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现代意义的追寻

魏晋风度——现代意义的追寻
魏晋南北朝，一个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的时代，一个政治斗争异常残酷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在这场政治的漩涡中，一批批的门阀士族被残害至死。

他们生活在一种富贵安乐的环境之中，他们又生活在一种满怀忧祸的境地之中。

但，正是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中，门阀士族们产生了忧惧深重的无边哀伤，产生了对人生意义的无限感慨和深刻反思。

于是，他们觉醒了！
正是由于在这种没有过多统制束缚和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变得相对自由和开放，而议论争辩之风气也开始兴盛。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

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的飞跃！
他们觉醒了，然而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

他们觉醒了，他们开始怀疑和否定权威，他们相信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值得怀疑的，是不可信的，无价值的。

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他们觉醒了，他们表现的是何等干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饰，“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无耻地贪图享乐、腐败、堕落，然而，恰恰相反，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深刻地展现出的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

面对日渐动荡的社会，面对频仍的战祸，面对流行的疫疾，大批的上层贵族，一时俱逝，所有的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既然如此，那些以往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等等又有什么用呢？它们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

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

这是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

他们觉醒了，他们开始注重人和人格本身，开始注重人们内在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和能力，而不是外在的功业、气节、学问和道德。

于是，曹氏父子破坏了东汉重节操伦常的价值标准，正始名士进一步否定了传统的观念和礼俗。

于是，“竹林七贤”成了六朝的理想人物，甚至在墓室的砖画上，也取代或挤进了两汉的神仙迷信、忠臣义士的行列。

于是，甚至非圣无法、大遭物议并被杀头的人物竟然嵌进了地下庙堂的画壁，而这些人物既无显赫的功勋，又不具无边的法力，更无可称道的节操，却以其个体人格本身，成为了人们的理想和榜样。

于是，士族门阀们把心思、眼界和兴趣由环境转向了内心，由社会转向了自然，由经学转向了艺术，由客观外物转向了主体的存在。

文学艺术中的“言不尽意”，书画艺术中的“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都是要求通过有限的穷尽的外在的言语形象，传达和表现出某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内在神情。

文艺自觉了。

回想一下，那忧愤无端、慷慨任气的阮籍，他把残酷政治迫害的痛楚哀伤写得如此深沉美丽。

一方面他很想长寿延年，“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同时又感到“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延年又有什么用处？
一方面，“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痛恶环境，蔑视现实，要求解脱；同时，却又是“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现实逼他仍得低下头来，应付环境，以保全性命。

所以，一方面被迫为人写劝进笺，似颇无聊；同时又“口不臧否人物”，极端慎重，并且大醉六十日拒不联姻……
这些魏晋名士表面上看起来轻视世事、洒脱不凡，不论他们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还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实他们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一种巨大的苦恼、恐惧和忧愤，情感也总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和复杂的状态之中。

这些魏晋名士们尽管高谈老庄，实际仍是知道“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老庄并不能构成他们真正的信仰，人生之谜在他们精神上仍无法排遣或予以解答。

但也有超然事外、平淡冲和的陶潜，它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出来，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和作诗上。

他没有那种后期封建社会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漠之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

他也没有像后期封建士大夫信仰禅宗，希图某种透彻了悟。

相反，他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极为执著、关心。

只有他，才真正做到了这种退避，宁愿归耕田园，蔑视功名利禄。

“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

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

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

”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以累己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

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

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

……
高贵、自然、生趣这些便构成了魏晋风度的内涵，而它最终的指向则是对自由境界的向往。

诚然，这种魏晋风度在我们今天看起来似乎不切实际。

但需要同情的是，它毕竟出现在那个特殊的时代。

然而社会是要发展的，文明是要进步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们不会安于现状。

因此我们需要用道德和法律来维持社会的秩序，促进社会的和谐，而使每个人更好的生活和发展。

而且不容怀疑的是，它的精神是崇高的，它的意义也是无穷的。

因为外在的任何功业事物都是有限的，只有内在的精神本体，才是原始、根本和无限的。

诚然，这种魏晋风度似乎太过浮华，太过极端。

但是，它给了我们一种启示，一种对我们这个遭受科技异化、被物质所吞噬的时代的精神的启示，当科学代替了宗教和迷信，我们的信仰该指向何方？当哲学的本体论遭受致命的怀疑，我们人生的意义又该走向何方？
它给了我们一种启示，这是一种情感化追求的启示、一种艺术性探索的启示，一种将情感和精神合二为一的终极关怀的启示。

人，是这个世界上是最聪明的动物，但同时也是最贪婪地动物，人类聪明到可以知道自己一定是会死的，因此他不甘心，他要在有限的生命之外找到一种无限的价值、目的、理想和追求。

因此出现了一种给多样的现实世界以统一之本体存在的哲学承诺。

出现了一种给有限的个体生命以无限之价值意义的宗教承诺。

还出现了一种给异化的现实人生以多样之审美观照的艺术承诺。

然而，随着康德的出现，他告诉我们，我们只能认识现象的世界，而不能认识世界的本体，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把握有限的对象，而不可能认识一个无限的本体，所以哲学的本体论受到了怀疑。

然而，随着科学发展，那些宗教信条被逐步的证伪，上帝和神仙都靠不住了，因为那是被宗教家所杜撰出来的，所以宗教的信条也受到了怀疑。

因此，现在，艺术便担当起了这个重任。

它使我们这群遭受道德、法律等外在束缚的不能按着自己所思所想去行为的被文明所异化了的人类张开了驰骋的天地。

它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想象的自由天地，使我们获得情感的无限寄托。

这便是艺术的价值，这是我们学艺术人的骄傲。

无论是思乡还是怀旧，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如果我们沿着这种世俗情感的延长线不断追索的话，总能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衔接处找到一种指向无限的生命意义。

或许这一意义永远也无法完全揭晓或彻底实现，但这种追索本身或许便变成了这一意义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