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观念的历史演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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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观念的历史演变
发布时间:2009-1-4 浏览 1797 次 发布人:唐萃
内容概要：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想是这个时期进步人士的主要思想，在一个时期内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自立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经世致用思想作用在“师夷”、“制夷”、“西体中用”等等方面，它作为一种中华民族的优良的传统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实施放射出光芒，给当时的历史时期做出贡献。本文旨在探索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历史背景，以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国近代化历史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 通经 经世 致用
经世致用的意思，是指“学问须有益于国事”。[i]
经世致用的观念在我国由来已久。它并非是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同时，它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治学所追求的目标和抱负，也不一定限于儒家才有，只是说，儒家在这方面的影响为最大的。儒学的创建人孔子，发扬了重人轻神的人
本思想的“仁”学传统，“不语怪、力、乱、神”。尤为可贵的是，他不向客观低头，提倡自强不息，奋斗不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有为的经世风格。但因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汉儒又以通经致用作为其读经治学的目的，于是逐渐演变成儒者的一种理想，具有相当的入世与积极精神。因此在宋儒大力提倡“内圣外王”观念时，它被视为是达成此
一目的的必要途径。经世致用一词的渊源，似最早可溯《易经》，有“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其注疏称：“君子法此屯象，有为之时，以经纶天下，约束于物，故云君子以经纶也。”[ii]显然已有类似的含义。此外，《后汉书·西羌传》论中有：“忘经世之远略”[iii]。此一“经世”即有经世致用一词中经世之含义。故经世致用一词的正式使用，不仅与汉代儒生的通经致用有关，极有可能是汉代以后的事。其实，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杜佑在《进通典表》中针对儒家经典多记空言而“笔存法制”，及历代贤著论“阙臣救之方”的现象，指出：“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纪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iv]；李翰在《通典序》中评价道：“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v]
“经邦”、“经世”、“致用”等词语，用于概括通经致用的思想内容或史学功用，可以说是经世致用一词较早且贴近的用法了。作为中国文化传统典籍重要部分的“六经”是与社会政治十分密切相连的，因为“六经”形成于“先秦之世，则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合。”[vi]“汉儒之重六经,皆以其为孔子所传，微言大义所在，非以其为古代之典籍也。”[vii]故“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反正之正，莫近于《春秋》”。[viii]这说明了经书为社会政治服务的思想。
宋儒在经世致用观念的历史演变中，是有重要贡献的。他们一方面继承汉儒的通经致用观念，认为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要经义与治事并重，走所谓“外王之道”。另一方面，又特别重视《大学》中的修齐为治平基础的看法，即有所谓“治国”、“平天下”的层次和步骤，将所谓“尊德性”、“道问学”与经世济民相结合，[ix]使内圣外王成为经世致用的最高境界，这是“内外合用的理想政治哲学”，是“中国文化中理想政治的精义。”[x]范文澜曾说过，宋学的目的是整顿伦常道德，而且收效不少，程朱还是比较重视实践的，当然主要是讲个人修养的实践，到其末流才愈流于空谈。[xi]同样，明代阳明学
大兴，其原主张“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本是知识与时间并重，已含有相当的经世致用意味，只因阳明学的所谓“知”，已非汉儒的通典。更由于其另一主张“心即是理”的极度发挥，故至明末阳明学发生流弊时，连“尊德性”“道问学”均不谈到了，更何况经世济民。然而，封建制度已走向穷途，阳明“心学”还是不能挽回久病的沉疴，等待着王学
的也只是腐朽和衰败的结局。正因为阳明学的空言心性无补于世，人们的怀疑产生了，清代的“复古”思潮开始酝酿起来。
至明末清初，比较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痛定思痛。看到了他们先辈及一些同仁“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颜习斋诗》的历史悲剧，感到宋明理学所讲的明心见性，明道穷性一套理论全是废话，主静主敬也全没有道理的，主张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作为宋明理学一种反动的汉学的先锋和提倡者，顾炎武认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xii]他打出通经致用的旗帜相号召，强调“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xiii]熟悉古代的经书，还是为了“今用”。舍经学则无理学，研究经学的目的全在于经世致用。此时的经世致用观念已明朗起来，一方面有着《皇朝经世文编》编著者所主张的，以当你之人文经当代之国事。[xiv]另一方面亦有通经致用及“尊德性”、“道问学”及经世济民或“明道救世”相整合的用心。顾炎武强调治学应该“博学于文”和“行已有耻”并重。因此，范文澜说过，顾炎武、黄宗羲等做学问是学、思相结合，为救亡而读书。[xv]不幸日后由于处在清王朝严酷的思想统治下，钳制言论，屡兴文字狱，与士人的惧祸逃避现实，终至于非仅一般的经世致用含义完全丧失，甚至所谓通经，亦仅限于以训诂考据的方法，释注校订经书。故乾嘉近一个世纪的汉学昌盛时代，对匡世济民的儒者积极经世思想，助益无多，也违背了顾炎武等人的初衷。然而，乾嘉汉学把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引向训诂考据，在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方面却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但在政治上却起到了为清王朝统治者牢笼士子的消极作用，而且这种繁琐考据的末流积弊日深，势必引起反动。清代中叶今文经学的复兴，可说是整个传统社会的危机。讲究“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表现出一定的怀疑批判精神以及对未来理想“内圣外王”的追求，实际上，是对社会变革的一种呼吁，从而使中国社会对进行较全面的变革有了相当的精神准备，由此对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变动和思想变革起到积极的作用。
于是19世纪初以来复有龚自珍、
魏源、林则徐、包世臣等人出面倡导经世之学，用以痛揭时弊，关心社会问题，欲转移灰暗之“九州风气”（龚自珍语），注重世变与当代的含义。他们开士大夫以经书作政论，慷慨论天下事的新风气。至鸦片战争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浪潮的冲击，中国社会发生了数千年来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共同“有血气
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xvi]龚、魏等经世学者不仅把眼光转向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中国社会现实内部，同时也投向了中国人十分陌生的、色彩斑驳的外部世界，将经世重点放在如何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自立、自强，维护中国的社会秩序，在它的推动之下，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车轮，姗姗来迟。
[i] 《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73页。
[ii] （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上册《周易·正义》卷1，第7页。
[iii] 范晔：《后汉书》卷87，第2900页。
[iv] 谢保成：《关于唐代史学地位的几个问题》，198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卸研究生院学报》。
[v] 谢保成：《关于唐代史学地位的几个问题》，198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卸研究生院学报》。
[vi]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5页。
[vii]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5页。
[viii]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ix]
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及《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二文。
[x]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xi]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8页。
[xii] 《亭兰文集》，《与人书三》及《与人书八》。
[xiii] 《亭兰文集》，《与人书三》及《与人书八》。
[xiv]
《皇朝经世文编·序》：“学士家不知近事，往往是往古而非当今，然而传曰法后王，则以昭代之人文经昭代之国亭，岂有不足者耶？”
[xv]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30页。
[xvi] 魏源：《海国图志·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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