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理文化研究-涪陵区

易理文化研究易学·理学篇第一章易经易学与涪州易学一、略谈《易经》《易经》也称《周易》或《易》，是华夏民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广泛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所谓群经，即我们通常说的《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这五经与我们熟悉的《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构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石。

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即孔孟之学及北宋时期形成的理学乃至道学都与《易经》有紧密联系，或者说（除佛学之外）都有《易经》的根源。

因为《易经》形成于西周，故有《周易》之称，而其它的经书则是在春秋时期形成的。

这是民族文化的自然传承所决定的。

因此，可以说《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对中国文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易经》有《连山》、《归藏》、《周易》之说。

史书记载《易经》是由伏羲氏与周文王（姬昌）根据《河图》、《洛书》演绎并加以总结概括形成的，并由周文王排列出了易经八卦结构图。

在古代，特别是上古时期，《易经》堪称是帝王之学，是帝王、军事家、思想家及商家的必修之术。

这主要得力于《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

说到“卜筮”，人们会把其与预测打卦甚至迷信联系起来。

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易经》本身就是一本关于预测的书。

确切地说，《易经》中的“十筮”就是根据卦爻内容对未来事态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以便谋划和应对。

《尚书》洪范篇记载：“十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

卜五，占用二，衍忒。

”《易经》所具有的预测功能并不神秘，且包容着科学内涵，也即使说具有科学性。

说《易经》具有科学性，是因为上古时期的智者对自然现象和社会事象在观察思考，并把握其内在规律，也即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用一定的符号（卦和爻），加以周密细致的演绎验证一定的卦辞、爻辞所反映着什么样的事物以及该事物的发展方向。

因此，可以说《易经》是一本总结预测规律理论的书。

《易经》不但具备预测功能，其丰富精到的卦辞即是不用于占卜和预测，对人们也不乏积极的教育意义，比如阴阳互应，刚柔相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比如把握时机的“潜龙勿用”、“亢龙有悔”、“见龙在田”。

这几句话可解释为事物有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和人须有德行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条件不成熟或不具备时，不要去勉强做那件事或急于把那件事做成；当取得一定成绩时，为人要低调而切忌张扬；当条件具备或时机成熟时，应紧紧抓住，不要错过良机，去努力把事情办好。

不然就会后悔和备尝苦果。

《易经》有义理和象数之分，由此分成两个学派：义理派和象数派。

义理派强调用卦爻的涵义来解释特定卦爻内在的东西，简言之，即某一卦爻的道理所在。

象数派注重卦爻所指的事物具体预示着什么。

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义理派旨在探寻发掘《易经》的哲学价值，而象数派则看重将《易经》用于占卜，侧重其预测功能。

《易经》的基本结构即阴阳结构，也可以说是乾坤结构。

这里的阳或乾代表天，阴和坤指的地，用在人身上，阳乾指男人，阴坤谓女人。

从哲学角度讲，《易经》是上古人类对宇宙的思维模式，具体地说即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

这里的天指的是自然现象，人则指社会现象。

因此，天人合一思想便成为贯穿《易经》整体内容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相互感应的有机整体。

在《易经》看来，天地间的万物均统之于天。

用《易经》的话来说，就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具体地说，就是自然界提供了为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而人在获得自然界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条件时，要尊重自然，不要做违背自然甚或破坏自然的事。

由此，自然和人便和谐统一，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在《易经》看来，天地万物均统一于天。

天就是太极。

太极是我们熟悉的词汇，比如由阴阳鱼组合的太极图案、太极集团、太极大道等。

在《易经》里，太极图案实际上是阴阳相生相合的有机整体。

具体说来，太极就是天极。

所谓太极生两仪，这两仪就是天地、日月、昼夜或男女。

接着便是两仪生四象，这四象即指春夏秋冬时空的自然现象。

再就是四象生八卦，衍生为宇宙的八种具象物体，并由这八种物体生成六十四卦，进而演绎为宇宙万物的生成模式。

对此，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将《易经》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作出二进制的解释，并对研究《易经》产生浓厚的兴趣。

可见《易经》不但在中国有深远的影响，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不容低估。

总而言之，《易经》的内容非常丰富，政治、经济、外交、天文、祭祀、战争、农耕、畜牧、医学、狱政、民风、民俗、科学等包罗万象，说它是古人先哲著就的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

二、易学传承管窥在中国文化领域中，自孔子创《诗》、《书》、记《礼》、《乐》之后，接着编著了六经（《乐经》现已失传），其中就包括《易经》，并对《易经》赞不绝口，感慨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年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即《易经·十翼》。

所谓十翼，即孔子对《易经》的十种理解，以易传统之）。

读《易》韦编三绝。

”孔子那时，文书用竹简所写成，竹简即用长宽规则的薄竹片，用线穿成，然后在竹片上面用毛笔书写文字。

这就是秦汉以前的书了。

孔子对《易经》的钟爱，达到爱不释手的程度，以致将穿竹简的线翻断三次，即所谓的“韦编三绝”。

这里的“绝”就是断。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处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发展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的儒学，老子、庄子、列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韩非、李斯、商鞅、惠施、公孙龙和桓团的法家，邹衍的阴阳家，鬼谷子、苏秦、张仪的纵横家，以及吕不韦等的杂家。

