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思想文化转型下的雅俗矛盾及其变奏

论宋代思想文化转型下的“雅”、“俗”矛盾及其变奏*
许伯卿
摘要：鉴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宋代确立起抑武右文的国策。

至此，中国封建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发生根本性的转型，由尚武转向习文，由拓展转向内敛，亦由强盛转向衰败，
并由此催生出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多重“雅”、“俗”矛盾。

“雅”、“俗”二元矛盾及其变奏正是宋
型文化最典型的机理和特征。

关键词：思想文化、转型、宋型文化、雅俗矛盾
本文旨在分析由于宋代国家制度转型而导致的思想文化的转型，进而考察这种新型文化所催生的社会文化诸方面的“雅”、“俗”矛盾及其变奏。

这里所谓“雅”、“俗”，是一对内涵比较丰富的广义的概念，它们是对宋代文人在社会生活、思想情趣和文艺观念等方面普遍存在的两种对立统一的表现形式的概括和描述，比如恪守封建政教与放纵情欲本能，加强文化修养与热衷世俗享受、轻视市井文艺与热衷填词唱曲等。

一、国家制度的转型导致思想文化的转型
恩格斯曾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①在构成“合力”的诸“意志”中，国家制度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种。

现在已极少有学者否认，公元755年所发生的“安史之乱”，导致了一场国家制度的危机；而天水一朝抑武右文国策的确立，乃鉴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前车之覆，偃武修文成为此后整个国家制度和民族文化的准星。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即写道：“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家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如此。

”②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之前被学术界称为“唐型文化”，之后被称为“宋型文化”。

所谓“宋型文化”，内涵丰富，但在笔者看来，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固本、内敛、沉潜与媚俗、移情、放旷的对立统一。

置换成本文的概念，便大致可归纳为“雅”与“俗”的协奏。

促使“宋型文化”最终确立并具有符号特征和象征意味的历史事件，则是“杯酒释兵权”。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和《宋史·石守信传》等均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记载。

既抑武将，乃重文臣，文士和文官于是多起来。

《宋史•文苑传序》云：“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预知矣。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

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如果说开国之君宋太祖崇文主要还是出于巩固帝祚的阴暗心理，那么承平之君宋太宗已是主要从安邦治国的角度来考虑了。

李
*许伯卿(1967.12～)，男，江苏海安人，古代文学博士后、副教授，现任教于宁波大学文学院。

该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宋词题材构成及其文化解读》的阶段性成果，编号为N04WX06。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三：“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

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

”抑武右文、以文驭武国策的确立，使文化和文人获得了全社会的普遍尊重，而日益宽松的科举取士制度又为广大读书人大开入仕进取之门。

据张希清先生《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一文统计，北宋取士总数达六万余人，每年达360人③。

总之，诚如蔡襄《蔡忠惠集》卷二十二《任材》篇所云：“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

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虽有武臣，盖仅有也。

”或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文彦博所云，宋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宋代不仅大量重用文士，而且给予他们非常优厚的待遇。

宋廷对文官的礼遇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是执掌权柄。

《宋史·太祖本纪三》云：“乾德改元，先谕宰相曰：‘年号须择前代所未有者。

’三年，蜀平，蜀宫人入内，帝见其镜背有志‘乾德四年铸’者，召窦仪等诘之。

仪对曰：‘此必蜀物，蜀主尝有此号。

’乃大喜曰：‘作相须读书人。

’由是大重儒者。

”全国统一后，宋廷为避免重蹈晚唐五代藩镇权重、君弱臣强的覆辙，规定军队高级将领必须由文人充任。

同时规定州郡长官也必须由文人担当，又另设通判，以相互钳制。

全国各州郡的财赋刑法等事务，也改由另外设置的各路机构专门管理。

多管齐下，把所有主要权力收集到中央，如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八所云：“本朝鉴五代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都收了。

”“于是使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皆所以渐收其权。

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④而由于广开科举之门，“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强之吏，皆自此出”⑤。

