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中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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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春晚”）自1983年以来，已经走过34个年头，2017年春晚的主持人开场词中提到，一年一度的“春晚”已经成为中国春节的“新民俗”，而早在2003年“新民俗”就已经出现在了那届春晚的主题词里，这意味着春晚拥有官方认可与民间接纳的双重身份。

在当代社会，春节已不仅是阖家团圆、祈福迎新的人际或社区活动，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民间的传统习俗已经转变为一个民族的象征符号。

春节在中国民间的感召力是其它任何节日都不能取代的，国家需要这样的传统节日来凝聚现代民族国家，找到集体认同的契合点。

在大众媒介急速发展的时代，国家自然会利用新的传播手段培养传统节日的新形式。

央视作为最高级别的国家媒体，以此为平台的春晚的举办是顺势而生的。

新的节日仪式被创造，国家加强认同感，使其转换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达，巩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写到“民族归属（nationality），或者有人会倾向于使用能够表现其多重意义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属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arte⁃facts）”，“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的‘民族’的身影，总是浮现在遥远不复记忆的过去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同时延伸到无限的未来之中。

”[2]“民族”可以被统治阶级纳入到统治的话语体系中，形成统治范围内凝聚且稳固的力量。

“春晚”即为一种国家权力控制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途径，是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植入民间传统节日的体现，它“既有国家意识形态对传统民俗仪式和民间戏剧、曲艺形式的挪用；也有社会内部的危机与冲突在国家意识形态谱系中敏感而复杂的表现。

”[1]于是，春晚在多重话语之中采用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被建构。

韦伯区分了合法化建构的三种类型:理性根据(靠颁行规章的合法性)、传统根据(靠自古以来传统的神圣性)以及感召力根据(靠行使权威人物的卓越性)。

据此，春晚体现出其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运行模式的典型策略，即象征形式的产生者构建一系列理由来设法捍卫或辩解一套社会关系或社会体制，从而说服人们值得去支持，服务于某些人利益的体制安排被描述为服务于全体人的利益，对合法性的一些要求也可以通过叙事化的谋略来表达。

[3]
一、春晚“国-家”仪式观的建构
春晚以大众媒体为渠道，以年为周期单位定时定点的举办，成为春节这一传统节日的新民俗，以一种仪式化的呈现形式融入春节的符号体系，得以使国家意识形态以此为平台的传播获得稳定的保障。

“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rep⁃resentation）。

”[4]
（一）春晚形式上的“仪式化”
春晚固定在每年除夕夜的晚上八点于中央电视台一号
春晚中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
张潇祎
（云南大学昆明650000）
【摘要】作为春节“新民俗”，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成为一个节日的象征符号。

春晚自创办之日起就具有官方色彩，是国家话语权的表达渠道，“是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植入民族所传承的传统节日的体现”。

[1]本文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为分析基础，约翰·B·汤普森关于意识形态的运行手段为行文思路，分析春晚以“国-家”仪式观与无差别“共同体”的途径，在观众中传播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出“政治的想象的共同体”。

【关键词】春晚；国家意识形态；仪式观；想象的共同体
【作者简介】张潇祎，云南大学新闻学院2016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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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播大厅准时开始，在晚会开场前、零点跨年前都会在屏幕上出现倒计时的钟表，接近零点的时候主持人会送出春联，零点要响起钟声（除了2012年采用“开门纳福”的形式取代敲钟），春晚的最后一个节目自1984年至今有22年都为歌曲《难忘今宵》，春晚每年都以这样一些基本固定的节目形式形成属于春晚的仪式环节，观众的接受感与适应性在这种仪式中得到潜移默化的培养。

此外，每年的春晚都会播放全球各地的华人华侨、留学生、大使馆工作人员等与祖国人民一起欢度春节的影像或者宣读拜年贺电，忽略时差、连接全球。

春晚借助大众媒介得以远距离、全球同步直播，实现真正的“普天同庆”，使不同地域、不同时区的人们同时共享这一节日仪式，“从而把这一传统节日的时间向度极大地压缩在空间的扩展中。

”[5]“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2]而春晚里民族的边界不是“地缘”的划定，是“同宗同源”的“血缘”，给观众带来一种“天涯共此时”的无时空阻隔感。

无论是美国唐人街的舞狮、英国的烟花还是印度的饺子，其庆祝方式都与国内无异，正如2014年春晚播放的加多宝公益广告语所言：“这一刻无论你在哪儿中国年让世界相连”，春晚用“仪式”的方式呈现出“此时此刻”的全球勾连。

（二）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表达
传播仪式观的作用“不是提供信息，而是一种确认（confirmation ）”。

[4]（P8）春晚的内容基本上集中在“家和”、“国泰”、“民安”几个方面，将国家意识形态巧妙地分化在家庭和个人表达的话语体系之中，数十年里形成了基本固定的符号体系。

