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理论与编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理论与编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史学理论与编纂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期，众多学者对于史学的研究与编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本文将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理论与编纂为主题，深入探讨史学家们的观点和作品，以及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主张“读史以原始为本”。
他们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古代历史，了解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规律。
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研究史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例如，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刘贵将“读史以原始为本”作为自己的研究原则，并在他的著述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化过程。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提出了“论史以本末”这一理论观点。
他们认为，研究历史时应该关注历史事件的起始和结束，以及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一观点在编纂史书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朝梁代的历史学家范晔，他的《后汉书》和《三国志》，以及他的注释和批评文章，深受后世史学家的推崇。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还注重考证史实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他们认为，历史资料应该经过严格的筛选和验证，以确保史书的真实性。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用了各种研究方法，如实地考察、文字研究、田野调查等。
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编纂工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一时期编纂的史书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晋书》和《南史》。
《晋书》是晋代的编年体史书，收录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类历史资料，详细记载了该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
《南史》则是南朝宋代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主要记载了南朝刘宋、南齐、梁、陈四个时期的历史。
这两部史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后世研究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了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理论与编纂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时期。
魏晋南北朝史学探微
文化背景与影响
多元文化交融与史学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文化交融，这种文化背景为史学发展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素材。
佛教文化对史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盛行，对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一些史学家在编写史书时采用了佛教的观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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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成就与 贡献
史学理论的发展
确立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学体系
史书编纂的创新
多样化的史书体裁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编纂的体裁逐渐多样化。除了传统的纪传体和编年体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新 的史书体裁，如别传、杂史、地志等。这些新的体裁更加灵活多样，能够更好地适应历史研究的需要 。
注重历史事件的细节描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编纂还注重历史事件的细节描写。这一时期的史书更加注重对历史事件的详细 记录和解释，不仅关注宏观的历史发展，还关注微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历史研究的突破
关注历史事件的政治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研究关注历史事件 的政治因素。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开始从 政治角度分析历史事件，探究历史事件的 政治背景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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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历史地理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研究还重视历史地 理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开始对历 史地理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究地理因素对 历史事件的影响。同时，还出现了大量的 地理著作，如郦道元的《水经注》、沈莹 的《临海水土志》等。
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史学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
对文化和思想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史学对文化和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为后来的文化繁荣和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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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背景与 影响
第五讲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独立与多途发展(上)
第二、防寒人冒充士族、逃避徭役
• 南齐庶族竟相
– 改注籍状，诈入仕（士）流。昔为人役者，今 反役人。（《南齐书· 虞玩之传》）
• 梁尚书令沈约上言检规伪造家谱的“巧伪 ”
