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毓贤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

论毓贤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

解琳琳

摘要：鲁晋地区曾是义和团运动发展的突出地区，义和团时期，毓贤曾经先后任山东巡抚

和山西巡抚。其中在任职过程中，他对义和团的态度前后反差很大，在中国历史上对于义和

团的所做所为呈现的形象也是模糊而矛盾的。毓贤对待义和团的态度由围剿到招抚再到支

持，对洋教痛恨至极，主张尊王攘夷，扶清灭洋，他的思想变化是随着当时

的社会环境和官民阶级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发展变化的。

关键词：毓贤招抚义和团洋教

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纷纷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带着他们的侵略野心开始了在中国的新一轮掠夺。清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却一再的纵容与妥协。割地、赔款、在华建设教堂等一系列深深的震撼了爱国人士的心灵。特别是一再饱受外国传教士剥削的农民阶层成了帝国主义直接压迫的对象。而山东作为帝国主义入侵的据点，阶级矛盾更加格外凸显尖锐。

当时，对帝国主义“仇教”的态度占据着上风，其中也包括地主阶级等一部分官员在内，作为山东巡抚的毓贤则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作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典型代表，带着某种矛盾的心态，步入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这种矛盾的心态导致了其作为封建官吏的代表人物行为上在进程中矛盾而变化的行为模式，这种变化，更深深的影响这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态势。

一、毓贤简介及在义和团初期其围剿的政策

毓贤（？—1901年）字佐臣，监生出身。清末汉军正黄旗人。毓贤的主要活动是在光绪年间进行的。光绪五年，毓贤由选用同知报捐知府，光绪十五年，委署山东曹州知府，鲁南曹州府属一带，向来是经常发生人民反抗斗争的地方，“曹故多盗，毓贤抵任后，不分良莠，岁余共杀两千余人。”［1］光绪十七年由巡抚张曜奏荐得以实授，并盛赞其“讲求吏治，整顿捕务，署任两年，民怀吏畏”的政绩，［2］随后授山东兖沂曹济道。“光绪二十二年，补山东按察使。九月来京陛见。十月巡抚李秉衡以节交霜降，黄河各工俱庆安澜，追陈毓贤在兖沂曹济道任内出力，得旨交部优叙。二十四年巡抚张汝梅以毓贤志趣正大，果毅性成，奏署山东布政使，八月调湖南布政使，十一月署江宁将军。…旋授山东巡抚。”［3］

特别提出的是，毓贤本是所谓的“果于杀戮捕务”的屠夫，［4］在毓贤任职山东按察使的光绪二十二年，他坚决执行朝廷的旨意，积极镇压大刀会的反抗组织活动，命令“将首要各犯捉获就地正法，余令归家，不准再习，限一月内各向各官具结报明，否则大兵压境，按户搜查，如一查出，即与首犯同罪”，［5］残忍无情，并杀害了会首刘士端等。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山东巨野教案发生，毓贤以“善治盗，不惮斩戮”［6］取得了朝廷的赏识和信任，成

为了他得以晋升山东巡抚的重要原因。这一阶段时期的毓贤不遗余力的镇压着山东义和拳的反洋教组织斗争，与义和拳民不共戴天。

二、毓贤对义和团态度的具体变化过程

随着义和拳运动规模的不断高涨，毓贤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对拳民的态度时剿时抚，暴露了他对义和拳态度，极度缺乏着稳定性。可以说毓贤的行为是受着周围环境的影响的，他是清政府封建统治的代言人，他对义和团并不是完全丧失人性的屠害，而是利用他的封建思想这把尺度在丈量着其范畴。他不会允许任何一种僭越封建统治的组织凌驾于皇权之上，并对其发起挑战。但又对义和拳这种深受洋教侵害的百姓有些同情。他虽对“抗官拒捕，伤毙勇丁”［7］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于清水、心诚加以迫害镇压，其中的直接原因是他们率众起事，造成了抗击官兵的事实，不加以处置，不利于他在山东范围的统治，也无法向清政府做出有力的交代。但同时毓贤又如实的奏报了他们“向习拳棒，均未为匪”。朱红灯系“因平民屡被教民遇害事科罚不平”，［8］故起意纠众“滋闹”。这与蒋楷等人目之为“邪教”主张一味镇压义和团的态度是不同的。

可以说毓贤是清政府思想政策的发言人，是封建统治的忠实奴才，他的某些行为与清朝统治者存在着密切可观的联系。当义和团组织的锋芒刺痛了清政府的权力底线时，毓贤便会毫无顾忌的愤然起身，把刺枪对准他们，加以残酷镇压。他对义和团态度的两重性，即是清政府态度的两重性，仇视洋教势力，害怕洋教势力侵犯到他们封建统治阶层的权力范围，同时又时刻敌视着劳动人民大众，与人民处于对立的阶级立场上，从根本上害怕人民的反抗会危机封建统治的自身利益，所以随时遏制他们随时爆发而起的反清朝统治范围的运动。

毓贤对义和团所执行的态度不是单纯的一味的剿杀，也不是心平气和的去招抚，而是一种“剿抚兼施”的统治态度。他曾在递交张汝梅的禀报中，一面宣称“并无大刀会滋扰情事”，［9］一面强烈指责德国公使及外国传教士，说他们“偏袒”不法教民，致使许多入教者“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遽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10］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毓贤接任山东巡抚之位，此时正是戊戌变法后西太后慈禧鼓励各地兴办保甲团练之际，而此时的山东义和拳又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所以山东巡抚毓贤将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形式上可谓是公开承认了义和团，他将“团”与“匪”区分开来，他公开宣称：“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11］同时义和团组织对洋教势力丝毫没有屈服，反而加大了与洋教势力斗争到底的热情。列强对毓贤的态度不满，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毓贤回京陛见。毓贤一面申称：“闹教生事”的“固难保无被诱之拳民，然亦有拳民绝不与闻者，固不能概诬拳民以闹教之名也，”［12］委婉地为其招抚拳民政策辩护；一面进而提出：“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限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13］隐约可以看出毓贤表达了希望可以利用义和拳对抗洋人的思想。毓贤在回京之后与朝中实权派人物宣讲拳民忠勇可用之处，并且得到了端郡、载勋、刚毅等的支持。随后毓贤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出任山西巡抚。

三、毓贤对洋教的痛恨及举措

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有了更加强烈的危机感，使得光绪二十六年四月，英、法、日、俄、德、美、意、奥等八国组成了侵华联军，他们绝不允许自己的利益被这帮中国军民所剿杀，借口保护教堂和教民，纷纷进入使馆区，并短时间内陆续增兵，以此扩大侵华的规模。五月二十日，慈禧召见群臣，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有人讲伪造的一份“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