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论文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和处罚法定年龄的界限能突破
一、刑事责任年龄最低限度规定的历史沿革
（一）我国刑事责任年龄最低限度规定的历史沿革
西周时期，《周礼》中指出七岁以下儿童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

至战国时代，《法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规定当时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15 岁。

秦朝的《秦律》不以年龄而是以身高作为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标准，秦律规定对身高不满6 尺的儿童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

秦时的6 尺相当于现在的1．3 米左右，身高6 尺的人就是现在八九岁的孩子。

但人的发育情况各异，身高未必一定与年龄成正比，所以秦朝的这一规定显然是不合理的。

汉朝则重新改以年龄为标准，这一做法一直为后世所沿袭，汉律将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限度规定为不满8 岁。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律疏议》中规定不满7 岁不负刑事责任。

元朝《大元通制》和明朝《大明律》中则将刑事责任年龄最低限度规定为15 岁以下。

《大清新刑律》既继承了我国古代刑法的伦理道德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德、日、意等国刑法中刑事责任年龄的相关规定，其规定未满12 岁为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到了近代，根据国民政府1935 年修订的《中华民国刑法》第18 条的规定，不满14 岁人，为免刑阶段。

1942 年《陕甘宁边区违警处罚暂行条例》第4 条规定：凡违警“年未满13 岁者”不罚；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第3、10、11 条规定不满12 岁为不负刑事责任阶段；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22 稿，又将不满13 周岁确定为不负刑事责任阶段。

（二）外国刑事责任年龄最低限度规定的历史沿革
外国最早规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法律是公元前451—450 年古罗马制定的《十二铜表法》，该法将刑事责任年龄仅分为适婚人和未适婚人，“适婚人”指可结婚的人，但对结婚的年龄并无统一规定，是由家长按子女成长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公元534 年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法典》规定：男14 岁，女12 岁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阶段。

到了近代，许多国家仍根据罗马法确定其未成年人的责任年龄。

1810 年《法国刑法典》将刑事责任年龄最低限度规定为16 岁。

《法国刑法典》的规定，对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各国的刑事立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各国经济、政治、自然地理、气候、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以及教育实施条件所影响的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智力和社会知识发展速度和程度的不同，加上各国法律体系、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不同以及世界刑法发展趋势对本国法律的影响，导致各个国家对刑事责任年龄最低限度的规定并不一致。

大多数国家规定不满14 岁的人的行为不受处罚。

如1950 年《朝鲜刑法》、1951 年《保加利亚刑法典》、1952 年《阿尔巴尼亚刑法典》、1968 年修订的《意大利刑法》、1971年《加拿大刑法》、1976 年《南斯拉夫刑法典》、1988 年修订的《韩国刑法典》、1996 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2002 年修订的《联邦德国刑法典》、2002 年修订的《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以及现行的《日本刑法典》。

但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较低，如1994 年《法国刑法典》和1994 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刑法典》规定为13 岁，印度、加拿大、希腊、荷兰、丹麦、匈牙利为1 2 岁，墨西哥为9 周岁，瑞士和美国纽约州则规定为7 岁。

也有的国家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比较高，如1929 年《西班牙刑法》、1950 年《捷克斯洛伐克刑法典》、1954 年《格陵兰刑法典》等规定为满15 岁；1942年和1961 年《蒙古刑法典》、1958 年《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要》与1996 年《苏俄刑法典》、1968 年《罗马尼亚刑法典》等规定为满16 岁。

个别国家如巴西、比利时、卢森堡的刑法规定为18 岁。

二、我国刑事责任年龄最低限度的立法缺陷
虽然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问题上各国或各地区的立法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以14 岁为标准，这种雷同显然不能以“巧合”进行解释。

除了世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立法经验以外，对刑事责任年龄问题，联合国也有相关规定。

1985 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规定，在承认少年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这一概念的法律制度中，概念年龄的起点不应该规定得过低，应该考虑到情绪和心理成熟的实际情况，如果将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得太低或根本没有年龄限度的下限，那么责任概念就会失去了意义。

但从刑法理论上看，不承担刑事责任是因为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具备的那种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

如果将不满14 周岁规定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则意味着刑法认同不满14 周岁的人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实施危害行为的能力。

这种认同是否合理呢？不满14周岁的人是否真的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实施危害行为的能力呢？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一）未成年人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年龄已提前
行为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心理能力与人的大脑的发育程度密切相关，同时还受到社会环境、气候、遗传、教育程度、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它是随着外因和内因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

在确定对少年犯罪行为的刑事政策及刑事立法时，既需要根据少年心理状态的成熟程度与少年犯罪的特点和规律，从保护社会安定的客观需要出发，立足于保护少年的健康成长，也要兼顾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内在标准这一基本理论。

我国自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意识形态较为单一，社会矛盾较少，社会治安总体趋势良好，未成年人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身心发育不很成熟，受到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多，也没有太多的作案动机，因此在20 世纪60 年代、70 年代社会上发生的未成年人作案的大案极为罕见。

“80 年刑法”确定14 岁作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符合当时我国国情的。

但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多元化，尤其是近几年随着通信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未成年人主动或被动获取信息的速度与数量已非六七十年代所能比拟，加上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每个家庭都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注重教育的早期化。

在这样的社会及家庭条件下，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呈早熟趋势。

12 至13 周岁的未成年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

正如厦门航空管理站的高飞所说，“发生在未成年人身上的变化不仅仅限于乘车免票的身高限度已由1.10 米提高到了1.20 米，更多的改变体现在心智的早熟方面。

”
（二）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为14 周岁已不能达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近几年来未成年犯罪比例逐年上升，未成年犯罪低龄化、犯罪手段成人化、犯罪后果严重化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许多学者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法律确实应保护未成年人，但是保护不等于纵容。

东南大学法律系刑法学教授孟红说得好：“处罚的宽容性，必须与处置的严肃性和严格的法制要求结合起来”。

“在司法实践中，的确要防止矫枉过正的情况，因为如果宽容成为纵容，就与少年司法、少年保护的目的完全违背……”。

正如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的，我国现行刑法固守了将近30 年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已不符合社会实际情况，“既然刑事责任年龄构成了司法实现正义的障碍，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法律的及时修订来避免伤害的持续?”。

我们大可不必照搬照抄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将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限降至7 岁，但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一方面与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的辨别和控制能力相适应，要求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与认知、控制能力相适应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能在保卫社会之余，教育、挽救这些不法少年，以进一步体现刑法的功能与目的。

可见，在当前的社会形态下，未成年人具备一定的辨别是非、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年龄已提前，不满14 周岁对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也具备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并能够适应刑罚的惩罚和教育。

小惩大戒，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建议是可行的，值得立法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