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响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因素

论影响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因素

一、金庸传奇般的经历

（一）家族渊源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查家是江南的名门世家，他的先祖查慎行(金庸在其作品《鹿鼎记》第一回的注释中对其身世有具体论述)是清代的著名诗人，官居翰林。他的大儿子克建、二弟嗣口、三弟嗣庭都是翰林，堂兄嗣韩是榜眼，侄儿查升是侍讲，也都是翰林，当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门户科第甚盛。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进士，曾在江苏做过知县，任职期间清正廉明，后因对洋教士欺压中国百姓敢于仗义干涉，因此而辞官。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是受过西洋教育的一位大地主。

从查慎行到查文清，查家的人物不仅博学多才，而且重气节，正直刚烈。这种传统在金庸日后的小说中，有着透彻的体现。同时，金庸作品中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笔下侠义英雄们那种关注民族、国家命运的热心，似乎也与他先辈的精神一脉相承。（二）家道巨变

在海宁沦陷前夕，金庸的父母带着全家逃难，渡过钱塘江，在对岸的余姚庵东镇（现归慈溪市）落脚。“他的家乡袁花饱受日寇的蹂躏，昔日繁华的江南古镇成了一片废墟，他家的房子也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历多少代积累起来的藏书等统统荡然无存，一个历六百年绵延不绝的书香门第、曾经显赫的家族就此中落了。”[1]在庵东镇，金庸的母亲徐禄不幸得了急性菌痢，因无医无药，不久病亡。而此时的金庸却远在浙南山区丽水碧湖镇，多年后才得知母亲病亡的消息。幼年丧母是人生至痛，这是他永远无法弥平的伤痕。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正在香港打拼的金庸，又听到了父亲又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罪被处决的噩耗，他哭了三天三夜，有半年时间他都沉浸在痛苦之中。

金庸年少而痛失双亲，成为独自在异乡为生计打拼的孤儿，其命运不能不说是悲惨的。我们不难发现，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绝大多数主人公不是幼年丧父就是父母双亡，然后独自一人历尽千辛万苦闯荡江湖。这与他的亲身经历应该有着不可忽略的联系。

（三）自幼多艰

1937年11月，日军从杭州湾登陆，金庸所就读的嘉兴中学在校长张印通带领下南迁，历尽艰辛徒步跋涉近两个月，到达浙南山区丽水碧湖镇。从此与家人隔绝，过上了由政府提供救济的生活。1940年，在省立临时联合高中上高一的金庸因在学校壁报上撰文讽刺训导主任沈乃昌而被开除，后来在原校长张印通等的帮助下于进入衢州中学。1941年，在衢州中学，金庸因积极参与反对训育主任杨筠青的学潮，曾被列入“过激学生”的黑名单，又差点被开除。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战火中，他首次离开家乡，开始了自己人生旅程上的奋斗与游历。离开浙江后，不久考入重庆政治大学国际法专业。在重庆他又闯了祸，因为不满校内的所谓“职业学生”（其实是国

民党的小特务），而得罪了校方，被勒令退学。之后不久进了中央图书馆工作，后来又去了湘西。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浙江杭州, 成为《东南日报》的记者，从此这一生便与新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几个月以后，他又往上海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1948年，金庸考入上海《大公报》当电讯翻译。不久，《大公报》在香港出版副刊，金庸便被派往香港。

金庸年少而生活多艰，独自一人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异乡艰难地求生，但却从不失正义之心，博爱之情。他笔下的侠客也大多是在与各种困难疾苦顽强的抗争中一步一步成长为英雄大侠的，如郭靖、杨过、张无忌等等无不如是。金庸笔下的主要人物大多其实就是金庸自身内心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一种寄托与写照，金庸是把自己的成长经历艺术的融入到了他的作品主人公身上，同时把自己对生活得理解和感悟通过笔下人物表达主来，上升到了一个艺术和审美的高度。

（四）梦想破灭

当外交官曾是一直深藏在他内心多年的梦想：据他自己说年轻时企盼周游全世界，所以曾有做外交官司的志愿，高中毕业后，到重庆升大学，考取了中央政治大学的外交系，其后因与国民党职业学生冲突而被学校开除，战后到上海入东吴法学院读国际法，继续研读同一门学科，这些都是为他的外交官之梦所做的铺垫。五十年代前期，他还发表过关于外交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国国际法权威新中国外交部顾问梅久璈所赏识，并电邀金庸去做他的研究助理，金庸毫不考虑地就答应了。

