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内“城中村”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国内“城中村”研究述评
林　燕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中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许多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具体研究。

本文立足于近十年来关于“城中村”的相关研究成果之上,对“城中村”的概念、成因及改造等方面进行论述、评析,然后指出目前的研究缺少对外来人口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关注,缺乏时效性,希望这些方面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城中村;形成原因;改造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13(2008)—06—040—05
收稿日期年月日
作者简介林燕(—),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与宗
教。

一、“城中村”的概念
我国对于“城中村”研究的历史并不长,
关于“城中村”的概念和提法至今仍然不是很统一。

但目前大多数学者基本上接受并采用“城中村”这一提法,这个发展过程经历了一定的历史时期。

80年代末,顾朝林、熊江波从国外引入了“城市边缘区”的概念,开始了国内
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但当时并未引起十分的重视。

随着城市化进程速度的加快,“城中村”现象越来越明显,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开
始对其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对“城中村”的特征、形成机制、改造策略等各方面展开了广泛研究。

对此现象的定义也越来越集中于“城中村”的提法,参见下表:
表1　1994年至今关于“城中村”研究文献的年份分布
提法
2000年以前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合计
城市里的乡村11都市里的乡村
22都市
(里的)村庄
124963537城中村
7
12
25
46
66
87
243
资料来源:高峰等,国内城中村研究综述[J ],现代城市研究,2006年(7),第21页。

尽管学者对于“城中村”的提法逐渐趋向一致,但是,对其具体内涵的概括却有各自的角度。

1998年,张建明认为“城中村”是“位于城乡边缘带,一方面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也享有城市的某些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还保持着乡村的某些景观,以及小农经济
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农村社区”。

郑静[5](2000)认为“城市边缘区,乃至城市内部,普遍存在的农村自然居住聚落现象”。

谢志岿[9]
(2003)
则认为“‘城中村’是急剧城市化过程中原农
村居住区域(包括土地、房屋等要素)、人员和社会关系等就地保留下来,没有有机参与新的
2008No 16(To talNo 188)
北京城市学院学报
JO UR NA L OF BEI J I N G C I TYUN I V ERSI TY
2008年第6期
(总第88期)
:2008109:1984:
城市经济分工和产业布局,仍然以土地及土地附着物为主要生活来源,已触及关系(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而不是以次级关系(业缘关系和契约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区。

”李玉军[13] (2005)将“城中村”定义为“原位于城市边缘近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居民聚集居住的村寨,在城市扩展的过程中,这些村寨被扩展的城市新区,城市建筑所包围,在地域上已完全融入城市,但其人员及社会关系未能有机地融入城市,仍以土地及附着物为主要生活来源,行政管理方面也仍沿袭农村管理体制的城中农村化管理区域。

”吕宏芬等[14](2005)认为“‘城中村’是指在城镇中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农村经营体制的农村社区。

”
以上对“城中村”定义的角度有所区别,着眼点有所不同,但是在关于“城中村”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由于城市的快速扩张所导致的城市和乡村的二元景观现象这一点是一致的。

二、“城中村”形成的原因
“城中村”是特定历史发展时期所出现的一种现象,国内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论述和讨论,具体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进程
“城中村”的出现,与近20年来的工业化和城市迅速扩张密切相关,这也可以看成是“城中村”产生的直接原因。

在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用地迅速扩展,城市近郊的农村在没有来得及作出准备的情况下就面临城市的包围,城市亦未考虑好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农村纳入城市市区范围(田莉,1998)。

在城市化过程中,为降低成本,也为了避免处理与“城中村”相关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城市在征地中有意避开“城中村”;另一方面,城市扩张时往往只偏重于占用城郊农村土地资源,而不将村镇人口、村镇社区纳入城市管理序列,形成一种囫囵吞枣的城市化模式,搞得城不像城,村不像村(谢志岿,2003),“城中村”由此而生。

制度差异
时至今日,国家在对待农民的根本制度上,仍没有改变城乡就业、城乡户籍、社会保障等政策,农民仍固化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18](刘中一等,2004),“城中村”仍保留归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成为“城中村”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