二是俸禄丰厚。

高官之外，宋代还实行“重禄法”，以厚禄笼络文士，兼期养士之忠廉。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制禄之厚”条云：“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

同卷“宋祠禄之制”条又云：“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

”“宋恩赏之厚”条又云：“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

”“宋恩荫之滥”条则感慨云：“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至如此猥滥，非惟开倖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经费。

”这一点，连宋人自己也承认。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即称：“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

”石介《徂徕先生论文集》卷九《养说》亦云：“古之养士也薄，今之养士也厚。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九引王岩叟语云：“今天下皆曰侥幸之甚者，莫若三省之胥吏，岁累优秩，月享厚禄，日给肉食，春冬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使令得营卒，郊礼沾赐赉之恩，又许引有服亲入为吏，如士大夫任子无以异……其为恩幸可谓厚矣。

”丰厚的俸禄收入，在客观上使宋代士大夫拥有了纵情声色、奢侈享乐的物质条件。

三是言论相对自由。

宋代相对的言论自由，源自宋廷抑武右文的基本国策。

《宋史•曹勋传》、《宋人轶事汇编》卷一所引陆游《避暑漫抄》、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周煇《清波杂志》卷一等文献中，均有宋太祖立誓碑不杀士大夫的记载。

“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

”⑥因为无性命之虞，宋代敢于议论朝政、犯颜直谏的文人较前代为多，名臣辈出。

《苏轼文集》卷十《上神宗皇帝书》即云：“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

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

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

言及乘舆，即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即宰相待罪。

”发展到后来，连太学生也敢直言不讳地指斥时政。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云：“太学，古语云：‘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

’言
其清苦而鲠亮也。

……国有大事，鲠论间发，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

由昔迄今，伟节相望。

”文官即使犯了罪，至多也只是发配、流放到偏远的蛮荒之地，而且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抑武右文之制一出，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终于发生根本性的转型，完成从“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转变。

从唐朝到宋朝，中国封建社会由尚武转向习文，由拓展转向内敛，亦由强盛转向衰败。

夏承焘先生《北宋词风》绝句云：“九重心思共谁论，酒畔兵权语吐吞。

说与玉田能信否？陈桥驿下有词源。

”⑦夏先生此诗虽是论词，却言简意赅而又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宋代思想文化转型的最深层的根由。

张毅先生也曾替我们做过很好的小结：“为了清除内患，宋初统治者采取了兵与将分，官与职分，优待士人等一系列政治措施，建立更为彻底的中央集权制度。

……政治的保守，军事的无力，使得整个封建集团再也没有唐人那种追求建功立业的宏伟气魄，没有‘宁做百夫长，胜过一书生’和‘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豪迈气概。

时代精神趋于向内收敛而不是向外扩张，士人心理喜于深微澄静而不是广阔飞动。

”“由于向内收敛，宋代文人的心理一开始就往细腻、敏感、深微处发展，失去了唐人的豪放、自信和开朗，有一种回避现实反归内心的倾向。

”⑧事实诚如夏承焘、张毅二先生所揭示的那样，宋代国家制度的转型正是宋代思想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

二、多重“雅”、“俗”二元矛盾是宋代思想文化转型的表现形式
国家制度转型所催生的新型思想文化即宋型文化，集中表现为“雅”与“俗”的矛盾。

不过，这种“雅”和“俗”的矛盾的催生和演化，需要多种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才能实现；或者说，这种“雅”、“俗”矛盾，会通过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反映出来。

择要而言，包
括以下数方面的内容：
首先，宋代文士的阶级构成发生了变化，其主体成为先天具有“雅”、“俗”矛盾性格的庶族。

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序云：“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由于门阀士族没落，士庶界限消失，特别是科举取士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宋代广大中、小地主甚至工商业者和自耕农，都获得了读书应考的进取机会。

这些人崛起于社会中、低层，思想情感都比较开放自由；与之相应，很多人性格中难以避免地带有来自下层社会的流俗气息，易于出现“卞躁俦张”、“淫泆浮曼、矜夸傲辟”、“争名竞利”诸毛病⑨。

