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保护_劳动密集度与企业创新__省略_008年_劳动合同法_实施的证据_倪骁然

摘要：本文发现，增强劳动保护能够促进企业创新。

我们以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以研发投入衡量的创新投入显著增强。

当以专利申请总量和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衡量企业创新产出时，《劳动合同法》实施的上述作用仍然成立。

进一步分析表明，本文的主要发现在创新需求较高的行业中，在竞争度较高的行业中，在行业内的后进企业中，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

从促进企业创新进而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角度出发，本文的发现提供了《劳动合同法》具有积极影响的证据，也揭示了一条中国背景下法的实施能够影响实体经济的路径。

关键词：企业创新劳动合同法劳动保护劳动密集度一、引言长期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所在，支撑了我国的经济增长。

然而，在“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过往的比较优势难以延续，稳增长、促转型成为迫切课题。

劳动力是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而创新是企业不断发展的源泉，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那么，能否通过制度层面的设计，充分挖掘劳动力投入的潜力以支持企业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本文试图通过考察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来回答这一问题。

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①。

这一法律在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和变更、解除和中止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严格的限定，显著强化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②。

自颁布以来，围绕该法的种种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息。

支持的声音认为，这一法律规范了劳动保护，“呼应了法制建设不断推进背景下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客观需要”（刘媛媛、刘斌，2014）。

反对的声音认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过于超前，其所导致的劳动成本增加是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将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李钢等，2009）。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财政部负责人针对有关《劳动合同法》的批评声音，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使得这一话题又引发了新的关注③。

《劳动合同法》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一项重要制度变迁，它的实施显著强化了劳动保护的力度，其所引发的争议之广也是不多见的。

这部法律的经济影响应该得到有效评价。

从理论上讲，劳动保护增强对企业创新可能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增强劳动保护可能会促进企业创新。

劳动保护增强限制了企业用工的灵活性，降低了企业的经营弹性，使得企业在短期中面临更大的经营不确定性（陈德球等，2014；Serfling ，2016）。

在不利的经营条件下，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使得企业有可能以此为激励加速转型，以技术创新的手段替代劳动力投入，实现生产方式的结构性转型。

具体而言，劳动保护的增强使得企业解雇员工变得困难，员工的话语权增强，这有助于改善因为创新投资产出不确定性较高导致劳动保护、劳动密集度与企业创新——来自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的证据□倪骁然朱玉杰--154的事后收益难以公平分配的问题，员工在创新项目实施时就更有积极性努力投入，进而企业创新项目能够得以有效执行（Acharya et al.，2014）。

并且，劳动保护的增强使得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性降低，员工更有可能在企业中获得长期稳定就业的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会有更强的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意愿，针对员工进行的“长线投资”能够提升员工素质，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开展创新研发项目。

但另一方面，增强劳动保护可能会阻碍企业创新。

劳动保护增强导致的经营弹性下降，使得企业难以在最优水平上进行投资，可能会错过诸多净现值为正的风险项目；并且，创新活动周期长、风险高，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

劳动保护的增强有可能使得企业难以解雇工作能力较差的员工，为之匹配的工资待遇和医疗保险等开销，对企业而言是沉重的负担，同时企业也将难以在创新上投入足够的资金以及必需的人力资本。

鉴于理论上的不同预期，劳动保护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企业创新，是需要通过实证检验来回答的问题。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于企业而言是外生的，所以利用其实施前后给劳动保护程度带来的外生变化建立劳动保护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联系，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实证研究当中的内生性问题。

不过，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时，所有企业面临着相同的外生冲击，因而该法实施前后企业创新的变化可能仅仅反映的是时间趋势。

为了更好地识别《劳动合同法》冲击给企业经营与投资决策带来的影响，参照过往研究（陈德球等，2014；廖冠民、陈燕，2014；卢闯等，2015），我们按照企业自身的劳动密集度来设定实验组与对照组，构建双重差分模型。

考虑到这一冲击的强度与企业自身的劳动密集度占比有关：企业的劳动密集度越高，说明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对企业越重要，在劳动保护加强的情况下，企业调整其人力成本投入就越困难，我们将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企业作为实验组，将劳动密集度较低的企业作为对照组。

使用2005~2013年上市企业数据检验的结果表明，增强劳动保护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在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企业中，以研发投入衡量的创新活动显著增强。

当以专利申请总量和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衡量企业创新产出时，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创新的这一促进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也得以验证。

此外，我们还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创新需求较高的行业中，在竞争度较高的行业中，在行业内的后进企业中，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