1950年，金庸向《大公报》辞职，只身北上，满怀希望来到了北京的外交部。想不到等待他的完全是另外的结局，周恩来的助手、当时外交部实际负责人乔冠华对她说外交部确实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但由于他出身地主阶级，又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上过学，这种背景注定了他是无法进入外交部的，只能先去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一段时期，将来再转入外交部。

乔冠华的一席话无疑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金庸思考再三，觉得自己的客观情况不适合从事此项工作，最后决定放弃，《大公报》重操旧业。

（五）爱情婚姻

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编织了大量的爱情故事，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情仇恩怨，但他对自己的爱情、婚姻一直讳莫如深，外界也一直知之不详，使他的感情生活一片云遮雾罩，扑朔迷离。

1957年起，金庸到长城电影公司当了两年编剧，留下了一段关于金庸与夏梦谜一般的传说。

年轻貌美的夏梦号称“长城大公主”、香港演艺界的“西施”，是票房卖座率的保证。金庸在“长城”的同事许国说：“我跟他（金庸）共事于长城电影公司时，查先生喜爱上一个美丽的女明星，那女明星是一流的大美人……”只是，夏梦早在1954年就已“嫁作商人妇”，金庸也于1956年和朱玫梅开二度。

金庸早年的剧本《绝代佳人》由夏梦担纲主演，电影《投奔怒海》的片名是夏梦特地请金庸改出来的。金庸创办《明报》后，夏梦有一次出国长时间旅行，他一开始就在《明报》上系列报导夏梦的旅行踪迹，还开辟了“夏梦游记”专栏，连续十多天刊登夏梦的旅行散文。

夏梦后来告别了从事17年的影坛生涯，随丈夫移民加拿大。金庸一连两天在《明报》头版头条大篇幅详细报道夏梦离港的新闻，还异乎寻常地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诗意

盎然的社论──《夏梦的春梦》：

“对于这许多年来，曾使她成名的电影圈，以及一页在影坛中奋斗的历史，夏梦肯定会有无限的依恋低回，可是，她终于走了。这其中，自然会有许多原因，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一定是加拿大草原的空气更加新鲜，能使她过着更恬静的生活，所以她才在事业高峰之际，毅然抛弃一切，还于幽谷，遁世独立，正是‘去也终须去，住也不曾住，他年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我们谨于此为她祝福。”

《明报》一向以报道社会大事、评述的国际风云为主，为一个女明星开专栏是一个例外，为一个女明星送行更是《明报》社论唯一的一次破例。

与金庸颇有交往的台湾女作家三毛说：“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写出一个人类至今仍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而不了解金庸与夏梦的这一段情，就不会读懂他在小说中‘情缘’的描写。”

金庸的好友倪匡曾说：“……金庸对这件往事，一直都没有提过。但是在他的小说里，不难看到夏梦的影子。像《射雕》里的黄蓉，《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神雕》里的小龙女，无论一颦一笑，都跟夏梦相似。读者如果留意一下，一定会发现我并没有打诳。”[2]

金庸一生结过三次婚，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芬，没有子女，后来离开了他。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却是金庸生了婚外情背离了她。他们也曾有着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历史。第三任也即现任妻子林乐怡，她比金庸小二十多岁。他们相识多年才最终结合，“中间聚散聚散，历尽考验。”大家暗地里把美貌聪颖的林乐怡叫做“小龙女”。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若没有他自己亲身体会，我想即使金庸再妙笔生花，也很难刻画出如此凄美绝伦的爱情绝唱。

二、传统思想文化的张扬

（一）儒家风范兼容墨家气质

金庸武侠小说包含了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其中儒、墨、道、释诸家尤为突出。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刚健自强的生活态度，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远大的理想；墨家的脚踏实地、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兼爱、非攻”的朴素主张；还可感受到道家的豪放不羁、清净无染、深邃博大的人生境界和佛家众生平等、救苦救难、慈悲为怀的宽恕与怜悯。“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3]

在金庸大半的人生旅途中，儒家思想对其辐射深重。金庸小说将儒家精神人格化了，这在其小说中的突出表现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救世精神和“死而后已”的价值观念。金庸在短篇《鸳鸯刀》的结尾，点出“仁者无敌”的思想，构成全篇的主题，也表明了他自己对儒家的态度。

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金庸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尽数刻划在郭靖身上，他为国为民，严守做人之道，有大儒的风范。他未出世就没了父亲，出生在大雪地，跟着母亲从小成长于蒙古荒漠，因为儒家坚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郭靖是金庸小说里面集儒家思想于大成者的艺术形象，在他身上第一次阐述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儒家最高思想。郭靖是非常典型的儒家继承者，他当仁不让，危难时刻宁死不屈；体恤百姓，不惜与亲如生父的成吉思汗拒理力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