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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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概述
中国书法的每—种字体都有自己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而篆书的发展是与古文字发展紧密相联的。它作为篆、隶、草、行、楷五体书之首,是书法艺术中具有独立意义并独具特色的书体。今天,篆书在文字应用方面虽不占主导地位,但由于这种书体处在前书法的文字起源与应用时期,直接关系到研究我国古代文明,追溯历史的重大课题,再加上这种书体在两千余年的发展史中,经历了多次演变,又以它在书法上的独有特征和美的表现贯穿于整个书法史中。因此,它是文化传承的命脉,在考古、文字研究、哲学、美学以及人类社会学诸方面,具有任何书体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和研究价值。
我国文字历史悠久,形体变革多样。在古文字阶段,对篆书的分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是。按通常讲,在篆书系统中把秦以前的文字称为“大篆”,把秦实行统一的文字称为“小篆”,这是较宽泛的说法。实际上在我国最早发现陶文之后,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用汉字记载的文字资料,应该说是“甲骨文”。也就是说,应当把甲骨文单独作为一种书体;其后是青铜器上的文字,即“金文”。到东周时期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进而又发展为秦国的小篆。这些在文字孳乳演变期中的不同说法,都涉及到古文宁的许多学问。因本书主要是面向篆书初学者,从篆书书写的入门考虑,只将篆书演变期中的主要书体及篆书的发展分别作一概述,而后以小篆作为主要学习对象,进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介绍与引导。
(一)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代乃至周初,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因其内容绝大多数是王室的占卜文辞,也称“卜辞”。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市郊的殷尚废墟——小屯村,故又称“殷墟文字”、“殷契”等。
据记载,殷墟以洹水南岸的小屯为中心,是殷商王朝的国都。商王朝灭亡后,这些卜辞长埋于地下,无以面世。数千年后,当地农民在犁田时偶而发现,因古骨研末治刀创,随将其作为“龙骨”卖给药铺。1898 年,曾有古董商拿了一些给天津的王襄、孟定生辨认,他们认出是古代珍贵遗物,意言为“古简”。1899年,北京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对甲骨作了鉴定,认定是商代文字。这—发现,震动了考古界。之后,有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考古学家在大量收集、整理甲骨的基础上,对甲骨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撰写了许多著录和专门著作。自此,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又一新的研究领域——甲骨学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它的发现,不仅为研究我国商朝历史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古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还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成为一门独立的国际性学科,同时在中国书法史研究及书法创作方面也产生厂深远的影响。
从甲骨出土的十五万片实物,5000余字的文字看,已经是经过相当时期发展.并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文字,其间汉字构形规律已有大部分符合“六书”之说(如象形、会意、形声),文法也和后代相近;从书法角度看,不同时期的甲骨文,字体风格亦有所异,但文字书写的整体风格自然率意。因是契刻文字,笔画单一质朴,字形朴茂天真,结构大小参差,章法浑然天成。不仅显现出古代先民在文字书写方面追求自由、情趣、美观的审美意识,而且从中可以体悟篆书的笔法以及由于载体不同而产生的差异,给后世书法创作以启迪和借鉴。
(二)金文
金文是继甲骨文之后的书体,因其模铸或契刻于青铜器而得名。古时称铜为金,所以这类铭文一般称“金文”。其内容多为祭典、扬其先祖、明告后世的言论记录。
西周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兴盛时期,周人的文化较商代有显著的进步。西周的金文随着周人对礼制的进一步提倡以及青铜冶铸业的异常发达而有极大的发展。留存于世的金文数量大约在六七百篇以上。自宋以来,金石之学广泛兴起,从辨识到摹写,从研究到创作,不断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笔法体系和审美领域、在书法方面的影响程度要比甲骨文大得多。
金文和甲骨文在造字上是—个系统,在书法上也显现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因其载体是青铜器,从而形成笔势特殊、线条圆润、字形凝炼、结构生动等鲜明的特征。金文的代表作品有《大盂鼎》、《散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还有1977年在陕西扶风县出土的《墙盘》郡是初入门者学习的极好范本。
(三)籀文
籀文是周、秦间通行于秦国的一种文宁,以周宣王《史捅大篆十五篇》而得名,现在所能见到的是许慎《说文解字》中所注明“籀文”的几百字。从书法角度讲,籀文和金文又合称“大篆”,而又以“石鼓文” 为其代表,它的特点比金文更加规范,字体更加成熟,反映了金文向小篆过渡的轨迹(详见后“篆书名作欣赏”部分:石鼓义条目)。
(四)小篆
小篆为大篆的对称,也称“秦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同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的国策,其中有“书同文”,就是要求全国统—文宁,废除六国文。小篆就是在战国时秦同文字的基础上,吸收了六国文字的优点,废除了大量区域性的异体字,从而进—步整齐、简化、规范了的文宇,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对古文字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整理,也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统一后的小篆,顺应书写的需要趋于抽象化,象形意味大大减少,符号化更加明显,对后代文字的规范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秦代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存在了短短的十五年,很快被汉王朝所替代,官用标准书的小篆有赖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得以保存下来.还有秦始皇时,以宣耀皇威,传为李斯所作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会稽刻石》等也留传于世。秦代小篆其成就和对书法的贡献就在于线条的表现上和书体的结构上。线条笔笔中锋、圆劲古雅、含蓄蕴藉、沉稳端庄,是善书者欲达之目标,结构均衡对称、疏密有致、整齐规矩、风格严谨,它的整体美无疑是具有适应大众审美需求。切于实用等特征,对后世隶、楷的结字,特别是篆刻的布白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五)秦篆以后的延续和发展
篆书到了汉代虽不占主流地位,但在一些典重的场合仍作为首选的字体,如碑额、瓦当、印玺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相继在洛阳偃师出土的两通汉篆碑《袁安》和《袁敞》,山于墓主身份较高,故碑文用篆书,其笔势遒劲,结体宽博,刻工精湛,为汉篆的典型。传世之作还有《祀三公山碑》、《少室神道石阙铭》、《开母庙石阙铭》,这些刻石淳厚茂密,方峻挺拔,独具风貌。东汉以后,三国时魏正始《三体石经》,集古文、小篆、隶书为—石,被奉为标准经文的字体。三国时吴皇象所书《天发神谶碑》,以方笔作篆,笔力惊绝,以其气势宏伟著称。到唐代,著名书家李阳冰的传世书迹有《三坟记》、《城隍庙记》、《拪先茔记》等,其篆书历来被宗为楷范。到五代、北宋,有徐铉、徐锴(世称“二徐”),精于小篆。徐铉所摹《峄山碑》及精心校定的《说文》,由国子监雕版印行,广为流传。徐锴编《说文系传》,对保存和解释《说文》原著也有功绩。元、明两代篆书略呈颓势。直到清代碑学兴起,大批文人志士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纷纷投身于金石、文字之学,进而涌现出大批的篆书大家。随着金石出土日多,又开阔了他们学习取法的视野,使清代成为篆书发展的复兴和昌盛时期。清代前期王澍、钱坫、洪亮吉、孙星衍等,他们在碑版考证取得卓著成绩的基础上,开创了书学和文字学结合之风。清代中叶以后,邓石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