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村干部的生存现状和未来期盼调研报告

村干部的生存现状和未来期盼调研报告

村干部作为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在基层最直接的执行官，与国家命运同呼吸，与和谐发展共存在，应该说国家意图最终都是要靠村官直接去兑现、去延伸。然而随着传统文化与市场思潮的交融混合，农村生活日渐边缘化，村干部也逐渐成了一个需求关心、盼望取得社会公平评价的弱势群体。

围绕当前农村干部工作生活现状、工作状态和生存环境等要素，我们将西部某县选定为调查研究的定向区域内，抽样选取区域内144名村干部，对其喜怒哀乐愁进行了摸底调研。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全部来自村干部手写调查问卷，数据涵盖9个乡镇143个村，在该县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本文的撰写无意对村干部群体的未来道路做“定性分析”，也不能证明村干部群体优劣强弱，仅希望借此来展现国家权力最末端神经的所思、所忧、所盼……

一、调研方式（弘利教育）

本次调研采取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因被调查对象人数较多，调研

方式以问卷调查为主，个人访谈辅之。访谈过程中，细化了被调查对象的分类，村官群体座谈、同类干部座谈、个人单独访谈三种方式交叉进行，确保反馈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调研对象

关于村干部生存现状和未来期盼的调查问卷，共发出调查问卷144份，收回有效问卷139份，主要针对在职村干部，尤其是村主职干部（含新任村主职干部），被调查对象中无文盲人员，文化程度在初中到大学本科之间，年龄最小的21岁，最大71岁，均具备理解和回答问题的能力。下面分别对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学历等基本情况做具体分析。

村干部基本情况统计表

（略）

统计显示，样本数据中村干部年龄大部分集中在41—50岁，40岁以下的村干部仅占30%，高中（中专）及以上比例超过56%，任职时间超过一届的占73.3%，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趋势明显，但知识化趋势与年轻化趋势并不存在明显的伴生趋势，

即村干部年轻化与知识化，甚至能力化并无直接关联，村干部配备并没有盲目年轻化，而是更倾向于有经验、且学历相对较高的人群。新当选的29名村干部中，35岁以上的65.5%（19人），40岁以上占51%（10人），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22人，占75.9%，此伴生趋势表明，在新选配村干部工作上，党政部门更愿意吸收35岁以上有经验者进入班子，而在面对年轻化干部队伍时，则更倾向于高学历者。

三、问卷分析

（一）收入问题

（弘利教育）

收入是研究村干部队伍建设无法避开的问题，鉴于此，我们也专门设置了村干部收入问题研究，并将村干部收入细化分为工资待遇收入和其他收入（家庭收入）两部分，以此来研究村干部家庭状况的基数标准。

调查结果显示，作为行动主体的村干部，其收入大致可分为经济性收益、社会性收益两大部分。

1、社会性收益

所谓社会性收益，即村干部可以从职位中获得的表达性收益，诸如声望、权威，政治社会抱负等，包含其因为扩大社会关系而带来的潜在收益，和担任村干部，而可能被选拔为国家公务员的预期收益。

在市场经济和当前体制条件下，部分少数年长者，向上升为国家公务员可能性已不存在外，而许多年轻村干部本身实现政治社会目标的空间也狭小，但是除了4名30岁以下村干部有明确公务员愿望外(另两名有考试愿望，但在问卷中表述不明确)，绝大部分符合条件的村干部同样更倾向于去尝试晋升机会，并将考取公务员作为村干部主体的潜在收益。

此外，声望或权威，则来自村庄其他村民的尊重。在当今这种“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会”中间，村干部作为一个公共职位，可以做出一些影响其他村民的决策及行动，追逐声望和面子的村干部，就会利用此职位赋予的各种权力和可以调动的各种资源，来满足村庄生产、生活和娱乐的需要，同时也对自己从事其他劳务性活动提供更多的便利。举例来说，在许多农村地区，村干部可以与乡镇政府及各种上级机构建立联系，从而有利于村干部个人企业或个人产业获取更好的生存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监控，提供信息便利等等，村干部通过此种形式获取的公共信息和公众人物的地位，满足了他们的能力价值需要。

2、经济性收益

所谓经济性收益，主要是指功能型的收益，即村干部可以从职位中获得的直接工资待遇收入。在绝大多数的农村，村集体经济几近于无，而伴随着自上而下号召消灭空壳村政策的实施，各种调整产业结构及兴办村办企业的方案迅速出台，逼民致富成为时尚。但事实上，除极个别村兴办村企先富起来，绝大多数村仍处于村集体收入少，村级负债不多的“半空壳”状态。

在集体经济收益甚微的前提下，当前绝大多数村干部工资集中在6000—12000之间，收入处于基本有保障的状态，考虑到村干部仍有时间从事其他经营性的事业包括务农，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大致不会存在问题。

3、村干部收益类型分析

因各村干部对收入统计项目理解不同，数据属于不完整样本数据，且存在一定非可比性，因此，通过我们对数据分类抽样调查，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伴而生的现实下，该县村干部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超过抽样总数的60%，尽管上述村干部工资收入仅为1万元左右，由此可见，现阶段，村干部收入可以简单概括为“社会性收益为主，经济收益为次”。换句话说，村干部之所以成为村干部，更多的原因并不是经济因素的考量，而是更倾向于声望、权威以及潜在收益的吸引。

（二）宗族问题

姓氏家族会对村政运行产生影响，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已经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同。在大姓家族势力的影响研究中，我们也特别将村干部与村级大姓做了对比。结果显示，45.3%的村干部姓氏与村级大姓一致，54.7%的村干部非村级三大姓氏范围之内，当然，调研结果是建立在理想化状态的前提下，对非三大姓氏中的大姓宗族势力外延研究不在此之列。

由此可见，村干部的选举受“宗族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原则上来讲，村民选举村干部的标准是“有能力并能够带动村民致富的能人”，但是村民公共理性的确实导致选择必然倾向于最信得过至少是看上去信得过的组织与个人。这种短视化倾向归根结底还是农村的家族边界和村民的家族观念强化的结果，导致家族意识作为主要政治考量的投票行为，在农村场域中获得了的“合法性”，而这样“合法化”的现实使之在农村中日益成为普遍现象，由“普遍”所引起的村民认同实质上也就是宗族化选举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三）困难与困惑

当下，全国几百万名乡村基层干部长年累月的中心工作就是向农民群众伸手“要钱”（农合、农保、一事一议等款项）、“要命”（计划生育）、“要人”（一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