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之道与庄子文学特征

庄子之“道”与庄子文学之特征

一部《庄子》，用文学形式来表现哲理，是诗的哲学，或者哲学的诗。庄子哲学思想的内核和思辩特征决定着它的文学表现形式;奇谲幻怪的艺术特色也使整个哲学体系更具诡怪性与复杂性。

一

“道”是庄子哲学的核心或最高范畴，“道”也即“自然”。庄子崇尚自然，有三层含义:一是追求人与自然相冥合，达到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理想境界;二是视死生为一体，安时而处顺，养成因顺自然的人生观与处世态度;三是齐一物论，确立师法自然的认知方法和价值判断标准。

这一哲学核心，也是文学的灵魂，怎样包孕在庄子散文的躯体之中呢?我们须先考察庄子哲学思辩的层次、方法及相应的文学创作方法。

有人把庄子哲学体系的框架概括为:“有待”(物我相待)一待“道”(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一无待(无己、无功、无名)。这对我们很有启发。其实，“有待一待道一无待”也就是庄子哲学思辩的三个层次。有待，是哲理思辩中的最低层面，常识性的层面。指人的形体为外物所拘限，或人们囿于局部经验或认识，如《逍遥游》中列子御风而行必须有待于风。庄子不能也没有否定现实中物我相待的关系，但他认为局限于常识层面的思辩活动，精神必然受形体和外物的牵制，就无法达到无所待的境界。执着于局部的分解式的认知活动，会“随其成心而师之”，[p49]造成是非判断的偏执。于是他试图从事物内部抽象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便是“道”。待道，是庄子哲理思辩的第二个层面。他认为规律性的“道”无所不在，支配着天地万一物;他同时又幻想驾驭着“道，，，逍遥而游。待道这一层面一再向上延伸，便是无待，它被用于评价庄子自创的哲学体一系，并用于指导认知方法和处世态度。

这些思辩活动借文学形象得以展开，形象创造与思辩一活动同步进行。在有待阶段，庄子对事物的个别特性进行，细致人微的观察，获取文学创作所需的初级矿藏。在待道，层面，个别的直观的物象，被赋与归依自然的灵魂，与道融会相通，构成新的文学意象。在无待这个层面.进一步透露出形象的哲理内涵，表

明作者的理想和情感，展示作者的胸襟。在这一过程中，三个思辩层次相互衔接，作品描写的对象经过提炼改造和升华，注人了思辩主体的审美观照，得到形象的再现。

《人间世》中，庄子要揭示“心斋”的含义。其要点是要以空明虚静的心境去感应外物，达到与自然之道相契合。《大宗师》中，也有“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是说要使形体从外物的表面联系中超越出来，从有待走向待道和无待。这种虚静的心态恰好是艺术创作时所应有的心态。在清澄明静中能唤起记忆表象，经过艺术想象，构成具有哲理性的形象系统。

《齐物论》中有形象逼真的“三籁”之描写。“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的一段文字，可谓一篇绝妙的“风赋”。庄子从物我相待的关系中，细察林木各种不同的窍穴，聆听风吹窍穴发出的各种不同的声响，这是有待层面上对事物的细致观察。但从哲理上阐释，我们更应当留意“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这一句。窍穴用以比拟思辩主体，风则是比拟思辩客体。“众窍为虚”说明虚己待物，不抱成见，所发言论就合于自然之理。风与窍穴的相待关系，在音响和鸣中被各自天性所取代，上升到待道的层面。之后，借南郭子茶之口说:“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者，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从天籁的发生到消歇，来自自然又复归自然，这是“天籁”不同于“人赖”、“地籁”之处。

二

庄子企图突破物种之间个别的和外在的联系，抽象出事物变化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所谓的“道”，或“自然”。庄子全部的哲学探索，以崇尚自然、回归自然为目的。认识目标的宏大与综合，又使其在文学上表现出比兴取象时求广尚大的审美取向。

庄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法而不说。[1](563)这种规律被概括为“道”。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1](p181)说明道不具象、普遍存在、化生万物。所以在体道的思维中，庄子拓宽认知和思辩的时空，形成贯通古今、包举宇宙的“道”的观念。大凡古今人物、神鬼天地、日月星辰、河海风云，以及众多的动物植物，甚至阴影髑髅都

成了作者思维的内容和艺术表现的对象。在博大浩繁的形象系列中，庄子赞美其中伟大而崇高者，鄙视其中委琐而庸俗者。从而于体道的过程中，给道涂上神秘而崇高的色彩，并以壮阔的意境象征得道之士的开阔胸襟，显现其对所创立的宏丰博大的哲学思想的自我评价。

《逍遥游》将“鲲鹏自化”的神话哲理化，以天高地远喻自然之道的无穷，以大鹏待时而动喻体道者待道而游，以大鹏“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阔”之雄姿表现他对精神自由的热切渴望。这里，作为比兴手法与其所要表现的哲学意义，必然要有相似点。这个相似点就是一个“大”字。清代注庄家林云铭评《逍遥游》时指出:“大字乃一篇之纲”，也是兼指哲学和文学两方面的特征。

《逍遥游》开篇写道: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如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将徒于南冥。南

冥者，天池也。

这段描写鲲鹏的文字兼有比与兴的作用。所谓兴是说以神话故事引出后文的议论与说理;所谓比是说以形象比喻表达哲学含义。它先点出一个“大”字，鲲鹏之大，固然喻作者胸襟的博大;以海天作为鲲鹏活动的环境，以表现天地的广阔与宇宙的无穷。组生于北冥，北冥，即北海，以旷远非世人所见之地，以喻玄冥大道。鲲是自然之道化育而成，而能变成鸟，更显造物者之神异。鹏乘海风而动，飞往南冥。北冥和南冥，是鹏遨游的起点和终点。“南冥者，天池也”，那么北冥自然也是天池，南冥和北冥都是用以喻自然之大道的。大鹏遨游是用以象征体道的精神活动的。始乎道，终乎道，这就十分切合庄子游心于道，崇尚自然和哲学的主旨。

文中的蜩与学鸠，困于狭小的生活范围，却自满自足，庄子因而斥责之。蜩与学鸠，喻指那些偏执于一曲之见、视野局狭、识见浅薄的世俗小人。通过绸、学鸡与馄鹏的“小大之辩”，形象地说明庄子哲学的超脱俗见、宏伟博大。

论及事物的无穷相对性时，《秋水》篇以自我为中心和以道观物的两种心境作对比。河伯见“径流之大，两洠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而欣然自得。而海神尽管知道:“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但他同时深知“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因而“未尝自多”。在河伯形象的映衬下，北海若大而不以大自居，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