– 臣又以为巧伪既多，并称人士，百役不及，高 卧私门，致令公私阙乏，是事不举。宜选史传 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民郎、左民尚书，专 共校勘。所责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 籍在下省者，对共雠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 则条其巧谬，下在所科罚。 （《通典》三，又 《南史· 王僧孺传》，见《全梁文· 沈约三》） 18
– 东晋末年，豪族，废晋安帝，改国号为楚 – “古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太平御览· 文部· 纸》） – 简牍文书从此基本绝迹，纸不仅在民间通用，而且成 为官府文件的载体。 – 东晋后，未见有简牍档案的考古出土，说明纸成为日 常公文的唯一制作材料，完全取代了简牍文书。这一 变化，大大方便了文书的草拟、修改、传递、批阅、 审读、保存、查用，极大地提高了文书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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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学取得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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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书数量与种类的增加
（1）数量 时代 先秦至西 汉 至东汉 至隋 817部 数量 31部 196部 亡书57部 《隋书· 经籍志》 资料出处 姚振宗《廿五史补编》
《汉书· 艺文志》将史书类附着于《春秋家》，凡12部， 552篇。 《隋书· 经籍志》中史部单独排列，达到13种，817部， 13264卷。其中除了少数是东汉、隋朝的作品外，绝大部 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成就。史学取得独立的地位就在 这个时期。
• 西晋著作郎改隶秘书省，号大著作郎，增至八人：
– “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 ，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后别 自臵省而犹隶秘书。‛秘书郎的职掌为编撰史书（主要 是国史），‚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 （《 晋书•职官志》）
了解魏晋历史看什么
了解魏晋历史看什么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很混乱，但史学名家的专著也很多。
如果基础不好，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脉络不是很清楚，我的建议是先找一本教材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先缕清楚，推荐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古代简史》，可以直接看魏晋南北朝部分，把年代事件先搞清楚。
之后，可以阅读魏晋南北朝史的专著，最有名的便是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和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但吕思勉的版本偏文言，不适合入门。
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史学名家很多，其代表作均可以选择阅读：
1、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讲述了隋唐制度的渊源，也就是来自南北朝时期的制度。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也不错，是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的讲课笔记。
2、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东晋政治史的必读书目
还有他的《秦汉魏晋史探微》，也是史学名著
3、李凭的《北魏平城时代》，北魏的崛起是我国历史上的大事，是隋唐的源头，此书也是北魏历史的必读书
4、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这是史学家唐长孺的论文集
5、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可以看一下历史大家是如何读史书的
6、仇鹿鸣的《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可以称为《东晋门
阀政治》的前篇。
其实还有很多，魏晋南北朝史的史学名家太多了，不过如果只想看通俗故事的，可以看梅毅的《华丽血时代》，如果想看战争的，可以看李硕的《南北战争三百年》。
最后，假如你古文水平够好，直接阅读二十四史中的《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以及《资治通鉴》中的魏晋南北朝部分等自然更好。
最新浅谈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浅谈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浅谈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史学不断成长时期。这是一时期，虽然政治上分裂割据，纷争攘扰，但并非漆黑一团的黑暗时期。经济上，中国广大南方地区得到开发，为唐宋以后的经济繁荣打下坚实基础。文化上，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无不闪烁着耀眼光芒，展现着这一时期特有的风格。当然，史学也不例外，在中国史学史上书写了浓密重彩的一笔，展现了这一时期特有的史学魅力，为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二，地方史、民族史和中族的大规模流动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伴随着大批劳动人手的南迁和中原先进技术的传播，因而民族融合加深，中外交流发展。中国关于地方史志的撰述，可追溯到《周礼·职方》《尚书·禹贡》《山海经》等。在班固《汉书·地理志》时，已使用过地方志的材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志撰述有了很大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地方志很多，但存者很少，唯有《华阳国志》一书，历1600余年独放光辉。《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由东晋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此书与《越绝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为梁州。”意思是说梁州东至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将汉水作为华阳地区的标志。其所记地区为《禹贡》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而得名为“华阳”。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此书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史料可靠，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华阳国志》全书十二卷，约十一万字。全书内容，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 史、地理，其中也记载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史、民族史、军事史等，但以记地理为主，其类似于“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西汉末年到东晋初年割据巴蜀的公孙述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 “贤士列女”。常璩将历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经济、人文等综合在一部书中，这点无论是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具备了方志的性质，但又明显区别于传统方志只偏重于记载某一地区的特点，这种区别，正是常璩之《华阳国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华阳国志》千百年来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并成为方志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中外交流、域外交通的记述，是跟佛教盛行和大量僧人西行求法有关。据《高僧传》《续高僧传》《出三藏记》记载，从西晋建始到刘宋灭亡200年间，西行求法的僧人日益增多，而得以生还的僧人往往把自己在沿途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成为这一时期关于中外交流、域外交通记述的重要记载。此外，法显的《佛国记》慧皎的《高僧传》都是了解中外联系的重要作品。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真的是一段特别精彩的时光，简直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连续剧。