但是,土地制度只是制度差异的表现之一,还有“村籍”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村籍”制度主要表现在,原来的“村民”尽管农耕地被征用后几乎全部转为城市居民,但是仍然保留着“村籍”,他们是强大的村集体经济的股东,并因此与外来房屋租客和一般市民在经济地位上有极大的差别,所以他们宁为“村民”而不愿为“市民”(李培林,2004)。

同时,“城中村”现象可以看成是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化管理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衍生的产物,是城乡文明差别外在特征的突出表现,是中国社会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发达的工业国过渡的过程中产生的特有社会现象。

3.利益驱动
村落共同体的利益性内聚是形成“城中村”问题的关键,以村籍为边界的高收入和高福利的支持,导致部分“城中村”农民拒绝政府改制;同时,非正式经济是“城中村”赖以“兴盛”的体制外支柱,“城中村”居民最大限度的占用公共“空域”,导致“城中村”里的“握手楼”愈演愈烈。

农民“个体理性”张扬,村民住宅是农民在土地和房屋租金快速增值的情况下,追求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结果(李培林,2004)。

在市区地价高涨的情况下,由于政府的补偿太少,村民不愿意损失租金受益,就将其住宅向更高层发展,以更高层空间收益置换目前空间收益,这样才能基本上保证达到或接近市区土地收益竞争的均衡价格。

从这里可以看出利益最大化同样在“城中村”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4.思想观念限制
“城中村”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的社区,居民的乡土观念较重,尤其对村落历史的认同,是“城中村”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

“城中村”是传统信任关系与情结的聚居地,长期农业社会的“聚村而居”,使这个村落成为人们生存与生活难以割舍的“祖地”,房屋等一系列外化物成为他们尊重而牵挂的“祖业”,居民们认为“祖业”是需要世代相传的,这也是理所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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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同时与“祖业”、“祖地”相关的一系列习惯,既内化于人们深层的意识观念,又外化于人们的具体行动与实践,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与村落地域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生存策略”[19](张成福,2004)。

从传统农民小而全意识与行为取向的视野看,“城中村”则可以看成是拟单位化建构的产物,而正是农民长期形成的这种小农意识使其在住宅建设开发中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期效益,存在着短期行为和趋利心态,进而从另一个方面促成了“城中村”的形成和长期存在。

三、“城中村”的改造
“城中村”是多方面造成的,“城中村”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不容置疑的。

“城中村”改造问题已经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改不改,从哪几个方面改,如何改,更是政府、群众、学者等多方面所共同关心的话题。

“城中村”改造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它需要平衡多方面的利益关系,尤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如何让“城中村”的居民获益最大,改造后如何保障他们生活的稳定,都困扰着研究“城中村”问题的学者们。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侧面,进行分析、思考,提出自己的改造意见。

就目前的研究情况而言,“城中村”改造的文献分布情况如表2。

表2　“城中村”改造角度的文献分布
研究角度文献数量研究角度文献数量
综合问题与对策土地经济
文化
体制49
16
4
18
规划
新方法新模式
实践研究
其他
6
8
75
21
资料来源:高峰等,国内城中村研究综述[J],现代城市研究,2006年(7),第22页。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实践研究的角度所占文献比例较大,共有75篇文章,占总数197篇的38%,而排在第二位的是综合问题与对策角度,共有49篇文章,约占总数的25%。

对于“城中村”改造研究的着眼点相对集中在实践研究及综合问题与对策两个方面
首先,大多数学者在一定的田野调查后,结合典型城市如广州、深圳、西安等地的“城中村”实际情况,截取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城中村”进行分析,探讨改造所面临的问题,进而对“城中村”问题提出相关的改造建议。

杜杰[20](1999)结合深圳市罗湖区原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实例,提出改造“城中村”应从发展决策、“城中村”的内在要求、体制、经济、文化、法制、组织人事等方面入手。

