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民间性的成因

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民间性的成因作者：张宏建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6年第08期内容摘要：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所描写的湘西山民，有着优秀的品质，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时不时“感动”和“教育”作品的叙述者。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民间立场的引进”。

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民间性创作的客观事实，已毋庸置疑。

而这个客观事实，它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尚待研究。

对此，我们可以从民间文化形态、民间审美理想和民间审美立场三方面进行探索。

关键词：沈从文小说民间成因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当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者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被启蒙者进行思想启蒙的时候，沈从文在他的湘西题材小说中，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无论是他这些作品的叙述者还是作品中的人物，并没有如启蒙者那样存在批判与被批判、启蒙与被启蒙的现象，实质上却相反，那些对其他新文学者看来应该是被救治对象的湘西山民却有着优秀的品质，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时不时“感动”和“教育”作品的叙述者。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民间立场的引进”。

对于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民间性，本文试图尝试选择一个角度，从民间文化形态、民间审美理想和民间审美立场三个方面探索其形成原因。

一、“湘西世界”的民间文化形态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中，为“民间文化形态”下的定义是：一、他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

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

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三、……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地处湘、鄂、黔边区，为云贵高原的余脉区域，山脉纵横，河流众多，地势险恶，古代称“五溪蛮”。

对这个区域，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羁縻政策（截止清改土归流止），这促成了湘西社会政治结构总体上比较松散的局面，即使在大一统专制政治下，湘西社会内部也有比较大的相对自由独立空间。

总体而言，湘西自古以来处于一种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中。

恶劣的自然环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这里的人们在民间政治、民间宗教、民间艺术文学等方面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从而出现了专制统治与族长管理制度相互依存的态势，汉文化与巫楚文化相互渗透的格局，苗族土家族等多民族风俗长期共存的现象。

在这种常态下，这个区域的人们形成了自己的生存发展观，如湘西人视生存为第一要务，相对而言，其它的道德观念就比较淡漠。

这种民间文化风貌逐渐形成了它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最终，凝固成了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化形态。

沈从文选择湘西作为他小说创作的题材，势必受到这种湘西民间文化形态的制约。

整个小说故事只有在这种文化形态下，才有某种“真实性”存在，否则，小说的情节就无法推进、展开，小说故事更无法承担起某种审美价值和作家的深远理想。

在小说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展开小说主人公故事前，用大量的文字描写故事的背景和环境，介绍“当地”的民间文化，如《丈夫》，开头述说农村妇女为了生存在河街码头做“生意”的常态，这使得丈夫和老七的故事具有了浓厚的民间性；《柏子》，全文不到4千字，开头却用了将近1100个字写河上水手们的雄强、自由自在、无拘无促的民间生活状态，也只有在这样的民间文化形态下，才能产生像柏子那样正直、大胆、朴素、善良等自然品性。

二、通过对民俗民谣写作，使整个小说形成一种无形的磁场，这个磁场制约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如《萧萧》，小说以“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开场，又以它为结束，用民俗喜庆反衬凸显悲痛，又以“随意唱着那自编的山歌”推进小说情节的开展；《月下小景》，小寨主傩佑与其钟情苗族女子的悲剧命运根源于民间文化的陋习恶俗：“女人只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与第二个男子结婚。

”否则，“常常把女子用一扇小石磨捆在背上，或者沉入潭里，或者抛到天坑里。

”三、通过对民间传说故事，或直接改写，或以此为依托，营造一种民间文化，展现边地山民的品性，如《媚金，豹子和那羊》，原先传说中不合理的部分使之合理化，豹子为何爽约，他不是因为贪睡，而是为了守约而爽约，这一情节的合理化，使得故事突出赞颂湘西边地山民守信的品格和真挚爱情的主题。

对民间文化，沈从文将它当作一种向民间文学接近、学习的过程，并且明确提出，对民间传说、故事要做到“人弃我取”。

可见，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民间性直接受其湘西民间文化形态制约。

除了上述三点外，沈从文小说中的风物、风俗描写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

湖南湘西独特的地域性，使其有着独特的民间文化形态。

这种形态直接决定了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民间性，而其民间的自由自在审美与原始愚昧并存，也在小说中有着具体的表现。

二、同哀同乐的民间审美理想“首先，民间的理想……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其次，还表现在历史整合过程中民间生活的自身逻辑性。

其三，……他们自觉把个人立场与民间立场很好地结合起来……”沈从文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说：“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了，教给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