要说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简直是让人感叹，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那时候的历史学家们可真是各显神通，有的就像是天生的“八卦达人”，专门喜欢挖掘那些历史背后的故事。
你想啊，那个年代的风气，文人雅士聚在一起，谈天说地，除了吟诗作对，聊聊历史也是乐趣无穷。
哎，聊到这，我就忍不住想起了“风花雪月”这四个字，正好形容那个时代的文人风采。
讲到魏晋的历史学发展，那可是有一群非常出色的历史学家，像是陈寿、司马光这样的“大咖”，他们用自己的笔触，把那些发生过的事情生动地呈现出来。
你说，历史不就是一段段故事吗？这些历史学家就像是记录员，把所有的奇闻轶事一笔一划都记下来。
他们的作品可不是干巴巴的年表，而是透过生动的文字，把当时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
像那种讲究“笔墨纸砚”的文人，他们可都是高手，轻轻一挥，整个历史场景就浮现在眼前了。
再说说那个时期的思想潮流，真是千花百卉，五光十色。
儒家、道家、佛家各种思想在历史书中碰撞，碰撞出很多精彩的火花。
那种思想的交锋，就像是打擂台一样，各派争奇斗艳，你来我往，热闹得很。
比如，史学家们开始关注社会背景、经济条件，这些因素对历史的影响，哇，这样一来，历史就不再是个冷冰冰的数字和事件，而是变得有血有肉，有温度。
这种变化，真是让人感到惊喜，好像一下子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历史的背后还有那么多故事可以挖掘。
那段时间的历史学可不止是书本上的内容，大家还爱用笔写信、作诗，甚至是讲故事。
史学家们常常在自己的作品里夹杂一些个人的见解和感悟，这可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而是带着作者的情感与思想。
这就像你跟朋友聊天一样，不光是说事，还会带点个人的色彩，让整件事情更有趣、更贴近人心。
你读到那些文字，简直就像是在听老朋友的唠嗑，轻松自在，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人情味的时代。
不得不提的是，那个时代的书籍和文献的传播也开始有了新变化。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
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授课题目：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时代特点及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史学发展的特点、史籍类型的演化以及重要历史著述的内容、特点及史料价值；了解隋朝修史对唐朝修史的影响、唐初史馆及监修制度的确立及对后世修史的影响，了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及杜佑《通典》体例、内容和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三国志》的内容、特点；裴松之《三国志注》的特点；《后汉书》在沿袭《汉书》体例的基础上有哪些创新；唐修“八史”的条件；唐代设馆修史；刘知几与《史通》；杜佑与《通典》。
△授课对象：历史专业一年级△授课时数：6学时△授课方式：讲授第一节时代的特点及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一、时代特点与史学发展趋势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史学成长起来以后走向发展的时期。
700年左右历史的时代特点，在许多方面影响着史学的发展。
首先，门阀政治的形成，政权的更迭和对峙，推动了皇朝史撰述的发展，出现了“一代之史，至数十家”的盛况；同时也推动了姓氏之学的发展，谱学之书的撰述成为这个时期史学活动的时尚。
这是门阀地主政治在史学上的突出反映。
其次，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时代特点，反映在史学上，一方面是推动了各民族对国史的撰述，隋唐时期将其列为正史，扩大了民族史撰述的内容；另一方面，这时期的许多历史著作突出加重了对南方社会发展进程的记载。
历史记述反映在地域上和内容上更加宏富了。
其三，民族大融合反映在思想领域中，是“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的观念形成，在唐代的许多历史撰述中都有突出的反映，比秦汉的“大一统”思想，包含了更多的对于多民族国家之历史的自觉意识。
其四，随着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外交通、域外情况撰述的发展（《法显传》、《大唐西域记》、《高僧传》等）。
其五，不少王朝重视以皇家的力量组织官书的撰述，并做出了成绩。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 (《中国史学史》PPT课件)
第二节 多种朝代史撰述的出现
二、司马彪《续汉书》、袁宏《后汉纪》 与范晔《后汉书》
范晔虽是据众家后汉史撰《后汉书》，而他 的撰述目标却是以“最有高名”的《汉书》为 参照的。范晔对于材料的整理之功和对于史事 的评论精深，是《后汉书》的两个特点。
范晔的史论，言深意远，用词典雅，笔势纵 放，在史学上是不多见的。
——颜之推《颜氏家训·名实》
第一节 历史形势的变化促进史学的多途发展
三、史学多途发展的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总的特点，是史学 的多途发展。其具体的表现是史风大盛，史家 辈出，史书数量剧增且种类繁多。这是以往的 史学所不能比拟的。
首先，史风大盛和史家辈出；其次，史书数 量剧增和种类繁多；第三，史论与史注受到重 视。
第二节 多种朝代史撰述的出现
二、司马彪《续汉书》、袁宏《后汉纪》 与范晔《后汉书》
《续汉书》八志被誉为“王教之要，国典之 源，粲然略备，可得而知矣”，其在撰述思想上 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注重考察典章制度的变化。 第二，是强调以“君威”“臣仪”“上下有序”
为核心的“顺礼”等级秩序。
第二节 多种朝代史撰述的出现
第二节 多种朝代史撰述的出现
三、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三国志注》
陈寿所撰《三国志》是唯一保存至今同时又是 兼记魏、蜀、吴三国史事的著作，这是中国史 学上一部极具特色的“正史”。
从《三国志》看陈寿的史才，首先是他对三国 时期的历史有认识上的全局考虑和编撰上的恰 当处置。
叙事简洁，也是陈寿史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节 多种朝代史撰述的出现
一、朝代史撰述的兴盛
关于东汉史撰述 关于三国史撰述 关于晋史撰述 关于十六国史撰述 关于南朝史撰述 关于北朝史撰述
魏晋南北朝史学