庶族官僚阶级一方面努力恪守封建政教所规定的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时常显露从流媚俗的情趣，成为具有“雅”、“俗”二元矛盾对立统一的心理结构的社会精英文化主体，并在生活中经常扮演相互矛盾的角色。

周煇《清波杂志》卷十云：“韩黄门持国典藩，觞客，早食则凛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

”彭乘《墨客挥犀》卷八云：“程丞相性严毅，无所推下。

出镇大名，每晨起，据案决事，左右皆惴恐，无敢喘息。

及开宴召僚佐饮酒，则笑歌欢谑，释然无间。

”《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二云：“东坡生平不耽女色，而亦与妓游。

”发展到南宋，有人已成为多位一体的性格组合型人物。

杨万里《诚斋集》卷九十八《张功父画像赞》即云：“香火斋祓，伊蒲文物，一何佛也。

襟带诗书，步武琼琚，又何儒也。

门有珠履，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

冰茹雪食，琱碎月魄，又何穷诗客也。

”杨万里评张镃之语，正可看作是对多种“雅”、“俗”矛盾在宋代士人身上对立统一情形的生动描述和高度概括。

其次，宋代文士的心态较前代已有很大变化。

一方面他们固然仍深受传统和正统思想的浸润，但另一方面已在崇文优士国策的诱导下产生新变，娱乐享受成为士林的合理要求和自觉追求。

于是有恪守封建政教、注重修身养性与放纵情欲本能、享受日常生活的“雅”、“俗”矛盾。

有崇文重士的国策，有嗣圣明道的理学，有历代帝王的提倡和表率，天下文士遂多自
知奋励，以求仕进，以长学识。

《燕翼诒谋录》卷一云：“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

”与之相应，宋人的知识文化水平大幅提升，每以“洞古博物”、“博学多闻”相尚，而讥笑才疏学浅者。

叶梦得《石林燕语》载宋太祖面批赵普：“汝争得如他(指卢多逊——引者注)!”《宋史·寇准传》载张咏讥寇准“不学无术”。

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载刘原父讥欧阳修“可惜不甚读书”，卷六载富弼讥黄庭坚“原来只是分宁一茶客”。

除应考的儒家经典外，举凡天文、地理、士风、民俗、园林、丹青、翰墨、金石、考古、文艺、娱乐、丹方、杂技等一切学问，皆在宋人研习、推究范围之内。

王安石宣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

”⑩不过，礼遇和厚禄，固然培养了不少忠勇报国、儒雅醇厚之士，但也使许多人染上奢侈享乐的恶习；加上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时“多积金银，厚自娱乐”的倡导，宋代官僚阶层的生活私欲日渐膨胀，享乐之风盛行。

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云：“时天下无事，许臣寮择胜燕饮。

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

”唐人每以立功边陲、马革裹尸为远志；宋人则多以功名富贵、娱乐享受为常理。

《宋稗类钞》卷二记载宋祁元宵彻夜狂欢而遭其兄宋庠批评：“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

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宋祁竟反驳：“不知某年同某处吃齑煮饭是为甚底？”即使是吕蒙正、李纲这样的名臣，也不例外。

《宋人轶事汇编》卷四云：“吕文穆微时极贫，比贵盛，喜食鸡舌汤，每朝必用。

一夕游花园，遥见墙角一高阜，以为山也，问左右曰：‘谁为之？’对曰：‘此相公所杀鸡毛耳。

’”卷十四云：“李纲私藏，过于国帑，侍妾歌童，衣服饮食，极于美丽。

每宴客设馔必至百品，遇出则厨传数十担。

”于是，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十九《原文》有言：“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憙儒以此。

”虽不能说李觏的“利欲观”就是在为放情纵欲者寻根、张目，但其产生却不能不受当时侈靡之风的影响。

杨海明先生对此亦有精辟论述：“第一，时至宋代，人们的自我价值已有了‘升值’之势，这样一来，他们就越发懂得珍惜生命和注重人生享受；第二，时至宋代，作为地主阶级知识阶层的士大夫文人，其阶级意识中的腐朽一面比前代更有所膨胀，再兼受到新兴市民阶层庸俗思想意识的影响，这就更加诱发了他们‘人生行乐耳’的享乐心理。