变化也是在“家—国”这一话语范围体系里，使“国家”这一概念取代原应以“家”为核心概念的春节这一传统节日里。

不同于早期春晚直接将国家过去一年的成就以直白的方式表达出来，与个人和家庭的主题表述生硬分割，政治性与娱乐性也相对分离，国家、民族的建构是春晚的表达主体，“家”的概念隐藏在“国”之后，春晚是“举国”同庆，这势必与春节“阖家欢乐”的传统相分离。

随着娱乐形式丰富化，春晚如若持续下去，接受度势必会受到威胁。

于是，“家”逐渐回归
为春晚塑造的一个主要意象，“国”逐渐隐藏在“家”的背后，通过“国”对“家”的置换，使人们对“家”的感情引申到对“国”的认同与赞美上。

[6]如2016年的春晚歌曲《小梦想大梦想》在歌词中将“小家大国”融为一体，“一个家，婆婆爷爷姐妹亲戚和爸妈，像国家，有参天大树也有青草鲜花……爱的家，欢声笑语从不畏风吹雨打，爱的国，天寒地冻大浪淘沙也不怕，不管你是大是小，或是小是大，都愿高树挺拔山河融洽”，通过“家-国”的镜像交织，使观众自然而然把对“家”的情感带入到“国”中。

春晚主题（见表一）的设定也并未超过“家-国”范围，以“国”为主、以“家”为辅的设定也体现了春晚传达的真实内核。

历届春晚举办拟定的主题词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团结”，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中华”、“中国梦”这样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词语层出不穷。

春晚无疑担负着将人们以共同体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的使命,无论是固定的环节形式、不曾改变的核心内容，还是大同小异的主题设定，都体现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仪式介入方式。

二、春晚无差别“共同体”的建构
春晚“家”“国”合一意义的实现还在于创造了举国之内人人平等的想象。

[6]“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尽管在每一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

[2]
（一）“普天同庆”的无差别观看
春晚的观看方式往往是在大年三十儿晚上，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

现今电视媒体的易接触性使得春晚的传播渠道具有极高的到达率，不仅节目形式是给观众一种“天涯共此时”的仪式感，而且全国人民甚至全球中华儿女在同样的时间里观看同样的春晚节目、进行同样的庆祝仪式，越过社会阶级、忽略社会地位、不分地域，人人平等。

民族国家是一个高度复杂与抽象的政治概念，个体很难直接感触与体悟，因此，马丁·巴贝罗认为“国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种生动的体验”，大众媒介打破时空的区隔，将“想象的共同体”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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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无限的扩大，这不仅仅是重新唤起共同记忆，更确切地
说是“体验冲突和休戚相关性”。

[7]
2015年的春晚借助新媒体平台，提出与全球观众全程“互动过大年”的举办形式。

节目中主持人宣布在春晚
节目组发起的“晒全家福”活动中有超过3900万用户参
与，8亿5千7百万次互动，并在直播现场随机展示了一
些参与活动的全家福，像唠家常一样点评这些照片，为观
众营造一种平易感与平等感——普通百姓也可以参与春
晚，无论什么社会地位的观众都会收看。

这一届的春晚还
首次进行了“春晚全球互动大数据”的实时统计，由主持
人在晚会过半与接近尾声的时候将数据公布于众。

在晚会
的最后，主持人公布的互动数据为110亿次，收到的新春
祝福在“185个国家之间飞行了3万亿公里，相当于在地
球与月球之间往返370万次”，这就给观众创造了“一个
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对于春晚，全球有如此之多的观
众在同时消费（“想象”）。

这样，一个无差别的由春晚
作为中介的“想象的共同体”就形成了。

（二）节目内容试图建构社会无差别
对于春晚来说，面对不同文化程度、阶层、社会地位
的观众，需要“一视同仁”地在节目里勾画出一派“普天同庆”、“全民联欢”的景象，使每一个人都有存在感与共鸣感，使其感知并接受节目所传达出的意识形态是十分困难却又不得不考虑的难题。

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区分了意识形态运行的五种一般模式:“合法化”、“虚饰化”、“统一化”、“分散化”和“具体化”。

[7]春晚在内容的建构安排中往往体现出“虚饰化”、“统一化”与“具体化”的运行模式。

不过春晚在这个问题上往往脱离实际，引人诟病。

1.节目“虚饰化”
“虚饰化”即统治阶级利用否认、掩饰或含糊其辞的手段对既有关系或进程掩盖或者转移对其的注意力来维系统治关系。

春晚在节目里为了“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往往粉饰太平，忽略或掩饰严峻的现实，不去触碰真正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

比如，春晚在节目角色安排中会为了“接地气”，涉及各种职业，最常出现的一个职业为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

2017年的春晚小品《大城小爱》讲述一个农村妻子来到北京寻找北漂做“蜘蛛人”的丈夫，在节目的最后，演员们站在一起，诉说在北京遇到的人“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儿的”，高喊着“大北京，你好；北京，我爱你”。

