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高考的真实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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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高考的真实场景（附必考科目）本文作者倪方六六月（前些年是七月，我当年参加即是）七八九，又到高考时。 高...

中国古代高考的真实场景（附必考科目）
2008-06-13 12:41

中国古代高考的真实场景（附必考科目）

本文作者 倪方六

六月（前些年是七月，我当年参加即是）七八九，又到高考时。

高考，虽然是现代才有的名词，实际在中国古代已有悠久的历史。科举制度，就是中国古代的“高考”,而且比现在的高考层次更高，考中了就能当官，现在考上也不过就是换来一纸文凭，还得找工作再就业。

在科举之前，封建王朝挑选人才、官员的主要方式是“选举”（举贤），就是如“文革”期间的推荐上大学。很显然，未经统考的选举方式主观因素太明显，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朝里无人莫想做官。科举，流行的学术观点是，出现于公元607年，到今年，这一制度已诞生了1401年。

我曾在去年专门就古代高考写过相关文字，这里重新校正、补充一下。



图：古代考场内景（江南贡院）

翻一下帝王世系年表，公元607年的皇帝竟然是中国古代最为荒淫帝王之一杨广，具体时间是大业三年。大家可能想不到吧，这位历史评价颇低、骂名在外的皇帝竟然也做了一件好事情，而一下子就影响了此后的一千多年中国历史。如果要说，是当了15年皇帝的杨广对历史有什么贡献，除了开凿京杭大运河，大概要算科举制度的正式确定了。如不少老三届学生仍在怀念力主恢复高考的邓小平一样，想来古代无数的穷书生也应该感激这位荒淫帝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科举让寒士们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从此过上体面的甚至妻妾成群的幸福生活，体验到了“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快乐。

从史书上看，杨广推出科举选仕制度，并非是政治作秀，当年确实出于选拔优秀人才的需要。《隋书·炀帝》记载，大业三年杨广下了诏，诏文一开头即称，“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周称多士，汉号得入，常想前风，载怀钦伫。朕负扆夙兴，冕旒待旦，引领岩谷，置以周行，冀与群才共康庶绩。”从杨广这段“心里话”来看，他根本不像是荒淫之君，倒如刘邦、李世民一般有为。从中可以分析出，杨广谋得皇位之初，还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希望做一位立政经邦的“明君”。所以杨广表示，“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

，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球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其见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

到了唐代，科举场上走出了“状元”。进士第一就是状元，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考场上的冠军。这一至今仍充满魅力和活力，并为众多人羡慕的名词，则是中国历史上颇负争议、惟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发明和创造。清代史学家越翼考证，“自武后初试贡士于殿前，别其等第，门下例有奏状，其居首者因日状头，亦日状元。”此后，“状元”就成了优秀学子的代名词，状元之后二、三名分别是“榜眼”、“探花”。据统计，从大业三年科举开考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止，共约出现过592位状元。

如同现在考中状元不容易一样，古代的状元更难考取。得经过乡试、会试、殿试等三次考试，方有折此桂冠的机会。所以，古代的状元多是货真价实的满腹经纶之士，绝对不是现代考试上出来的那种“考试型人才”，连皇帝也喜欢把女儿嫁给状元郎呢，要招之为驸马。

大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后，很长时间内是全国万万千千的考生同考一张卷子。古代的科举一开始也是这样，实行全国统考，多数年代都是一榜取仕。但自古江南出才子，北方读书郎在科举场上，整体上显然是考不过江、浙秀才的。后来出于公正、平衡和照顾起见，最后一轮的“总决赛”殿试，有的朝代，如明朝就分出了南、北不同的考题和考试时间，出现南卷、北卷之分，甚至有南、北、中三卷之分。



上图：明代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戊戌科”赵秉忠状元卷首（复制件）



下图：明代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戊戌科”赵秉忠状元卷尾（复制件）

《明史·选举》记载，“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但“全国统一考试”的结果往往是南士（南方考生）讨巧，录取比例高，北士吃亏，甚至统统名落孙山。1397年洪武年间曾发生过一起“南北榜案”，因为录取对象不平衡，朱元璋把主考官刘三吾流放到了边疆，另一名主考官白信蹈、侍读张信则被砍了头，起因就是录取的51人全是南士，北士无一人进榜。后来明太祖朱元璋亲自阅卷，最后录取的61人则又全是北士，首开了大明王朝分南、北取士的先河。

随后明成祖朱棣当政的永乐年间，科举考试并没有分出南北。朱棣死后，其长子朱高炽（仁宗）当了皇帝，录取工作有了明显变化，明确了南北二片各自的录取人数和比例：30个录取名额分配比例是，南士录16人，北士录14人。朱高炽死后，接班人朱瞻基（宣宗）正式将试卷分为南、北、中三卷，并成为定制，如果是100名