”⑪需要补充的是，宋人的自尊自重同时体现在仕途进取、政治判断和道德评价中。

宋代名儒、名臣辈出，正是宋人自尊自重、努力实现人生价值的反映。

许多人既是名儒能臣，也是奢侈享
乐的典型，两者集于一身，并行不悖。

第三，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改变着士人的价值观，看重金钱和享乐的“利欲观”被越来越多的士人接受；同时，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教育的普及，也使市民阶层有了了解、学习甚至经营文化的机会和本领；而歌妓作为市民阶层中的特殊群体，作为词曲的主要传播途径，更直接在普通市井和士林之间扮
演了使“雅”、“俗”文化相通互补的角色。

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并由此催生了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为宋代文士从流媚俗、
放情纵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它不断改变着士人的价值观，看重金钱和享乐的“利欲观”被越来越多的士人接受。

尤其是那些出身寒微的农家子弟，更易受城市生活的诱惑。

司马光《传家集》卷四十八《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有云：“窃惟四民之中，唯农最苦。

……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睹盛丽，则不复肯归南亩矣。

至使世俗俳谐，共以农为嗤鄙。

诚可哀也！”儒家伦理道德以农耕文明为哲学基础，对农民的嘲谑，其实质就是对传统封建礼教根基的侵蚀。

基于此，许多正统士人对市民文艺的非正统性深表忧虑和愤慨。

《新唐书·郝处俊传》云：“彼俳儿优子，言辞无度，争负胜，相讥诮，非所以导仁义、示雍和也。

”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云：“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出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

不知起于何时。

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

……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也。

”
但是，由于士人的介入，市民文艺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乃至由“俗”趋“雅”，变“俗”为“雅”。

姑就宋代典型的文学样式词体而言，曹组的谐谑、田中行的鄙俚、向滈的白话，自然是“俗”对“雅”的浸染；而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所载西夏归朝官“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之语，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所载逻卒传唱苏轼“《燕子楼》乐章”于徐州城中之事，《宋稗类钞》卷四所载长沙义妓“尤喜秦少游乐府”轶闻，都分明是“雅”对“俗”的影响。

柳永、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众多音乐家型词人，既频繁出入歌楼妓馆，又每将所作通过歌妓传唱开去，这样的创作自然雅俗共赏。

李子正《减兰十梅》小序所述“动诗人之清兴”、“感行客之幽怀”、“追惜花之余恨，舒乐事之余情。

试缀芜词，编成短阕。

曲尽一时之景，聊资四座之欢”的宋词创作和传播的某种情形，正可看作宋代雅、俗两种文化合作协奏的典型。

词由闾巷市井口头传唱演变为案头笔端文人创作的史实，
就是一个“雅”、“俗”联姻互动并由“俗”趋“雅”的进程。

第四，君主制中央集权的强化、科举殿试制的确立、理学的盛行，一方面迫使文士皈依封建政教和伦理道德之“雅”，另一方面也使文士在承受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之余为求解脱而热衷寻欢作乐之“俗”。

学者每言宋代文官制度的圆熟，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对知识阶层的有效控管而已。

较唐代而言，宋代文士所受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其实要深重得多。

前文所谓“言论自由”，是在规定范围之内的。

在事关国家政治、忠孝节义等大是大非上，宋儒很少有自由表达和发挥的余地。

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即云：“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

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

……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这样的言论自由，其结果往往是空发议论，迂阔而不切实际。