魏晋南北朝史学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民族，地理、军事，士族、人物，学术、文化；宗教、考古、吴简研究；对魏晋南北朝史进行讲述，其中包括：十六国各政权在如何使自己政权的属性与五德历运学说相协调的问题上，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蜀汉官制的特点，汉晋间民屯的不同形式及中古田制的演变，汉晋中央政府对南匈奴的管理政策经历了转变过程，对南匈奴产生多方面影响，历史时期阮姓的起源、宗族的形成、人口变化及迁移与分布情况，得出两晋南北朝以前阮氏主要聚居陈留郡，之后大批南迁，形成了以河南、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三大聚居地，使得南方阮姓人口远远多于北方的结论，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的重大发展与这一时期人们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走向成熟相关，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取名风俗和婚姻生活，三国时期道教在魏、吴、蜀三国均有传播，但方式与广度有所不同，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及佛教思想对于中古文学的巨大影响都说明了僧侣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等。
具体材料请详见：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纪念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21—2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13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了大会。
本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相关研究论著颇丰，主要有：《缪钺全集》(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发微》(中华书局)，周伟洲《古都西安：长安与南海诸国》(西安出版社)，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下，中华书局)，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陶新华《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家族宗族关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杨洪权《两晋南北朝徙民中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具圣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民族出版社)，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张作耀《刘备传》(人民出版社)，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卫绍生《魏晋文学中的中原文化》(学苑出版社)，邵磊《治山丛稿——南京文物考古论丛》(凤凰出版社)，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齐鲁书社)。
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特点
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特点。
答：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封建史籍取得了独立地位。
这一时期，史书体裁及数量都大量增加。
就体裁而言，除了传统的纪传体之外，又出现了方志体、史注体、人物传记及宗教类史籍等。
这一时期史料的特点：
1、正史在各种史料中占最重要的地位
在全部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正史就有十二部，
它们是：《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五代史志》（唐太宗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命褚遂良等人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李延寿也参加了该书的编撰。
经过十二三年的时间，《五代史志》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
《五代史志》共十志三十卷，后并入《隋书》刊行，其中的《经籍志》成于李延寿和敬播之手，记录了从古代到隋朝的历代著作。
《经籍志》亦简称《隋志》，是专指《经籍志》而言的。
《经籍志》正式创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世书籍的分类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
2、私人著述很多
在十一部正史中，有一些是私人修撰的，如《三国志》、《宋书》、
《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等，这就有利于提高史料的真实性。
3、各种体裁的史书大量增加
如，除了纪传体之外，又出现了史注体、方志类、人物传记及宗
教类史籍，从而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不用再为缺乏史料而苦恼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特点概述
15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分裂和民族融合是这一时代显著的特征。
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此起彼伏，弑君篡位、改朝换代如同走马灯，促使当时的统治者重视运用史学来总结前朝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并为自己的政权创造正统理论，从而都促进了史学繁荣。
瞿林东先生曾高度评价这一时期的史学，认为其在许多方面的成就“是秦汉时期史学所不能比拟的”。
本文主要从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发展的基本面貌、史学的经世特点、史学的玄学色彩以及史学独立等四个方面简要分析总结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特点，体察中国史学史的演变历程。
一、史学繁荣发展的基本面貌魏晋南北朝历时370年，既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动乱时代，又是思想文化开放创新、孕育着历史进步的变动时代。
这些都对史学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逐渐形成了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基本面貌。
（一）南朝私人撰史趋于兴盛，北朝官修史书有了相当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私人撰史兴盛，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巍为壮观的景象，同时也涌现出如西晋之王铨、南朝宋之范晔、梁之吴均，北魏之崔鸿等一大批优秀的史家。
这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史官制度不健全。
受门阀制度影响，负责修史的人往往并不十分合适，致使私人修史之风渐起。
其次，门阀制度的推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门阀政治，通过九品中正制来选拔官员，因此社会盛行品评人物的风气。
于是重视家传、编写谱系成为时尚，具有家学传统的修史者更是把修史当作一种献身于“名山”的事业。
最后，史学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汉书》已是“师法相传”；梁、陈到唐，“《汉书》学”已经形成，为世所重。
（二）史书种类和数量迅速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的数量呈现出一个高峰。
《隋志》著录史书817部，13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6558卷，而这些书绝大部分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除了数量，史书的品种、类别也增多了。
萧梁时期阮孝绪编撰《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
