧语言的味道。

人物语言的文艺化引起了当时很多人对路翎的批评，他们认为路翎写的工人，“衣服是工人，面孔、灵魂却是小资产阶级。

”当时有一位批评家向林冰就说他：“人物缺少或没有大众的语言，大众语言的优美性就被你摒弃了，而且大众语言是事实，你不尊重事实了。

”而胡风也谈到，路翎小说采取的语言是欧化的形态，人物的对话也缺少一般的土语、群众语言，而摒弃了大众语言的优美性。

对于这些批评路翎是这么回应的，他说：“工农劳动者，他们的内心里面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知识语言，不土语的，但因为羞怯，因为说出来费力，和因为这是上流人的语言，所以便很少说了。

”“他们是闷在心里，用这思想的，而且有时也说出来的。

我曾偷听两矿工的谈话，与一对矿工夫妇谈话，激昂起来，不回避的时候，他们有这些词汇的。

有灵魂、心灵、愉快、苦恼等词汇，而且还会冒出‘事实性质’等词汇，我想，精神奴役创伤，也有语言奴役创伤，反抗便是趋向知识的语言。

”在路翎的这些文学创作观念上，我们可以看到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深刻影响。

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理论和创作之间的联结，很难找到像胡风和路翎之间的这种深刻的理论和创作之间的联结关系。

胡风自己就曾经说过：“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

”路翎在回忆中也谈到：“他认为，我赞成他的理论；而他，在遇到我之后，就找到了创作实践上的依据，我也支持了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路翎，以及其他被称为胡风派的作家，都是参与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创造的。

因此，我们应该从胡风的理论与路翎创作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去把握“胡风文艺思想体系”，而且要辩证地把握这种关系，不仅要注意到其基本的一致和互相影响，同时也要注意彼此的差异以至矛盾。

下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路翎小说的写作特点。

第一点就是对个体命运的关注。

这里的“个体”指的是疯狂的强有力的底层民众。

“个体生命向自身之外的整个世界的挑战，双方力量悬殊，一种巨大得超乎个体生命想象之外的力量沉重地压来，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人性深层不堪重负的裂变。

它们往往以变态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他们所要对抗的是那无边无际的绝望与虚空。

”第二点则是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和可能的反抗。

第三，叙事上的悲凉美。

最后一点语言的同质化。

估计是大家都不会太喜欢这种类型的作品，它的整个的故事包括叙事的形态可能跟我们大家现在比较喜欢的类型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候来解读一个不合时宜的作品，我们下面就来看看，你们的反应跟它被接受的状况也就是学界的一个反应是不是有某种相似之处，或者是说从中可以看到路翎小说的一个接受史。

路翎的这部作品刚出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邵荃麟就称赞这部小说：“这本书里却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底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