赵宋对士人的控管渠道主要有二：一是改革科举制度。

“殿试制”的确立，使皇帝总揽取士大权，进士都成为天子门生，力避当权者利用科举结党乱政。

限定考试内容、设立州学与县学，使举子被束缚在固定的思想框架内，应试作文重章法而轻见解，演变为章法、格式固定的时文⑫。

扩大取士名额，则使更多士人落入圈套。

二是理学。

理学将天理与人心对举，凸出人心对秩序、规范的自觉和皈依，把外在秩序和规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整顿约束变为心性自觉的谐调和修养，使治心养气成为知识阶层涵养心性和完善人格的重要方式，文士在政治生活和公德修养方面自觉收敛了晋、唐以来放荡狂傲、任情率性的习气，变得沉稳老练、循规蹈矩。

顾
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宋世风俗》云：“宋自仁宗在位四十余年，虽所用或非人，而风俗醇
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

”所谓“君子道长”，乃理学所滋养也。

崇其位而不愿尽其用，孤其道而不敢禁其欲，集权及其衍生物科举和理学遂成为宋代文士产生矛盾性格、分裂人格的根由。

精神上的郁闷往往表现为物质上的排遣。

宋人心底潜伏的叛逆情绪，使之自觉不自觉地藐视权威，沉沦世俗，放纵情欲，寻求慰藉，解释郁闷。

放情纵俗与醇厚端方，这两种迥异甚至矛盾的表现，在宋人那里获得极自然的统一安排，从本文第二部分第一点引自《清波杂志》、《墨客挥犀》等书的相关记载，亦可领略一二。

由集体性无意识的人格分裂而导致的精神和生活的“公”、“私”或曰“雅”、“俗”的
两极化，使后人已很难用简单地“君子”或“小人”来衡量宋人。

第五，宋代文士既遵奉儒学，又兼爱释、道，对儒与释、道关系的深刻理解和便宜从事，乃是宋代文士在集权政治强化和理学思想盛行的文化背景下，自我保全，谐调“雅”、“俗”矛盾，使身心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在政体和思想文化转型的新背景下，为求生存和发展，宋代释、道二教出现了共同的变化，即都从看重外部事功(广收门徒)转向注重内心修养(感化人心)，儒学与释、道二教以心性为契合点，在思想的层面上进行融合。

著名道教人物张伯端在《悟真篇序》中就宣称：“教虽分三，道乃归一。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云：“上以新译经五卷示宰相，因谓之曰：‘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

……虽方外之说，亦有可观者，卿等试读之，盖存其教，非溺于释氏也。

’”卷四十五又载真宗撰《释氏论》云：“以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窃则廉矣，不惑则正矣，不妄则信矣，不醉则庄矣。

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

”宋代统治者对道教也同样的崇奉，特别是真宗，几达狂热的程度。

宋代重要的思想家，几乎都出入释、老。

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一文就坦言其兄程颢之学“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在封建正统思想那里，经邦济世、建功立业无疑是雅道，而怡情养性、自我娱乐显然是俗谛。

宋代儒、释、道三教的兼济与融合，使《论语·泰伯》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与《孟子·尽心上》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种非此即彼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处世方式，获得了重新整合与界定的机会。

儒家的淑世精神使宋代文士积极用世，道家主张清静无为、佛教主张自觉解脱的思想又使他们能超然对待人生的荣辱得失；个体生命的意义，既可通过社会事功来实现，也可在内心的适意自足中去求得，不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加上宋代文士大多兴趣广泛，饱学多能，更为他们转移、释放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郁闷，开无数法门。

宋代文士在“雅”、“俗”之间的去就往返，由此轻松自如。

虽说早在孔孟老庄那里，就已在思想方法层面基本解决了用藏出处的矛盾，但真正能做到去就轻松、进退自如，还是在宋代；主要原因即上述儒、释、道三教在思想层面上的打通，以
及移情手段的多样化、具体化。

最后，内敛的心态、高深的修养与丰厚的待遇、自由的生活相结合，使“精致”、“世俗”成为宋代文士审美意趣与生活情趣“雅”、“俗”对立统一的两个蕲向或特征。

赵宋的抑武右文国策，既是文化大丰收的沃壤，也是大量文化成果被切割闲置的铡刀。

国家军事上的软弱，已使宋代文人心虚气短，缺乏唐人的矫健气魄和民族自豪感；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