魏晋南北朝史学探微
标题：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研究的贡献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犯罪类型 及处罚措施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犯罪类型及处罚措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犯罪类型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政治犯罪、财产犯罪和人身 犯罪等。对于不同类型的犯罪，其处罚措施也有所不同。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犯罪类型及处罚措施
1、政治犯罪：对于政治犯罪，如谋反、大逆等行为，采取严厉的刑罚，如死 刑、流放等。此外，还加强了对官员贪污受贿的惩罚力度。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刑法对社 会的影响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刑法对社会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刑法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刑法作为维护社会 秩序的重要工具，在当时对于稳定社会环境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刑法对于伦 理道德的强调也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于道德规范的认知和遵守。此外，刑法的变 革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刑法特点及变化趋势
2、重视刑罚：魏晋南北朝时期，刑罚的力度明显加强，尤其是对于那些威胁 到政治统治的犯罪行为，如谋反、大逆等罪行，刑罚尤为严厉。
一、魏晋南北朝刑法特点及变化趋势
3、法律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刑法的具体规定也相 应地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例如，在证据制度方面，出现了“鞫谳制度”，即审讯 和判案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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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刑法对社会的影响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刑法在实施 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法律自身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对当时的社 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历史学考研魏晋南北朝时期 讲义
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时期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中古历史的转折点魏晋南朝士族社会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文学艺术“自觉”的时代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士族社会的兴衰政治：皇权与门阀政治消长思想：儒、玄、佛、道并行制度：皇权衰弱而中央集权加强儒学衰落而影响立法董卓之乱与军阀混战：初平元年（190年）：曹操起兵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于许昌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后曹操统一北方建安13年（208年）：赤壁之战与三国鼎立形成从官渡之战到赤壁之战三国鼎立的形成。
曹操的统一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任天下之智力“人才莫盛于三国，亦唯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
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
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
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
”赵翼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
……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
自此例一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
屯田兴修水利九品官人法中正则由政府委任，这样就把私人的月旦评变作官家的品第，强迫清议与政府一致，同时使原来与政府有矛盾的大族名士与政府取得协调。
政府控制了舆论，而当中正的既是大族名士，他们的私家操纵也由此取得了合法地位。
——唐长孺208年，辟为丞相府文学掾，加入曹氏集团。
时年30岁。
220~226年，魏文帝时期，渐受重用。
文帝伐吴，以抚军大将军留守许昌。
与曹真等受遗诏辅佐明帝。
227~239年，魏明帝时期，长期在外统兵，官至太尉。
抵御诸葛亮北伐，平辽东公孙渊。
与大将军曹爽（曹真子）同受遗诏辅佐齐王芳，拜太傅。
249年，发动高平陵之变，杀曹爽，独秉大权。
251年，平定淮南王凌反抗。
同年卒。
251年，以抚军大将军辅政。
次年进大将军。
254年，废黜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
255年，平定扬州毋丘俭、文钦反抗。
中国史学史讲义04封建史学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
第四章封建史学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节、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一、封建史学发展的表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史学彻底摆脱“附经立说”的束缚，在学术领域形成一个独立、完整、多样化学科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封建史学得到了初步的巩固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官私修史成风、史籍数量宏富、史著类型多样、史学地位提高。
当时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面对频繁的政权更迭、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迫切需要借鉴前代王朝兴旺盛衰的经验教训，也迫切需要宣扬本政权开国创业的功德，因而在建国之后几乎都设置史官，组织人力编修前代史和本朝国史。
官修史书外，私人修史也蔚然成风。
他们或总结前代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或针砭事时弊，以为讽谏；或借修史建立名誉，求名当世，传名后世；或为避免遭无故贬斥杀戮，退而著史，寄托情趣。
当时史书的作者几乎遍及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和各个文化部门。
魏晋以前的史书数量不多，不过200部左右。
而《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官私史书多达874部，16558卷，除极少数是东汉、隋朝的史家所撰外，绝大部分产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
如以纪传、编年为体的后汉史有29家、三国史有19家、晋史有18家、十六国史有31家、南朝史有39家、北朝史有18家。
这一时期史书数量之多，卷帙之繁，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的。
