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唐代的司法监督制度

略述唐代的司法监督制度王宏治1（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摘要：唐代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监察体系，朝廷以中书门下作为立法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尚书省作为行政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御史台作为专职监察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巡察使以中央的派出机构对地方州县的司法活动进行监察，从而构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监察网络。

关键词：监察；司法；中书门下；尚书省；勾检；巡察使中国分类号：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到唐代已趋于完善，其对司法方面的监察尤其具有特色，表现在形成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专职的监察机关多方位地对司法进行监督，地方常设机构与中央临时派出机构多层次地对地方司法进行监察。

这种监察体制的建立，除了确保皇权统治外，也确实对保障国家吏治的清明和司法的公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中书门下监督司法（一）两省官的监督作用中书省与门下省合称“两省”，又称作“北省”，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决策机关，具有立法机关的性质。

中书省的职责是“掌军国之政令”，“盖以佐天子而指大政者也”2；门下省的职责是“掌出纳帝命”，“所谓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3。

凡国家大政，包括法律的颁布，一般都要由中书省草为诏敕，门下省复核后，方可正式颁发，宣告天下。

唐太宗十分重视中书、门下的作用，曾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者，皆应执论。

”4唐初定制：“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己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

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

”5国家所有的公文都要经过中书、门下两省颁发。

在司法监督方面，唐太宗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即规定：“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

如此，庶免冤滥。

”6以后又扩大为五品以上，并将门下省的复核作为定制，“自今门下复理，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录状奏”7。

真正从事司法监督的实际上是给事中和中书舍人，而给事中与中书舍人是以和侍御史组成的“三司受事”来对上诉到中书门下的狱案进行复核。

“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

”81作者简介：王宏治（1948～），男，湖北武汉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2《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书令条》。

3《唐六典》卷8《门下省侍中条》。

4《贞观政要》卷1《论政体第二》。

5《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三年》。

6《贞观政要》卷8《论刑法第三十一》。

7《旧唐书》卷50，《刑法志》。

由于中书令与门下侍中是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又兼宰相，故其也可以对司法进行监督。

如太宗时，杨纂为长安县令，“有妇人袁氏妖逆，为人所告，纂究问之，不得其状。

袁氏后又事发，伏诛，太宗以为纂为不忠，将杀之。

中书令温彦博以纂过误，罪不至死，固谏，乃赦之”1。

中书令实际上是以“议”的方式对司法进行监督。

武则天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宠臣“张宗昌坐遣术人李弘泰占己有天分，御史中丞宋璟请收付制狱，穷理其罪”，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伏请付鸾台凤阁三司考竟其罪”2。

鸾台凤阁即武则天时的中书门下。

又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宗室“薛王业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弹劾，（李）业为之请，敕紫微黄门复按。

”紫微即中书省，黄门即门下省，当时的紫微令姚崇、黄门监卢怀慎奏曰：“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

”3可见当时中书门下对司法还是能够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

唐后期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年），右威卫大将军康季荣“擅用官钱二百万缗，事觉，季荣请以家财偿之。

上以季荣有开河、湟功，许之。

给事中封还敕书，谏官亦上言”。

宣宗无奈，只得，“贬季荣夔州长史”4。

功臣挪用公款，事发后，本人愿用家财补偿，皇帝批准了，给事中仍可驳回，说明给事中的监督作用仍在发挥。

中书门下两省以详议、复核以及封驳的方式，行使立法机关对司法的监督权。

（二）谏官的监督作用唐代中书门下对司法的监督，与谏官的设置有很大关系。

唐初十分重视隋亡的历史教训，在高祖起兵的当年，即有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谏书，认为：“隋后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为不闻其过。

当时非无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谏。

”并上表请置谏官，“高祖皆纳焉”5。

平日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谏官是谏议大夫和左右补阙、拾遗。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始置谏议大夫四员，以为专职谏诤官员。

太宗即位之初，魏征、王珪皆为谏议大夫，太宗采纳王珪的建议，“敕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必遣谏官随之”6，以便“有失辄谏”7。

并诏“每宰相入内平章大事，必使谏官随入，与闻政事”8。

其后，太宗又多次强调谏官应对中书、门下二省的诏敕进行“执论”；对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组织、人事等事宜，如认为有不妥者，应以言谏；甚至对皇帝的言行，也可以进行监督、规谏。

这样，在太宗朝，就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了谏官监察的法定地位。

武则天执政后的第一年，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即对谏诤制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

首先，加置左右补阙（秩从七品上）、左右拾遗（秩从八品上）各二员，从而增加了谏官的人数，尤其是补阙、拾遗的品秩较低，一般多以科举新进的年轻人担任，并注重其人选，故使当时的谏官较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其次，改谏官由门下一省统辖，为门下、中书二省分隶。

以左补阙、左拾遗隶门下省，右补阙、右拾遗则隶于中书省。

这一改造，从积极意义上讲，将门下一省掌规谏，改为门下、中书二省同掌，使最重要的决策和立法机构同时都具有规谏职能，扩大了谏诤组织。

但从消极意义上看，太宗时的谏官，多以监督宰相和君王1《旧唐书》卷77《杨纂传》。

2《旧唐书》卷91《桓彦范传》；又见《资治通鉴》卷207《唐则天后长安四年》。

3《资治通鉴》卷211《唐玄宗开元二年》。

4《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九年》。

5《旧唐书》卷75《孙伏伽传》。

6《旧唐书》卷70《王珪传》。

7《资治通鉴》卷192《唐太宗贞观元年》。

为主要职责；武则天改二省同掌谏诤之权，从某种含义上讲是为了让门下、中书这两个最高决策机构互相监督，以便于她个人从中操纵。

这样，谏官的监察就与御史的监察一样，成为专制王权下监督百官的监察机关，君王本人仍置身于监督之外。

这与武则天的一系列改制是相呼应的，武则天将御史台改成了专门办理制狱的办案机构，又扩大了谏官组织来从事监察。

第三，武则天又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命铸造四只铜匦，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各一人为知匦使以掌之，并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充理匦使。

