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

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①侯旭东居于汉唐统一帝国之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表面看来国家分裂，战乱不已，民生凋敝，是中国历史上黑暗时代，经过研究却不难发现纷乱与萧条背后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碰撞激荡，南方经济长足发展，诸民族密切交融，各种制度承前启后。

20世纪以来经过陈寅恪、唐长孺等几代学者的辛勤探索，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不过，几经耕耘之后，学者亦面临资料有限、问题难求的困境，研究一旦面临“山穷水尽”的地步，就表明既有的研究思路已接近走到尽头，需要变换角度、拓展思路。

兹不揣谫陋，谈谈对近几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的观感以及未来走向的点滴思考。

一、研究人员构成的变化首先应当指出的是，目前，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队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世代交替。

20世纪50、60年代大学毕业的学者基本退出研究工作，目前的主力是50、60年代出生，80年代以后毕业的学者。

70年代以后出生，2000年前后毕业的年轻学者已开始步入学界，崭露头角。

这些学者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接受相对系统的学术训练，观念上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视野开阔。

但是，完全成长于现代学科教育体制之下，传统文化的修养说不上丰厚，对古代文化隔膜更深，要作到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也更不容易。

另一方面，多年来中国历史学教育缺乏系统、周密的思考与安排，学术史的训练、理论与方法的训练与语言工具的训练不足，亦潜在地制约着学者的未来发展。

二、研究的新动向1、围绕儒家及其礼制的研究最近几年研究相对集中的领域之一是礼制，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到这一问题。

梁满仓自2001年以来发表系列论文，讨论魏晋南北朝礼制上“五礼”制度化的过程、南北方不同特点、军礼的鼓吹、讲武礼以及礼学问题等②。

指出魏晋之际源出于《周礼·春官·大宗伯》的“五礼”开始被应用到朝廷制礼实践中，至萧梁时期基本成熟。

北方五礼体系建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

关于礼学的核心，清人皮锡瑞已注意到汉儒重《仪礼》，魏晋以后重《周礼》，作者则对此做了详细论证。

③这实际揭示出两汉与魏晋以后在礼制——经典与实践两个层面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不同于梁满仓“礼制史”的角度，阎步克则基于制度史主体的立场对中古时期《周礼》所记载的六冕制度在汉代至宋明，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应用情①本文初稿是作者2007年8月25 日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中古史中日青年学者联谊会”上的发言。

②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7-52页；《魏晋南北朝礼学述论》，《文史》2005年第3辑，第73-111页；《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7-59页；《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礼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商务印书馆，第273-307页；《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讲武》，《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62页；《魏晋南北朝礼学、礼制与凶礼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五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7-106页；《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3-35页。

③梁满仓《魏晋南北朝礼学述论》，第84页。

况做了细致的梳理与比较，意在揭示帝国体制下传统与现实、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作者概括出冕服使用中显现的两种对立的倾向：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①。

关于《周礼》在中古的命运，作者概括为“古礼复兴运动”②。

楼劲则对北魏道武帝开国时期的各种制度建设进行了细密的考察，亦强调了《周礼》的深刻影响③。

此外，郭善兵近年亦专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廟祭祀，发表不少论文出版了专著④。

我对此间的礼乐教化问题也做过一番粗略的梳理⑤。

魏晋南北朝文献显示玄学、佛教与道教在思想领域唱主角，儒教则处于“沦歇”状态，今人亦多相信这一印象，因而以往注意这一时期的儒家与儒教者少，上述关于礼制研究揭示出另一番景象。

尽管经学受到强烈冲击，但依然占据统治思想的核心，且顽强地发展，以《周礼》为中心的礼教脱颖而出，并对后世产生重要而持久的影响。

祝总斌、严耀中与何德章的研究亦值得重视⑥。

这些研究将使我们对时代思想氛围的认识更为全面、平衡。

同时，礼学开始受到重视，亦是研究开始突破现代学科分类，深入传统学术堂奥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传世文献的记述既揭示了不少现象，但常常也掩盖了不少现象，需要仔细辨别，特别是要将具体的“表达”置入恰当的语境中加以把握，否则就会产生曲解。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胡宝国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汉唐之间史学发展演变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⑦，使史学史的研究跃上了新的台阶。

2、法制史2001年以来楼劲对北朝法律问题做了不少研究，如北魏后期令班行的具体情况、北魏时期科、格与式的含义，在中国法制史的地位、论证北齐麟趾格是刑法典等⑧。

韩树峰除了研究汉代的刑罚外，对魏晋时期律令形式变化，如《刑名律》《名例律》的出现，的原因做了细致的分析，指出魏律不仅实现了内容上的儒家化，形式上也在名理学与玄学的影响下确立了新体例，从而也规定了后代律令体例的发展方向⑨。