在小品里，这些北漂的生
年度1983 1985 1987 1989 1991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主题
团圆、欢乐、希望
团结、奋进、活泼、欢快
团结、向上、喜庆、红火
团结、欢乐、向上
团结、欢乐、多彩
欢乐、祥和、自豪、向上
祥和、欢乐、亲切、温馨
团结、奋进、自豪的中国人
九九归一大中国
热闹、喜庆、团圆、新世纪、新希望
新民俗、快乐、创新
金鸡报晓、盛世大联欢、飞翔
欢乐和谐中国年
中华大联欢
欢天喜地，创新美好生活；
欢歌笑语，共享阖家幸福
新春中国
家和万事兴
大美中国梦，金鸡报春来
年度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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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主题
爱国、统一、团结
团结、奋进、欢快、多彩
欢乐、团结、奋进
团结、欢乐,祥和
团结、欢乐、祥和
团结、自尊、奋进、企盼
欢乐、祥和、凝聚、振奋、辉煌
相约98大团圆
千禧盛会、与民同乐
普天同庆、祥和向上、这边风景独好
祝福、平安、快乐
爱与和谐、天地人和万事兴
盛世中国、和谐社会
虎跃龙腾贺新春
回家过大年
欢乐祥和迎新春，同心共圆中国梦
你我中国梦，全面建小康
表一：春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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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被形容的如同在家乡一样，没有地域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等友善、充满温情。

近些年屡见报端的北漂的艰辛、城市的不公待遇、“蜘蛛人”职业的高危化解在演员们煽情的口号里，隔靴搔痒，“这就使它丧失了诙谐和戏仿的功能，而沦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脚注。

”[1]
2.晚会设计“统一化”
“统一化”是在象征层面建构一种统一形式，利用将被统治者囊括于一种极具认同感的“共同体”之中，粉饰为无差别的平等关系来支撑与维系统治关系。

以近五年的春晚为例，每年都会在节目中播放全球同庆春节的影像，欢庆元素一定会包括舞狮、烟花、饺子、灯笼等意象，给观众一种跨越时空的一致感。

2016、2017年春晚除了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还在全国设立了四个分会场。

分会场分布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在直播时会将四个分会场的节目穿插在主会场演出之中，意为“东西南北中，全民大联欢”，使观众更强烈的感受到除了在一号演播大厅的春晚表演，其它地区的人们也在以同样的方式欢度这一传统节日。

春晚节目往往将观众模糊集体化为“全国各族人民”、“老百姓”、“中华儿女”，节目的内容也就自然而然地指向所有人——歌颂祖国是所有人的祖国，民族团结是所有中华儿女的众志成城，社会和谐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家庭的团圆、生活的幸福是每个人都正在拥有的，节日的祝福更是在传达给每个人。

3.节目“具体化”
“具体化”指叙述与反复强调一个过渡性的历史事态，使其被构建为永久性的、无历史时间的、自然存在于政权之中以使统治关系合法化并获得持续支持。

春晚往往会在歌颂祖国题材的节目中播放历代领导人的形象记录，唤起几代人对于祖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记忆，以建构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爱国情感。

而红歌也会出现在春晚的节目单中，无论春晚主题的设定是多么与时俱进地切合当下的政策。

正如安德森形容国歌“无论它的歌词多么陈腐，曲调多么平庸，在唱国歌的行动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

恰好就在此时，彼此素不相识的人们伴随相同的旋律唱出了相同的诗篇。

就是这个意象——齐唱
（unisonance ）。

”“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之中。

”[2]
春晚节目还会通过传统文化的展演来建构“中华民族”的符号意象，将观众带入拥有这些传统文化的“中华儿女”的身份中。

每一年的春晚都会固定有戏曲、武术的表演，播放的影像、公益广告中一定会出现鞭炮、烟花、舞狮、春联、压岁钱等代表春节的意象，关键词往往离不开国泰民安、举国同庆、团圆、家人、温情等“家-国”交织的语汇。

结语
春晚是在国家意识形态下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的手段，在2014年被定为“国家项目”，意味着其重要的政治功能。

它还是春节这一传统节日里的“新民俗”，是具有娱乐性质的全民“联欢”。

春晚具有其它综艺娱乐节目难以望其项背的极高地位与社会资源，这就意味着其承担着更多的期待与压力。

在政治宣传和娱乐之间找到一个妥帖的平衡点是春晚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观众发声途径多样化的新媒体时代，春晚面临着更直接的评价反馈。

■参考文献：
[1]吕新雨.仪式、电视与意识形态[J].读书,2006(8):12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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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玉萍.媒介中的国家认同建构——以春节联欢晚会为例[J].理论界,2010(1):161-163.
[6]刘艳青.央视春晚中的“国”“家”镜像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4.
[7]李黎丹.央视春晚意识形态运行模式的变迁[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5):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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