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中的救济方式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中的救济方式

摘要：《反垄断法》的执行包括公共执行与私人执行。私人执行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反垄断执行机制。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对反垄断法私人执行机制的救济只进行了笼统的规定，笔者以为这与具有“经济宪法”地位的《反垄断法》不匹配，且极不具有可操作性。本文从《反垄断法》关于私人执行的救济方式的规定出发，分析其不足之处，并建议在有关司法解释或指南中从对原告与被告两方面，设置出更为合理的反垄断私人执行的救济方式。

关键词：私人执行；救济方式；损害赔偿；禁令

一我国《反垄断法》关于私人执行救济方式的规定

我国《反垄断法》关于私人执行的规定仅见于第50条：“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救济方式适用民法通则中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有10种：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经营者因实施《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具体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依据具体情况和有利于受损失人的原则确定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从第50条字面上分析得知适用私人执行救济方式的法律要素包括：承担责任的主体是实施了垄断违法行为的经营者，具体包括垄断

协议的共谋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及实施了合并等违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的经济实体。侵害的客体为“他人”的利益，具体他人所指对象未明确，依据司法实践，“他人”应当包括国家、同业竞争者及消费者。主观方面该条文未能明确，因此不能确定具体的规则原则。客观方面则表现为实施垄断行为并给他人造成了损失。

二《反垄断法》私人执行救济方式的缺陷

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救济方式的设置存在很大的缺陷，短短25个字想要囊括私人执行这种制度必然是不现实的。笔者以为主要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1．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救济方式与民事责任不论从两部法的目的上，还是保护的客体上，都存在根本的区别，因而我国将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救济方式类同民事责任适用违背了立法宗旨。民法的目的在于补偿，而反垄断法的目的在于威慑，民法所保护的客体是民事权利，反垄断法所保护的客体是竞争法益。

2．条文规定承担责任的主体为“经营者”，对于“经营者”的内涵没有说明且责任主体较单一。首先，“经营者”指的是实施垄断行为的公司还是幕后的直接管理人员？“经营者”的责任意味着公司法人的责任还是公民个人的责任？其次，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实施了反垄断违法行为时，如垄断协议，而只对其中一个“经营者”进行了诉讼，则他们的责任承担分担问题如何？再次，当实施垄断行

为的不是“经营者”，而是某个政府机关或其职能部门，即我国常有的行政垄断问题时，受损人能否通过私人诉讼提起损害赔偿或排除侵害的诉讼？

3．条文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责任，对于“他人”界定不清。首先，“他人”具体指的是哪些人，作为间接购买者的广大消费者是否也可以获得反垄断法的救济？其次，造成的“损失”是否只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是否也需要考虑？归结为一点就是，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原告资格规定的不清楚。

4．条文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责任形式过于笼统。首先，民事责任种类共有10种，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救济方式不可能都适用那10种责任形式，比如修理，重作，更换就不可能成为私人执行的救济方式。其次，虽然我国民事责任中包含“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类似外国所主张的禁令措施，但我们需要注意到条文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给……造成损害”，即只有在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才能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上述救济。这就忽略了一种情况：当尚未发生损害，但可能造成损害的情况发生时，可能受损的人如何处理？是否坐以待毙？

5．对于承担责任的主观过错方面，条文未给予明确指引。垄断行为人造成了损害结果是否一定要出于主观上的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那么是否仍要追究其责任？上述关于归责原则的问题没有在法条中加以规定，这很难保证反垄断法责任的合理准确追究。

6．条文对于被告的救济置若罔闻。在公共执行反垄断法中，许多国家对被告设置“抗告程序”来救济其权利。即，受反垄断专门机关处罚的被告，如认为垄断专门机关的处罚无事实和法律根据，可以就反垄断专门机关的错误，向法院提起诉讼，启动抗告程序。而在私人执行反垄断法中，被告虽然作为强势的一方，但在不尽完善的私人执行制度的环境、对垄断行为的合理分析的要求及豁免情形的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难免有些私人无法把握案情，鉴于丰厚的经济利益而对企业提起反垄断诉讼，或许最后的结果是被告胜诉，但因此而造成被告的损失却无法得到赔偿，被告只能忍气吞声，不了了之。

三《反垄断法》私人执行救济方式的完善

私人执行反垄断法作为一种有效的反垄断法实施机制，我国应当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指南细化私人执行机制的制度内容，尤其是对其救济方式的设置。一种救济制度的设计必须考虑其涉及的所有主体的利益，而不可有所偏颇。反垄断法私人诉讼涉及的主要主体有原告、被告及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根据民法原理，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成为相关诉讼的原告。在反垄断法领域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可以通过以原告的身份发起反垄断法的私人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的三大经济行为中所涉及的利益主体相当明确，一般不涉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此，笔者本文主要从对原告的救济和对被告的救济两

方面来完善反垄断法的救济制度。

（一）对原告的救济

我们发现损害赔偿以及禁令救济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救济方式，作为反垄断法刚刚产生的中国，应当根据中国国情设置合适的救济制度。笔者以为在中国以后的司法解释或指南

中，我们应当引进双倍损害赔偿模式，对提起损害赔偿的主体、承担责任的客体、责任的分担问题、主观过错问题等进行细化。同时，我们应当多样化责任形式，引进禁令救济。

1．反垄断损害赔偿

目前国际常用的反垄断损害赔偿制度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绝对三倍损害赔偿制度、以日本为代表的单倍损害赔偿制度以及以我国台湾地地区为代表的酌定三倍损害赔偿制度。几种救济方式有利有弊，我国有学者主张双倍损害赔偿制度，笔者赞成这种观点。在我国适用双倍损害赔偿模式无论从其立法基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已有类似规定）还是其特有的功能（是一条中庸之道，既不会导致烂诉，也不会因缺乏诉讼动力而导致私人执行成为纸上谈兵。适应中国国情）来看都是最佳之选。另外，笔者以为一个好的损害赔偿制度需要有详细的其他制度与之相配套才能最大化的发挥其功能，才具有可执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