“二十四史”中，就有五部成书于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史书类型日趋繁杂，有许多史书类型是前所未有的。
纪传体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编年体则蓬勃发展，作为直接为纪传体和编年体准备材料的起居注，发展成为一大门类。
杂传是借人物反映一定时期历史内容的一种史书类型，分为13类。
所记各类人物，有合传，有分传；有一时的，有一地的；有男的，有女的；有传记，又有序赞、题记、行状。
杂传保留了为史官不及备载和不以为载的“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逸行”（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传记类》），有助于历史研究的扩大和深入。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史注作品，有的史家以注史而出名，其名声甚至超过了原作者。
魏晋南北朝史学大家
魏晋南北朝史名家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學術界所稱譽的“四大名旦”為：唐長孺、周一良、王仲犖、何茲全。
被譽為“四小名旦” 為：田余慶、韓國磬、高敏、萬繩楠。
1、唐长孺（1911——1994 ）教授。
吴江人。
1932年大学文科毕业。
毕业后在兰田国立师、大学等单位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并任大学历史系主任，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早年从事中国辽、金、元史的研究。
1944年后，专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并从事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
自1955年以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等先后出版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至九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学术专著。
多次发表研究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论文。
唐长孺广泛参加史学社会实践。
1961年，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分册）》。
从1963年起，主持并参加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的点校工作。
1975年，经他倡议，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组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由他任组长主持整理工作，并主编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等书。
1955年以来，唐长孺招收并培养了多批研究生。
他领导成立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是一支学风严谨、成果显著的较完整的学术梯队。
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并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隋唐五代部分）、《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等。
2、周一良：（1913——2001）中国历史学家。
早年曾用字太初。
东至人，1913年1月19日生于。
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
8岁入塾，习经、史、子书，后加日文、英文。
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
建国后，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1944～1946年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
1946～1947年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1952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曾兼系主任。
06第六讲 魏晋南北朝时期
南方的开发和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1）秦汉：黄河流域关中地区是全国经济中心 南方开始正式开发 （迁徙、灵渠、设郡、派官） （2）三国两晋南北朝：三国时期，南方经济开始发展；西晋末年， 南方经济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 济有了较大发展，南北经济差距缩小，开始赶上北方； （3）隋唐：经济中心仍在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的经济重要性已与之接近 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4）南宋：江南超过北方，成为全国经济中心 （江浙）经济重心南移完成 （5）明清：江南成为农业、工商业中心，产生资本主义萌芽
（二）手工业
1、冶铸业：南北朝时期发明了灌钢法。 2、制瓷业：南方盛产青瓷，扩大到北方；烧制出白瓷， 是制瓷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3、丝织业：曹魏设有专门织造机构。吴国培育出八辈之 蚕，蜀汉生产了闻名的蜀锦。 4、造纸术进步明显：取代简牍成为主要书写材料。 5、吴国造船业发达。
三、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
4、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是魏晋南北朝 时期成长起来的一种新的文 学形式，是在文学发展的基 础上产生形成的。其内容包 括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 代表作有刘勰的《文心雕 龙》。 5、志怪小说 主要指魏晋时代产生的 一种以记述神仙鬼怪为内 容的小说，也可包括汉代 的同类作品。志怪小说是 受当时盛行的神仙方术之 说而形成的侈谈鬼神、称 道灵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 之下形成的。志怪小说对 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
五、魏晋南北朝的文化 道 教
五、魏晋南北朝的文化
（3）佛教的传播与兴盛 佛教传入中国是在公元前后，即西汉末年的时候。到了 魏晋时期尤其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突然兴旺发达起来。
（4）“二学二教”的冲突与融合
五、魏晋南北朝的文化
（一）文学 1、建安文学：建安（196—220年）是东 汉献帝的年号。这一时期的文学很盛， 史称建安文学，以诗歌的成就最为显著。 建安诗人的代表有曹操父子、建安七子 和蔡琰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理论与编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理论与编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仅政治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同时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与理论。
在这个时期，史学理论和编纂的发展也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和突破。
本文将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理论与编纂。
一、史学理论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背景的变迁和经济的恢复，社会开始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也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在史学理论方面，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和学派。