上述结果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的主要发现。

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丰富了现有的研究。

其一，本文揭示了2008年《劳动合同法》对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

作为风险高、周期长的一类投资，研发投入影响的是企业的长期价值。

企业价值增长在地区层面加总，就能够贡献于经济增长。

过往文献所指出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的财务风险上升（陈德球等，2014）、经营弹性下降（廖冠民、陈燕，2014）、成本粘性增大（刘媛媛、刘斌，2014）、投资不足（卢闯等，2015）等问题，多是着眼于《劳动合同法》实施在短期中的负面影响。

而事实上，短期成本引致的“优胜劣汰”可能会激励企业转型，进而给这些企业带来长期回报。

与过往文献不同，本文从企业创新的角度，对《劳动合同法》在长期中的影响予以关注，丰富了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

其二，本文从企业创新的角度丰富了中国背景下“法与金融”的研究。

基于美国的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和政府政策能够显著影响企业创新（Atanassov，2013；Acharya et al.，2014；He and Tian，2015）。

相比较而言，除了Tan等（2015）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研究外，在我国背景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还较为匮乏。

新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地方司法保护主义（潘越等，2015）、民营化企业股权结构（李文贵、余明桂，2015）、政治关联（袁建国等，2015）等中国背景下的特有因素会显著影响企业创新。

《劳动合同法》实施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的研究结论，说明有效的制度设计能够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进程，法律制度的实施能够促进金融发展。

林炜（2013）发现，劳动密集度上升会使得企业竞争力下降，现存的企业会因此引进先进技术以提高竞争力，从而实现“创造性破坏”。

不过，这一研究没有涉及劳动保护，并且劳动密集度上升和企业创新产出可能同时会受某些经济因素的影响，因而有必要通过寻找外生冲击来解决因果识别问题。

本文并不直接考察劳动密集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而是以《劳动合同法》实施作为劳动保护增强的外生冲击，--155基于这一冲击在劳动密集度不同企业中的异质性，考察劳动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劳动保护的内涵比劳动密集度更广，并且我们采用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作为企业创新更为直接的衡量，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结论从“法与金融”的角度来说具备一定的政策价值。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按照如下的顺序展开：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其中包括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其中包括主要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进一步讨论；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在理想的状态下，劳动力可以在企业间通过无摩擦的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企业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决定最优的劳动力规模和工资，并根据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决定雇佣劳动力的规模，即在边际上一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应该恰好等于支付给其的工资。

然而，在现实当中，企业雇佣或解雇员工会产生成本，并且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

由于企业的生产活动具有异质性，企业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投入时间和精力搜寻合适员工，在雇佣员工后需要投入人力资本进行培训，在解雇员工时还需要给予经济补偿。

这些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难以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

本着扩大利润和节省成本的目的，企业有可能会做出一些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

Botero等（2004）指出，没有政府干预的劳动力市场是有缺陷的，存在着若干不公平和无效率的问题（例如选择性歧视、支付过低、任意解雇、保险不健全等）。

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扭转市场失灵的状态，需要政府的有效干预。

以劳动法的形式规范劳动合同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政府干预的重要表现形式。

然而，过往研究表明，政府干预下的劳动保护常常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

Besley和Burgess （2004）以印度为背景的研究发现，劳动保护使得企业投资下降，并带来了经济总产出的下降。

Botero 等（2004）发现，更加严格的劳动保护不但没有促进就业，反而造成失业率上升。

在许多国家，劳动保护较强的一大表现形式是广泛活跃的工会组织。

诸多国外学者研究了工会活动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

Atanassov和Kim（2009）的跨国研究发现，劳动保护可能会给公司治理带来负面影响：在投资者保护较弱和雇员保护较强的情况下，表现不佳的经理人有激励和雇员“结盟”，在企业业绩不佳时以兜售企业资产的方式规避裁员，这对雇员起到了保护作用，但损害了股东的利益。

研究表明，工会组织的集体议价会导致企业出于保持议价能力的考虑提升负债率（Bronars and Deere，1991；Matsa，2010）和减少现金持有（Klasa et al.，2009），增加资本成本（Chen et al.，2011），进而使得企业破产风险增大，外部融资受阻。

基于美国的法律环境和资本市场，Bird和Knopf（2009）用《反不当解雇法》（Wrongful Discharge Law）的实施识别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外生冲击，发现劳动成本的增加给企业的利润率带来了负面影响。

同样基于《反不当解雇法》的实施，Serfling（2016）研究发现，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增加使得企业的经营弹性降低，而破产成本升高，企业会通过减少负债来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