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比较文学理论概要)

形象学（比较文学理论概要）

形象学

形象学(imagologie)研究一国文学中异国形象及其所蕴

涵的文化意义。换句话说，即通过对文学的研究来了解民族与民族之问是怎样互相观察、互相表述的。形象学中的形象，不仅仅指异国的人物、景物，也可以指作品中关于异国的情感、观念和言辞。

第一节形象学的发展历史

形象学孕育于影响研究之中，可视为影响研究的扩展或又一个分支。实际上传统影响研究中的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已经包含了形象学的因子，如“旅游者”是媒介学的主要

研究对象之一，而“旅游者”根据自己亲身的游历体验所书写

的游记则为形象学研究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形象学与这三大分支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传统的影响研究注重影响和接受的“事实联系”，以考据为中心，意在挖掘

文学继承和创新的源流关系，而形象学在注重事实的基础上，把研究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文学中异国形象及其所体现的文

化冲突和对话。

一、形象学在西方

对异国形象的描绘在西方古已有之，但作为比较文学分支的形象学，其形成仍是在比较文学的故乡——法国。早在

1896年，当比较文学还在争取成为独立学科时，路易一保尔．贝茨便显示出对文学作品中异国异族形象的兴趣，他指出比较文学的任务之一便是“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互相观

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20世纪初，巴登斯贝格的《法

国文学中的英国和英国人》可作为形象学的初步示范。20

世纪四五十年代，让一玛丽·卡雷和基亚将形象研究推向前台，提示人们用新的视角研究异国形象。在为基亚的《比较文学》所写的序言中，让--玛丽．卡雷主张，研究国际文学关系应

将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置于“事实联系”的中心，并把关注“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作为比较文学

的任务。1947年，卡雷的专著《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1800—1940》出版，该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法国不同作家、哲学家对德国形象的幻化以及这种幻想由崇拜到幻灭的过程，体现出“形象”所产生的巨大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力。1951年，卡雷的弟子基亚出版《比较文学》，该书虽未运用“形象学”一词，但以“人们所看到的外国”为题设专章讨论。基亚一方面坚持实证研究，主张以大量鲜活的文学事实为基础，同时又主张“不再追求抽象的总括性影响，而设法深入了解一些伟大的民族传说是如何在个人或群体的意识中形成和存在

下去的”①。基亚在谈及个人、集体、民族这些名词时，实际上已将异国形象的研究由“事实联系”延伸到“文学、文化”，表

明形象研究必须在文化背景下展开。20世纪60年代，巴柔、让一马克．莫哈等法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形象学作了更为深人的探索，巴柔提出，“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形象因而是一种文学的或非文学的表述，它表达了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现实间能够说明符指关系的差距’一。他认为异国形象不是个人或单一文化的考究，而是两种文化互动的产物，应该放在“社会集体想象”层面上深入研究。这些论述已经论及形象学的基本性质和特征。

法国学者对于异国形象的跨界研究引起了部分学者特

别是美国学者的担忧。韦勒克曾指出，“卡雷和基亚最近突然扩大比较文学的范围，以包括对民族幻象、国与国之间互相固有的看法的区别的研究，但这种做法很难使人信服”。他批评卡雷和基亚的研究更接近历史、思想研究而非文学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强调异国形象研究的“文学性”，反对过分挖掘文学以外的历史或政治证据，以此来保证形象学的文学性，其初衷可嘉，但在实践中却未能贯彻下去。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欧文·奥尔德里奇在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的《龙与鹰——美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形象》(1993)(The Dragon and theEagle：The Presence o，China i，l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就是从本国政治和历史文化视野

研究中国形象的，并揭示出美国创造这一异国形象背后的社会政治意义。因此，美国学界的异国形象研究同样是一种跨学科、跨国别、跨文化的文化研究，并且更具实用性特点，有些美国学者的研究甚至直接服务于美国政治需要。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特别是后殖民批评的异军突起推动

了形象学的发展。形象学从各种后学理论中获取了思想资源，从而在不同层面上开展对异国异族形象的研究。“东方主义”、“异国情调”、“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概念进入形象学的话语体系。一些批评家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学经典中异国形象的描绘，如后殖民批评家对莎士比亚作品中描写异域或野蛮人时所流露的文化优越感的分析和批判，从理论和实践上扩展了形象学研究。

二、形象学在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出使国外和留学人员的出现，西方人的形象开始出现在中国人的日记、游记和介绍中。其中饶有意味的当属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1876年郭嵩焘作为清朝政府的第一任驻伦敦公使，后来还兼驻巴黎公使，他将从上海到伦敦的五十天日记整理后抄寄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的书名刻板印行。在书中，郭嵩焘认为西洋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特别是他认为西洋的政教(英国的巴力门parliament，国会)优于中国，设买阿尔(mayor，民选市长)治民顺从民意，优于中国，这就打破了“天朝上国”政教

优于狄夷的神话。郭嵩焘的这些言论激起轩然大波，引得满朝大夫公愤，闹到奉旨毁板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衰败又使得一部分中国人对欧洲文化思想产生怀疑，1919年梁启超出版的《欧游心影录》，着笔点尽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破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他通过周游欧洲和描述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应，展示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和推崇②。

1929年，有感于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歪曲和丑化，郑振铎在《西方人所见的东方》一文中发出感慨：“东方，实在离开他们太远了，东方实在是被他们裹在一层自己制造的浓雾之中了!”③钱钟书的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1937)可视为一篇典型的形象学论文。钱钟书在文中重点探讨了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的各式文献中对“中国”的特定解读与想象性塑造，包括法国的中国研究对英国的影响，英国早期文献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面貌，中国风格在英国的流行与争议以及英国文学对中国故事的曲解与改写等。可见，有关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文章在中国出现较早，但这一研究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没有深入下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乐黛云、孟华等人的大力译介下，出版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1999)、《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等一批形象学的论著和译文。这些著述介绍了形象学在国内外的最新发展，并较详细地探讨了形象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