首先是史家的流派，他们提出了以历史实事为依据的写史原则。
代表性的史家就是魏晋时期的范晔，《后汉书》是他的代表作品。
范晔强调史家要做到客观公正，注重事实真相的还原。
他对于历史的记载秉承了“真实”，“实事”原则，而不是屈从于时政或者权力的干预。
第二个学派是文雅派，典型代表是魏晋时期的陆机和陆云。
文雅派注重史书的文学性，他们追求史书的艺术性和立意的深远。
陆机在《文赋》一文中，对于史书的写作提出了细致入微的要求。
他认为史书应该具有深远的思想内涵和华丽的文笔，同时应该注重情感和意境的表达。
第三个学派是帝王史观，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政权特别重视帝王史研究。
他们认为以国家史研究的对象是帝王。
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北魏的宇文泰和贾思勰。
宇文泰的学说指出“正史论”即将正史的地位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史书要真实、全面地反映帝王的言行。
而贾思勰则在《齐民要术》等著作中提到了“王者之学”这个概念，他认为一个王朝政权的国力、治理能力以及政策决策都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发展。
二、史学编纂的发展史学理论的发展推动了史学编纂的进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历史编纂工作，为后来的历史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是官方编纂。
南朝刘宋时期，编修国史的工作开始启动，历史学的编纂进入了官办化的阶段。
《宋书》、《南齐书》等正史之作开创了正史编纂的先河。
这些正史经过官方认可，成为了后来中国历史正史编纂的典范。
其次是私家编纂。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很多以士人为主导的私家编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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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学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民族，地理、军事，士族、人物，学术、文化；宗教、考古、吴简研究；对魏晋南北朝史进行讲述，其中包括：十六国各政权在如何使自己政权的属性与五德历运学说相协调的问题上，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蜀汉官制的特点，汉晋间民屯的不同形式及中古田制的演变，汉晋中央政府对南匈奴的管理政策经历了转变过程，对南匈奴产生多方面影响，历史时期阮姓的起源、宗族的形成、人口变化及迁移与分布情况，得出两晋南北朝以前阮氏主要聚居陈留郡，之后大批南迁，形成了以河南、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三大聚居地，使得南方阮姓人口远远多于北方的结论，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的重大发展与这一时期人们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走向成熟相关，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取名风俗和婚姻生活，三国时期道教在魏、吴、蜀三国均有传播，但方式与广度有所不同，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及佛教思想对于中古文学的巨大影响都说明了僧侣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等。
具体材料请详见：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纪念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21—2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13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了大会。
本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相关研究论著颇丰，主要有：《缪钺全集》(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发微》(中华书局)，周伟洲《古都西安：长安与南海诸国》(西安出版社)，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下，中华书局)，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陶新华《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家族宗族关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杨洪权《两晋南北朝徙民中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具圣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民族出版社)，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张作耀《刘备传》(人民出版社)，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卫绍生《魏晋文学中的中原文化》(学苑出版社)，邵磊《治山丛稿——南京文物考古论丛》(凤凰出版社)，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齐鲁书社)。
陈吉安主编《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本年出版了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田永胜、赵建功、许抗生《六朝宗教》两种。
论文集有：《北朝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北朝研究》第四辑(中州古籍出版社)，《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
史料类有：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全三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新译作品有：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曾布川宽《六朝帝陵》(傅江译，六朝文化译著丛书，南京出版社)。
法谢和耐《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耿异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重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一辑“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也在今年出版，收录了一组回忆唐先生的文章，以示对这位史学泰斗的缅怀之情。
另外，2003年出版而一泠先生《2003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未及收入的尚有：《贺昌群文集》(三卷，商务印书馆)，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汪文学《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光《汉唐财政史论》(岳麓书社)，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度新探》(岳麓书社)，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李吉和《先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研究》(民族出版社)，柏喜贵《四一六世纪内迁胡人家族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陈吉安主编的《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中的田汉云《六朝经学与玄学》，邱敏《六朝史学》，许伯卿、吴功正《六朝文学》三种。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在250篇以上，涉及领域广泛，以下分类择要介绍。