，则南士取55名，北士取35名，中士取10名。

明时各片考生范围分配如下：

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
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
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

后来南北中三卷也有人说不公平，又合并成南北二卷，搞大平均，录取人数南北各半。而且进行“扩招”，增加录取人数。

一千多年间，因战乱、政策原因，科举不是年年都进行的，一般三年一举，三月廷试。也曾出现过多次“恢复高考”的的现象。如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前后曾两次恢复科举考试。但因生源质量不行，“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遂暂停开考，一直到洪武十五年，才恢复。所以，大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之举是有历史之鉴的。

科举制度呈明显的延续性，并不断得到完善。唐科举制度仿隋制，宋袭唐制，元随宋制，明依元、宋制；自然，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是继续了明制。而在考试科目上，以唐、宋二朝最为丰富和完备；规范、严格则明朝为最。

现在的高考分为文、理科，古代的科举也分科，有文、武科之异。因此，有文状元、武状元之别。很明显，文科考生主要要读好“四书五经”这些传统的圣贤书，否则很难金榜题名；而武科生，则要练好拳脚，功夫超人，没有盖世之本领，想取得好成绩是很难想像的。据《状元史话》一书作者萧源锦先生考证，中国古代第一个武状元名叫薛奕，出现在宋神宗赵顼的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有名的文状元则太多了，如唐大诗人王维、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清末实业家张謇，都是状元出身。宋奸相秦桧的后人秦大士，也曾通过科举考中乾隆十七年“壬申科”状元，如果当年进行“政审”，麻烦可能就大了。

以前高考在每年七月的七、八、九三天，正是高温时节。几年前提前了一个月，改至现在六月份的七、八、九，相对就适宜一些，有利于考生的临场发挥。在古代，考试时间也是十分固定的，但并不限于一次考试，有的朝代有春考、夏考之分，最后决出状元的“殿试”，一般安排在三月里的春天，即所谓“三月廷试”。这个季节显然比目前的六月份要好多了，春光明媚见天子，春风得意马蹄疾，心情应该更愉快一些。如果目前的高考能把时间移到春季，或是秋季，对于考生来说倒是莫大的幸事。

古代的考试时间，一般也分为三天（当然因考级别的不同，也有差异），但不是像现在这样连着考，而是中间空出两天。明、清两朝，乡试时间在阴历八月份，会试在阴历二月份，殿试在三月

份。乡、会两试的时间定在当月的初九、十二、十五三天。这样的安排倒是挺人性化的，不像现在安排让考人连轴转，搞得精神高度紧张。

进入考场后，就不能出来了。吃、喝、拉、撒、睡都得在单独隔开的狭小空间进行。白天没有考完，晚上还可继续做试题，不像现在120分钟、150分钟这样分分必计较，给考生思考的时间太短。有的朝代，考生白天卷未能做完，晚上考官还发给照明用品。《明史·选举二》记载：“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晚未纳卷，给烛三枝。”而在早期，曾一度出现过以交卷、出考场时间的先后定排名的事情，谁先做好谁得第一，显然这做法是不公平的，也不科学。



图：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考场“江南贡院”

但由于考试周期长，有些考生就利用此机会逛青楼、喝花酒，一些著名考场附近一般会妓院包围。如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考场、位于南京夫子庙附近“江南贡院”，明、清时期四周妓院林立，每到开科取士年份，妓院生意格外兴隆，前来应试的考生成了性文化的主要消费者。明末人余怀所著的《板桥杂记》记载了当年的盛景：“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闲抛玉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

古代考生把逛青楼称作“雅游”，与妓女上床呼“品丽”，这与当时社会风气和考生在年龄层次上的宽泛不无关系。古代，考生的年龄也是有相应的规定，但只要你有能力有财力有决心，可以一直考到死，在唐朝即出现过70多岁的新科状元。清末吴敬梓著撰的《儒林外史》中所记的范进，54岁时才考中秀才，后来得中进士，就是这么回事情。那时，参加考试的一般都是已婚男子，不少已是孩子他爹，对于男女间的性爱并不陌生，也不会回避。不像现在的情况，考生们多是处子，少懂风月。在几年前，参加高考的考生年龄仍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除在恢复高考后的两年充许已婚者参加高考外，后来结婚者是不符合条件的，甚至上年毕业落榜的往届生都曾被限制报名。古代在这方面相对比较公平，给所有年龄段的学人以应试机会，考不上只能怪自己没有本事，运气不济。