叶炜多年研究中古法律史，2001年发表过关于北周“大律”的研究⑩，最近撰文分析了魏晋至宋代律学兴衰的原因，认为律学的消亡并非“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原因，而是在重经①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期、第2期。

作者的相关研究还有《〈伪孔传〉十二章之华虫粉米分合考》，《文史》2005年第4辑，《北魏北齐的冕旒服章：经学背景与制度源流》，《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41-57页。

②阎步克《〈周礼〉诸臣冕服的两种推定与中古冕制》，《文史》2006年第4辑，第21页。

③楼劲《〈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唐研究》第13卷，2007年，第87-147页。

④如郭善兵《就宗庙制度的损益看魏晋时代之特征》，《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丧礼俗研究概述》，《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第4期；《略析汉晋时期皇帝宗庙四时祭、禘祫祭问题》，《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魏晋皇帝宗庙祭祖礼制考论》，《平顶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27-30、33页；《略论南朝皇帝“七庙”中的女性宗庙》，《鲁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5-8页。

专著《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⑤侯旭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礼乐教化述论》，《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453-469页。

⑥祝总斌《评魏晋宋齐“儒教沦歇”及“近世取人，多由文史”说》，《文史》2006年第1辑，第67-85页；严耀中《魏晋经学主导说——对玄学盛行于魏晋问题的辩证》，《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何德章《“关陇文化本位”与“南朝文化北传”――关于隋唐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唐研究》第13卷，2007年，第15-28页。

⑦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⑧楼劲《关于北魏后期令的班行问题》，《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39-51页；《对几条北魏官制材料的考绎——太和年间官制整改与官制诸令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21-155页；《北齐初年立法与〈麟趾格〉》，《文史》第61辑，2002年，第77-83页；《北魏的科、格、式与条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11-337⑨韩树峰《魏晋法律体例的变化与学术风气之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140-147页。

⑩叶炜《北周<大律>新探》，《文史》第54辑，2001年，第123-137页。

义、重儒学背景下，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基本法律素养的结果①。

汉唐法制史因新资料的发现整理而成为热点，或即将成为热点②，居于其间的魏晋南北朝法制史也会因此而受益。

同时，2002年甘肃玉门市花海乡十六国前后涼时期墓葬中发现了晋律注残本，有标题的是《诸侯律注第廿》，约存五千字③，释文整理发表后亦会带动法律史的研究。

3、官制史阎步克通过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的研究，提炼出“品位”与“职位”视角来分析整个帝国官阶制度的演变，对青年学者产生相当影响，近来不少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都采纳了这一视角并予以扩展，如叶炜、张小稳、顾江龙的研究④。

阎步克最近提出超越“分期论”与“变革论”，认识中国历史的“周期性”与“连续性”、中华帝国“常态”与“变态”⑤，值得重视。

罗新近年致力于对汉魏以来北方部族名号的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⑥，其研究的特点是较为充分地吸收了近代以来国际阿尔泰学（Altaic Studies），尤其是阿尔泰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利用内亚出土的碑文与汉语文献，通过对名号语源、在不同部族中相应称呼的挖掘及其含义的考订，归纳出部族名号分化发展的基本线索与演变规律。

他提出了“名号分化—官号与官称”的发展脉络⑦，具体涉及到匈奴的单于号、北魏的“直勤”、嚈哒的敕勤、突厥的特勤、拓跋鲜卑的得名、柔然、突厥、铁勒与契丹的可汗号乃至唐以后的皇帝尊号等等，试图由此探寻北方部族称号与官职制度名号发生与发展线索，并基于此重新认识北方部族政治体的发展，以及他们对汉族政权的影响（如皇帝尊号的出现）。

关于拓跋鲜卑得名的研究中还将部族名号的取得与固定化同部族组织的发展变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认为本人的identity （主要是官号或官号的一部分）发展成为部族名称的那些人物，基本上也都是把本部族带出部落阶段并开启酋邦时代的英雄，具体到鲜卑诸部，得名多在魏晋时期，此时是否是鲜卑诸部政治发育发生重大飞跃的时刻⑧。

这些研究带给我们许多重要启发。

这些论文已汇集成册，正在出版中。

此外，张金龙对于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发展演变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做了细致的梳理⑨。

关于幕府、霸府、军府的研究比较多，主要有张军、林校生与陶贤都、方建春的研究⑩。

①叶炜《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第36-44页。

②预计2008年底出版的《唐研究》第14卷就是围绕《天圣令》的研究而编辑的，即是一例。

③张俊民《玉门花海出土的〈晋律注〉》，《简帛研究2002-200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4—325页。

④叶炜《级别、类型与品位、职位——论唐前期职事官经济待遇中的品位、职位因素》，《国学研究》第19卷，2007年，第39-56页；张小稳《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等级管理制度初探》，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6年；顾江龙《汉唐间的爵位、勋官与散官—品位结构与等级特权视角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