政治、制度政治史。
刘蓉《析魏明帝禁浮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太和年间禁浮华主要是从政治着眼，明帝强烈感受到了叔父曹植的政治压力，导致了禁浮华的一系列举措。
孟祥才《论曹爽之败》(《史学月刊》第8期)认为曹爽集团失败是因为其所重用之人多为浮华之徒。
张军《曹魏时期司马氏霸府的形成与机构设置考论》(《兰州大学学报》第4期)对司马氏霸府的形成、特点、府僚构成及运作方式作了探讨，并考证了霸府的机构设置情况。
陶贤都《魏晋禅代与司马氏霸府》(《辽宁大学学报》第4期)也对司马氏霸府进行了研究；他的《三国时期劫质现象刍议》(《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劫质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与当时的忠、孝、信等社会伦理也有密切关系。
王永平《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扬州大学学报》第1期)着眼于汉末流寓江东的广陵人士，指出他们不但在孙吴政权割据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推动了吴地文化的发展与南北文化的交流；他的《晋武帝立嗣及其斗争考论——以齐王攸夺嫡为中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武帝以惠帝为嗣，逼齐王攸就国致使其愤恨而死，并严厉打击拥戴齐王的“清议派”，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加速了西晋的灭亡。
林校生《成都王颖督区幕佐和文化倾向之考释》(《国学研究》第十四卷)辨明了成都王颖督邺前后河北都督区的分合变迁，指出司马颖幕府佐吏家族门第较高，里籍分布较广，南方士人和内迁胡人较多。
认为司马颖以邺、冀地区为基地对抗东海王越，显示出邺、洛之间儒、玄两种政治文化的对立态势和地缘意味。
李园、唐燮军《地域集团、萧沈对抗与刘宋政制》(《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第l期)指出刘宋政制因为皇权过分伸张导致恩贫倖用事，引发了一系列制度性弊病，内轻外重之势使地域集团应运而兴，深刻影响了宋齐之际的历史走向。
唐燮军《萧沈对抗与刘宋政治》(《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延续了上文的思路，进一步对萧沈对抗格局作了研究。
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第3期)指出，十六国各政权在如何使自己政权的属性与五德历运学说相协调的问题上，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
拓跋政权最初以十六国继承者的身份出现在德运次序中，孝文帝改革，在德运上直接以北魏承接西晋，使北朝历史呈现出继承华夏正统的强劲态势；他的《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第4期)认为北魏的直勤与嚈哒的敕勤和突厥的特勤，都源于共同的部族传统，是社会结构下的一种身份，相当于汉文中的“宗室”。
直勤制度在拓跋鲜卑社会发育和政治进化过程中，随着“改降五等”被孝文帝取消，引起了北魏宗室内部的情感和文化分裂，对北魏末年的变乱具有必然影响。
姚宏杰《君位传承与前燕、后燕政治》(《史学月刊》第3期)考察了慕容鲜卑君位传承从部落君长推选原则到嫡长子继承制的转变，指出前、后燕诸多政治事件与此相关。
李凭《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丽》(《文史哲》第4期)研究了北燕灭亡至延兴年间北魏与高丽的关系，指出频繁的使节交往和北魏遵循不介入高丽与百济间矛盾的原则，促使双边关系由冷漠走向缓和发展，为孝文帝朝与高丽的友好关系作了铺垫。
朱兴和《略论北魏孝文帝改革中的朝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朝议的形成和发展源于北魏早期的历史变迁和孝文帝的主观努力，朝议主流观念来自汉文化，推动了改革深入发展。
侯旭东《地方豪右与魏齐政治——从魏末启立州郡到北齐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中国史研究》第4期)从地方豪右与东魏北齐政权关系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双方斗争的经过，指出行政区划增减与豪右和朝廷关系的消长有密切的关系。
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秩序结构》(《文史哲》第4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民间秩序结构表现为豪强割据、豪族游侠统治、坞堡自救和望族的精神领导。
文章还分析了民间秩序结构中的阶级组成及其特点。
政治思潮。
黄少英《汉魏之际人物品题的三大社会功用》(《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指出汉魏之际人物品题对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人才流动和社会局势的变化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徐国荣《汉晋时期的数字化标榜与取士制度》(《文史哲》第3期)注意到汉晋时期名士间兴起的数字化标榜之风，指出它与取士制度相关并逐渐朝谱牒或家谱的方向转移。
鲁力《魏晋封建主张及相关问题考述》(《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对汉晋时期的封建主张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这一思潮在一定水准上促使当权者重视同姓的藩卫作用，但在现实中很难恢复。
文官制度。
胡舒云、李晨光《“九品官人法”中的“中正”》(《史学月刊》第10期)从设置、职责、性质、地位等方面对中正进行了研究。
陶新华《北魏后期的中正制新论》(《历史教学》第1期)认为北魏孝文帝以后中正的作用表现在定姓族和保管士人档案两个方面，中正在选举中明确的是士人门品的高低，而不定士人人品高下。
罗开玉《蜀汉职官制度研究》(《四川文物》第5期)整理了蜀汉职官制度的大纲和基本体系，并分析了蜀汉官制的特点。
王东洋《曹魏考课法的制定及其社会背景初探》(《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曹魏多次制定考课法，对后世考课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汪征鲁《南朝“迎吏”、“送故吏”新探》(《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从两汉至南朝的州、郡送故迎新，在南朝时开始与官员选任调动密切相关，州迎主簿、迎从事、迎西曹等成为一种入仕资格。
这既反映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官员个人权利的消长，也表现出选官与官僚体制的微妙变化。
张小稳《魏晋南朝时期的秩级》(《史学月刊》第5期)接受了职位分等、品位分等的概念，认为秩级先秦的稍食和月俸，与职务的繁简、职责的轻重相联系，具有职位分等的色彩。
官品汉代的朝位制度，具有品位分等的色彩，规定官员所享有的权利或特权。
罗永生《“后魏尤重门下官”说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北魏正光以前门下省地位不及尚书省，侍中职权亦远在录尚书事和尚书令、仆之下。
《通典》所云后魏“尤重门下官”，绝非常态。
金霞、李传军《〈北齐书·宋世轨传〉“台欺寺久”浅释》(《晋阳学刊》第6期)认为“台欺寺久”一语，反映了北齐乃至整个北朝时期御史台和大理寺这两个平行机构之间权力制约与平衡的关系。
高敏《相关北魏前期百官无禄制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第1期)和徐美莉《也谈北魏前期“百官无禄”之原因》(《史学月刊》第3期)分别对北魏前期“百官无禄”的状况以及向俸禄制的过渡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