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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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散文承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宋代散文一是多以讲学为目的的言道之文,二是多以论政为目的的政论之文,三是多以记录见闻为目的的笔记之文。言道之文具有很强的哲学性,政论之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笔记之文具有机很强的趣味性和学术性。分期论述如下:
1.北宋初期,承袭晚唐五代之风,以骈文为主,也有人作古文。这一时期的最大的成就乃在于古文运动的再次兴起。代表性作家有柳开、王禹偁、石介、范仲淹、尹洙等。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这些古文家的最大特色是言道与论政密切结合,教化性较强;从艺术上看,其最大特色在于提倡平易自然,但创作实践上尚不能尽如人意,有时不免露出辞涩言苦的毛病。
2.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时期。欧阳修实际上为此期的领袖。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言理与论政逐渐分开,以程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言理遂成为理学家的目的;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则强调关心百事,言政遂成为古文家的主要内容。从艺术实践上来看,古文家不但把宋初平易自然的理论主张完全付诸实践,而且还发展了古文的艺术韵味,使之更具有文学性。
3.南宋初期散文创作充满爱国激情,文人纷纷以文言政,要求抗敌北伐,批判投降求和,具有高度的战斗性,其文风也慷慨激昂,气盛势足,理明词畅。
4.南宋中期又是散文创作相对发达的时期,其中尤以鼓吹北伐、议论国是的政论之文和倡明理学、论辩哲理的讲学之文成就最高。前者以辛弃疾、陆游、杨万里、范成大、陈亮为代表,后者以朱熹、陆九渊叶适等人为代表。这两大内容在写作上皆条分缕析、切当翔实,较之北宋散文更富有论辩力和逻辑性。
5.南宋末期的散文呈现衰落趋势,自中期以来就出现的萎靡文风此时有增无减。但在南宋亡国之际出现的文天祥、谢翱、邓牧、王炎午等一大批作家,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纪实抒情散文,其内容仍以抒发爱国情怀为主,但在亡国之际风格更显得悲慨沉痛。
二.宋初散文:柳开与王禹偁。
北宋初年,宋王朝开国之后的升平景象,使文坛仍然追求晚唐、五代的美学风尚:辞藻典丽而内容单薄的骈体文甚为流行,西昆体泛滥文坛,出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棅瑳弗振。”(《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4《四朝国史欧阳修传》)的徘徊局面。
首先起来反对五代文风的是高锡、梁周翰、柳开、穆修等人,而以柳开最为有名。柳开以推崇韩、柳,扭转风气为己任,“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应道》)这种把道统与文统扭合为一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柳开还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并因此反对文体华艳,这种思想在宋初本应起到矫正五代浮华文风作用,可是柳开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而他所说的“道”又仅仅是指“圣贤之道”,因而容易使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加上柳开为人粗豪狂诞,为了反对骈文,人为地把文章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涩,很难吸引人。所以尽管他大声疾呼,却应者寥寥,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影响。柳开也十分恼丧地说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韩洎书》)
宋初在散文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可以说,王禹偁是连接唐之李杜韩白与宋之欧苏的关键人物,也是形成宋代诗文特色主流之先河。王禹偁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不是把“道”当作纯粹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的广泛。同时,他又主张易道易晓,不排斥文采,提倡创新。他的一些优秀的古文篇章,继承了韩、柳的传统而文字较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端倪。宋代大作家无不推重王禹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
三.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的完成
经过宋初作家多方面的探索,针对晚唐五代文风进行革新的思潮逐渐形成。到了宋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伴随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的
开展,文学革新的思想变得更为自觉。因为改革政治,表达政见需要儒学理论的指导以及切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于是一度中断了的韩、柳古文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的主要功绩在于继韩、柳之后再一次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以古文变革晚唐、五代以至宋初卑弱靡丽的文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一代宋文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首先,欧阳修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持有新的观点,他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时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论文重道,又注重“文”(形式技巧),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代上人王枢密求先集序》),而“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反对以“道”代“文”。这重文道并重的思想,把文学看得与道同等重要,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地位。再次,欧阳修论文,虽然极力推崇韩愈,但不取其好奇尚险,而取其明白晓畅,略其“沉浸浓郁”,而重其“文从字顺”,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等人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各类文体中,欧阳修以散文的成就和地位为最高,论者以其和韩愈相比,称他“文章为一代宗师”(谢枋得《文章轨范》)。散文的题材、内容、文体非常广泛,而以论道、论政、抒情三类成就最高。论道是对北宋初期散文的继承,论政、抒情又是北宋初期散文的一大发展。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政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的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是古文的实际功用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他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在他的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与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另外,欧阳修还工于文赋,他继承了唐代古文家以文为赋之风,所作既屏弃了汉大赋式的铺张,又摆脱了六朝骈赋的铅华,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对文赋的确立、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秋声赋》就是他的代表作。除此而外,他还对四六体进行了革新,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典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