但在男女性别上，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要批判的，男女严重不平等，70岁的男人都可以应试，但即使是妙龄女子，有闭月羞花之貌，才高八斗，有显赫的家庭背景，都是禁止进入考场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以致于历史小说

中出现了“女扮男妆中状元”的艺术情节，实际上，这仅是假借文学手段的一种想像。但中国古代确实出过一位女状元，而且是惟一的一位。她就是太平天国时期出现的“天朝女状元”傅善祥，傅系金陵（今南京）女子。傅善祥是在由东王杨秀清主持、于在男科之前进行的一次女试中脱颖而出的。



图：古代科举必考科目《四书五经》

古代科举的考试模式和内容相对稳定，明、清“八股取士”延续了几百年。不像现在的出卷老师，挖空心思弄点新的题型出来为难学生，卖弄自己的出题水平。《清史稿·选举》记载，“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意制义。”一千多年里，这几乎是不变的科举考试大纲。

对于试卷的类型，各朝代差不多的。清《科场条例》说得很清楚：“故明旧制，首场试时文七篇；二场论、表各一篇，判五条，三场策五道。”当时，给事中龚鼎孳上疏，希望在题型上有点变化，“减时文二篇，于论、表、判外增诗，去策改奏疏。”但遭到了否决。

各朝所考科目总的变化也不大，但都很烦，题量很大。根据所选考科目的不同，要完成相应的考卷，才有可能考取功名，比现在的高考试卷表面简单，看似只写作文，实更复杂，是一考定终生。因为考题量大，时间长，时常会发生“考死”考生的事件，有的学子无法忍受折磨，投水自杀、悬梁而去。兹依《宋史·选举·科目》，录宋朝的的考试科目如下，看看古时考生都要考什么、掌握什么：

宋：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

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道，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

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

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

凡《三传》，一百一十条。

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

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条二十五条。

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

如现代一样，古代考生考试时也要保持卷面整洁，不能在上面做记号，答题时出现错别字、涂改将影响成绩，严重者试卷作废，取消资格。以清朝为例外，考生除了在卷首写上“姓名、籍贯、年貌、出身、三代、所习本经”等必须个人信息外，

其它方面则要小心再小心。“试卷题字错落，真草不全，越幅，曳白，涂抹，染污太甚，及首场艺起讫虚字相同，二场表失年号，三场策题讹写，暨行交不避庙讳、御名、至圣讳，以违式论，贴出。”



图：因科举作弊遭斥遣的江南才子唐寅之传世佳作

至于预防作弊，相关措施与现代一样严格，有人甚至会因此丢脑袋。现代考场上不时可见到的“替考生”、夹带纸条现象，古时也多，这是不允许的，哪一朝都有明文禁止，有时还会派军人前去看守，查验，维持考试秩序。明中叶江南第一才子、大画家唐寅，就曾因从考官程敏政手里买试题被人告发而遭斥遣，成为当时的一大科举丑闻。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考试已成了一种经济，有人专门做考生生意，研制作弊工具什么的，古时也有这样专发考试横财的人，如制作易于带进考场的微型书籍，就颇受考生欢迎，现存于世的都成了珍贵的文物。

学生家长和教育人士这些年在呼吁为学生减负。其实，这一心愿已喊了一千多年，自科举取仕施行以后，学子们的负担从来就没有减掉过。古代的高考同样是家庭的一件大事，如现在家长陪考、送考一样，古时父母也是很尽心的，比现在的家长更在意，更重视，那是孩子通往仕途的惟一通道，是光宗耀祖的最佳途径，也是万人拥挤的“独木桥”。

考试本身就是一种负担，如何减？除非废掉竞争激烈的高考。考试是以学生掌握知识量的多少为基础的，所以从古至今，凡学生都得博览群书，专攻课业。在古代，学生光看书光知道是不行的，得把《四书五经》这样的经典给背出来、熟记于心方可，甚至某句话在某页某行，都得一清二楚。古人个个都是书法家，毛笔字漂亮，但那是冬练三九，夏苦三伏，学习多年的成绩啊，实比现代的学生要痛苦多了。

看下面一些朝代的学生必读（必考）书目，就知道古代的学生负担有多沉重了——

唐：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

、《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新唐史·选举上》）

元：至正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上严教导之术，下考肄习之业。读书必先《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等。（《元史·选举一》）

明：所习自《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内科二道。每日习书二百余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法。（《明史·选举一》）

清：所习《四书》《五经》、《性理》、《通鉴》诸书，其兼通《十三经》、《二十一史》，博极群书者，随资学所诣。日摹晋、唐名帖数百字，立日课册，旬日呈请助教等批晰。朔、望呈堂查验。（《清史稿·选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