吴智刚[21](2005)在对广州市文冲“城中村”进行实地调查后提出,“城中村”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向乡村蔓延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的现象和城乡矛盾激化的一个缩影,“城中村”改造的过程是城市政府、城市发展要求和原村民三方利益主体对土地收益和城市功能的博弈过程,“城中村”的改造也只有在保证三方的利益得到合理保障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

张桂花等[22] (2005)在对西安市“城中村”现状进行描述分析后,提出“城中村”改造要以政府主导进行,引入市场机制,切实搞好拆迁补偿工作,进行集体财产股份制改革,进行就业培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系亚文化生态机制。

其次,许多学者在综合问题与对策方面,提出自己对“城中村”改造的思路与看法。

郭艳华[26](2002)认为“城中村”改造要以人为本,分类指导,实事求是,切实保护村民的权益作为基本原则,按照转变农民发展观念,加强培训和教育;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农村集体土地管理要纳入市场经济范畴;加大力度推进实施旧村改造;把村民自治引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加强出租屋管理;建立暂住人口管理的网络系统等七个方面。

卢苓霞[27] (2004)则建议要搞好规划,留足可持续发展空间;组建“城市出租房屋合作社”;让农民尽可能不离开原地;组建股份制公司;因地制宜,合理改造;加强城市社区建设。

第三,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的角度对“城中村”改造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如廖俊平等[29](2005)提出将PPP(Public-P rivate Pa rtnershi p s)模式,即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的合作模式与“城中村”改造工程相结合,以政府作为主导方,可以积极制定激励政策引导私人机构的进入。

一方面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私人机构的高效率带入到公共部门,有利于提高政府公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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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的绩效水平。

张培[30](2005)以法律问题作为切入点,对“城中村”改造的基本法律法规进行研究,“城中村”强行改造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但就目前而言,“城中村”改造还是缺乏国家统一的立法,地方立法对改造中利益补偿和分配实行模糊的处理方法,只能暂时掩盖矛盾。

“城中村”改造的法律问题涉及农民身份的转换,集体经济性质的转换和农民利益的补偿、安置,也涉及村委会或居委会与由村民组成的“城中村”改造建设发展公司的法律关系的认定,在进行“城中村”改造中一定要注意法律选择的依据。

五、结束语
笔者有幸参加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委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北京市五环内112个行政村治理”课题项目组,亲自走访调查了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些“城中村”,了解到了当地的实际情况。

北京“城中村”的特点是“城中村”的空间形态和内部功能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反差,用地功能混杂且分区不明确,宅基地内的违法建筑很多,综合改造困难;城市基础设施薄弱;环境质量较差;外来人口聚居,社会治安日益恶化。

在这次调研活动,也深入了解了本地居民对于村落改造、治理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同时制作了《外来人口调查问卷》,因为应该将外来人口纳入到“城中村”改造之中。

笔者认为:如果“城中村”改造中不考虑外来人口因素,就不能真正解决“城中村”的问题。

外来人口应当纳入到具体的规划措施当中,作为政策思考的一部分。

因为,外来人口已经客观存在于“城中村”的整体生活之中,对于外来人口问题有必要正确面对,这应该是最有效实现“城中村”改造的重要条件之一。

“城中村”改造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开发商及村民利益的博弈过程。

其中村民处于最为无助和弱势的地位,所以“城中村”改造要更好的维护村民的利益。

相关的规定政策,尤其是关于改造后村民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全面、具体,及时出台,且要根据实际的情况不断的完善、修改。

近年来,北京市“城中村”迅速发展,“城中村”改造成了北京市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但是,学者对于北京“城中村”改造方面的探讨有些微薄,北京“城中村”改造相对滞后,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目前,国内学者从多角度、多方位对“城中村”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仍然处于摸索阶段。

尽管许多研究是在实地调查之后,进行经验总结所得出的结论及建议对策,但是仍然存在泛泛的、而不具有时效性的问题。

我们应该更多地结合中国城市的“城中村”改造的经验,进行细致、周密的分析,尤其是改造中对于外来人口问题、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及改造后“城中村”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城市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情况,给予关于更多的关注。

为“城中村”改造的成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提供更多的建议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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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s ea rch“V illage i n Town”in R ecen t D eca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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