在离开湘西之前的20来年时间里，沈从文流窜于湘西特别是沅水流域的大街码头，对那里山民的喜怒哀乐十分熟悉，十分理解。

后来几次返回湘西，对湘西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他也非常清楚。

所以，他一直强调，我的作品旨在“替他所见的这个民族较高的智慧，完美的品德，以及其特殊社会组织，试作一种善意的记录”，来表现“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在小说里，沈从文甘愿把自己看作是他所努力描写的“湘西世界”民间中的一份子，感受着湘西山民“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并与他们同哀同乐。

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叙写，正是建立在这种独特感受基础之上的。

因而，他的湘西题材小说所寄寓的理想，必定是有着丰富乡土情愫的民间审美理想。

在小说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作家深深理解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如柏子，注定一生在水上漂，收入微薄，随时有生命危险，“若说这生活还有使他们在另一时回味反省的机会，仍然是快乐的”，这快乐，来自于河街岸边那短暂的相会。

作家理解这些水手的快乐，就如理解他们的苦难一样，对此，就如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写道的那样，“我因为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汗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隐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二、在遵照民间生活自身逻辑的基础之上，作家流露出了与小说人物一样地担心、恐惧、焦虑和躁动，如《〈长河〉题记》，写道：“‘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长河》中，乡间人一面说“买橘子”不要钱，另一面又担心着要来的“新生活”，这时候，人们生活开始躁动不安起来，这躁动不安的心理正式对当权者的一种社会批判。

以三十年代中期沅水流域的农村生活为题材，一如既往地叹息农村社会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在都市文明冲击下无可奈何地瓦解和丧失。

三、自觉将个人立场与民间立场相结合，如《夫妇》，通过“捉奸”这个故事，将民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展示了出来，在对如何处置这对新婚夫妇中，写出了乡民们自身的暴虐心理，展示了乡民们那种对城里人的崇敬、对村中“特权者”的敬畏，以及维护道德风尚的怪异方式，这才是民间的真实生活；又如《龙珠》，龙珠被赋予了人类一切美好的德行，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民族崇拜的偶像，由此也给他的爱情带来了苦恼，本族少女从不敢有非分之想，“做那荒唐艳丽的梦”。

除了上述之外，还表现在语言和文体上。

沈从文的语言“充满泥土气息”，他曾说“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

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文体上，作家文体的形成是“他对自己的情感记忆有了一种特别的把握”，“对对象的把握是和这对象本身一同产生的，你甚至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

沈从文永远将自己视为“湘西世界”中的一份子。

这内在决定了他湘西题材小说审美理想的民间性，而他这种同哀同乐的民间审美理想，必将是他湘西题材小说具有民间性的重要原因。

三、自主选择的民间审美立场湘西世界渗入到了沈从文的灵魂深处，就如他常好以“乡下人”自居一样。

1923年，受“五四”余波影响，独自来到北京。

这时，沈从文已经过了20岁。

从一个人心理机制的形成发展来看，这时候，已基本发展完成，再说，沈从文这20年，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岁月。

出生在湘西一个显赫的军旅家庭；读书的时候，“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

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

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逃学这一年，造就我一生的性格与感情”；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颠连流荡于湘、川、黔、鄂四省边境地区，留下了有关沅水和它的五个支流、十多个县分的城镇及几百个大小水码头的人事安乐和风俗景物的深刻印象，看过兵士们割韭菜一样地杀人。

湘西世界，给了他灵性，铸就了他心性，也给了他日后对世间万物进行取舍的智慧。

他一再地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

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样式……”1923年来到大都市北京，当他用从湘西土地和人情中得来的知识和教养，关照打量和处理经营人事的时候，却处处犯困。

刚到北京，处处受困，没有饭吃，没有住处，遭遇了升学失败，求职碰壁，投稿受挫，处在社会最底层，遭受着绅士淑女们的鄙夷、羞辱目光；在身处都市、主流社会中，他发现“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有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有着“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另一面表面上做出绅士、俊才风度，思想深处却似人生为游戏。

在“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对立与互参”下，作家失望于现代物质文明浸染下都市人的人性异化，而，湘西的人事、山水幻化成为温馨的记忆，充满了温情。

如此，作家对自己家乡越发的深爱，试图用“湘西世界”来抵御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的生命异化和人性扭曲。

于是，人性探索成了沈从文坚持艺术道路的思想中轴。

他说：“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