知匦使专知受理辞状，每日清理所有投书，至晚送达于上，事关紧要者可当时处断；理匦使则接受知匦使所送之状，进行审理处断，重要之事可直接奏报君主。

1以后四匦合为一匦，这是谏官监督司法的重要方式之一。

谏官行使监督权，主要是针对时政陈诉得失。

既可以针对具体问题向君主本人提意见，也可以直接陈述宰相等政事之得失。

至于对朝廷百官的监督则更不在话下。

谏官的监督不是以司法等强制手段，而是以“廷议”，即对皇帝当面陈述政见、谏议；二是“上封”，即以书面形式，上书陈述时政得失，官员善恶。

如武则天时右补阙朱敬则曾上疏言事，谏武则天“宜绝告密罗织之徒”，并“改法制，立章程”等，武则天虽不可能接受他的意见，仍“甚善之”，还“赐帛三百段”2。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宰相魏元忠、凤阁舍人张说为张易之兄弟所构陷，下狱将被处死，又是这个朱敬则，当时升为正谏大夫（即谏议大夫），在众宰相无敢言的情况下，“独抗疏申理”，使之“乃得减死”。

至于由谏官纠正的冤、假、错案也不可胜数。

德宗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宰相陆贽等遭裴延龄诬陷，无人敢救。

阳城自处士征为谏议大夫，平日不进一言，此时“帅拾遗王仲舒、归登、右补阙熊执易、崔邠等守延英门，上疏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3。

此举虽未能改变德宗之意，却得到时议的肯定，八十岁的金吾将军张万福听说后，赶到延英门，大声说：“诸谏议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谏诤制度是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对最高统治者实行监督的一种方式，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曾对君王本人起到有限的监督作用。

这主要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开明与否及政治斗争的需要。

唐太宗、高宗、玄宗统治初期，为政清明，肯于虚心纳谏，谏官也敢于直言，谏诤制度也就能够发挥其作用。

武则天时期，利用谏官，排除异己，打击政敌，谏诤制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而当君主个人品质发生变化，如玄宗后期，贪图安逸，不愿听取不同意见，谏官进言，多被贬斥，言路渐被堵塞。

开元二十四年（736 年），补阙杜琎上书言政事，第二天即被黜斥为外县县令。

奸相李林甫就此事劝其余谏官说：“明主在上，群臣就顺不暇，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

后虽欲不鸣，得乎？”从此，谏诤之路断绝。

史称：“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宠市权，蔽欺天子耳目，谏官皆持禄养资，无敢正言者。

”4谏诤制度被统治者自己破坏，曾任右补阙的起居郎吴竞上疏警告：“自古人臣不谏则国危，谏则身危”；“夫帝王之德，莫盛于纳谏”，并列举桀、纣及隋炀帝因拒谏而亡国的例子，希望玄宗对“能直言正谏不避死亡之诛者，特加宠荣”5。

然而玄宗对此也不能接受，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几乎断送了唐王朝的天下。

但谏诤制度的建立，对后世的影响极大，谏官与御史成为司法监督的主要力量，合称为“台谏”。

1《唐会要》卷55《匦》。

2《旧唐书》卷90《朱敬则传》；又《资治通鉴》卷205《唐则天后长寿元年》。

3《旧唐书》卷192《隐逸·阳城传》；又《资治通鉴》卷235《唐德宗贞元十一年》。

4《新唐书》卷223《奸臣上·李林甫传》。

二、御史台对司法的监察唐朝最主要的专职监察机关就是御史台，由御史台行使的监察权，叫做“台官监察”。

唐玄宗时，御史台体制更加趋于完善、规范，御史台“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制开始形成。

三院御史行使监察权，各有其侧重点。

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

殿院殿中侍御史以“知班”为主要职责，即在百官朝班时，殿中侍御史列于阁门之外，“百僚班序有离立、失列、言嚣而不肃者，则纠罚之”1。

察院监察御史则以出使巡按为其主要职则，一般出巡的目的是纠察地方官吏贪赃不法的行为及受理地方重大刑狱和上诉案件的复审。

同时，三院御史的职掌又互有交叉，如弹奏之责，三院御史皆有；出巡本应由监察御史，但“州县官有罪，品高则侍御史，卑则监察御史按之”2，即在州县高官犯事须委使按察时，侍御史也可出使巡按。

御史因其为“治官之官”，故对其“选任尤重”。

唐代选官，皆由吏部注拟，五品以上皇帝敕授，六品以下奏授。

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虽为六至八品官，但因地位特殊，职责重要，故多为敕授；即使有吏部注拟者，在过门下省复议时，也多数会被否决。

一般御史由朝中高官荐举，皇帝认可后则敕授，但若被荐的御史出了问题，则举荐者也要负连带责任。

如宰相张九龄曾荐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周子谅因弹劾牛仙客，触怒玄宗，“令于朝堂决杀之”，张九龄也以“坐引非其人”，左迁为荆州长史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