此外还有农家、小说家、兵家和医家，形成诸子百家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

但是，这样的局面在秦始皇执政时，遭到毁灭性打击。

在焚书坑儒对文化的大摧残中，众多的文人惨遭杀身之祸，众多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

幸好有李斯把《周易》作为医术占卜之书而免遭劫难，得以传承。

关于《易经》的实物记载，得数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文献。

马王堆是西汉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长沙丞相利仓的墓葬，在为数可观的帛书中，就有《周易》。

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关于《易经》的实物依据，为《易经》的传承和研究提供了至为珍罕的文献史料。

之后，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人研究《易经》，汉代有京房（公元前77—前37年）、郑玄（公元127—200），魏晋有王弼（公元226—249年），唐代有陆德明（公元550—630年）、孔颖达（574—648年）、李鼎祚（生卒年不祥，四川资中人）对《易经》有专门研究，造诣颇高。

到了宋代，研究《易经》的学人可谓人才辈出，如程颐、邵雍、朱熹等理学大师。

需要说明的是，西汉刘歆（公元前50—23年）不仅对儒学研究屡有建树，对《易经》的研究亦颇有见地，影响深远。

前面说的《连山》、《归藏》易，在易学界有不同看法，认为最早的易学著作只有周文王的《周易》，而没有《连山》、《归藏》易说。

之所以有，是由刘歆编造的。

不论《连山》、《归藏》易是否由刘歆编造，但其易学思想还是流传至今。

所谓连山指连绵的群山，上古先民在荒菁的崇山峻岭中生活，居无定所，筑巢而居，过着几乎原始的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顽强地生存。

《连山》易即是以神农在山中放火烧荒耕垦种麦菜供人们食用，一代一代的生生息息都离不开山之意。

所谓《归藏》易指上古人类从山林发展到平原大地，生活环境发生大的变化，居有定所，告别巢居，所需之物有了剩余，需藏放一处之意。

就此而言，《连山》、《归藏》易的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

撇开《连山》、《归藏》易当时是否存在，是否是西汉初年刘歆编造的，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夏商上古时期，先民们对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的适应和认识，在趋利避害意识的驱使下，学会怎样才生存得好一些，学会更加适合自己生存的比较好的环境，并渐次创造了文字，把所作之事做一些简单的记载，进而对己做之事作一些简单的总结，以提高生存能力。

其中的一些智者譬如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身，近取诸物，观鸟兽之文，以制时历，并画就八卦，对未来事物发展如吉凶、灾变进行认识，避免了一些对先民们生存的祸殃。

这是人类由蒙昧向文明艰难迈进的足音。

唐孔颖达认为，神农就是连山或曰列山，因之，可以推断所谓《连山》易就是神农所创。

又说，黄帝一曰归藏氏，也即是说，《归藏》易是黄帝发明的。

总之，《连山》易、《归藏》易只是一种古老的传说，没有如《周易》那样有文字记载。

但汉、唐及以后的经史学家没有囿于二者缺乏实物依据，就对其少于问津，而是进行一些探索性研究，大胆提出一己的见解和推断，这是难能可贵的。

需要指出的是，从孔子及汉、唐到宋明清季，对《易经》进行研究的智者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具体地说即中国古代儒学、经学研究造诣颇深，著述颇丰的学者，只不过他们对《易经》的研究要专注一些，侧重一些，见地独到一些。

因之，他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做出的贡献是突出的。

在中华数千年文明史中，《易经》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艰难而不倾，能遇衰而复振，不断发展传扬，就是历代先贤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努力的结果。

三、四川易学情形在中华文化汗牛充栋的文献中，有“蜀人善治易”之说。

自汉至唐，就有严君平精《大易》，杨子云作《太玄》，李鼎祚撰《周易集解》，源远流长，闻名于海内。

入宋以后，四川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易》学尤为勃兴，解易之风更是遍布民间，研究水平为他域翘楚。

标志是陈抟著《先天图》、《无极图》，创先天易学，东坡父子撰《苏氏易传》，龙昌期撰《周易祥符注》、谯定撰《易传》等。

形成治易深达微奥，即是民间百姓，也大有所得。

这表明四川学易、治易之风已盛行于民间。

有必要将当时四川学术研究作一了解。

先对北方的伊洛易说作一些认识。

在宋代，特别是北宋，有程颐、程颢兄弟善治《易》，即我们所说的伊洛渊源之源头。

伊洛指伊川和洛水，程颐曾居于嵩县西北，地临伊川的嵩阳书院讲学。

朱熹把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及其弟子排成理学谱系，并以二程为中心，溯源探流，故有伊洛之称。

朱熹把周敦颐排在二程之前，不但因为他是理学的开山鼻祖，其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他还是二程的老师。

周敦颐（1017—1073），今湖南道县人。

清代学者黄宗羲在所著《宋元学案》中这样说：“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

”周敦颐继承陈抟等易学家和部分道家的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

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的《太极图说》。

他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思想，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周敦颐生前并不太为人所知，学术地位也不高，其理学思想鲜为人知，唯任官南安通判的程太中深知其理学造诣很精深，并将两个儿子程颐、程颢送到其门，拜其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