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货币观

中国古代的货币金属主义理论

自货币产生以来，对于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的探讨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学术理论上，关于货币的本质，有所谓金属主义和名目主义的理论派别，金属主义者认为货币是商品，而不了解货币是与一般商品有区别的特殊商品，强调货币的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因此主张足值货币的流通。而名目主义者则认为货币不是商品，它只不过是便利于商品流通的一种计算单位或符号，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因此认为货币和它的金属实体无关，只要有它的名义价值就可以了，在中国，这两种理论倾向都产生得很早。总体考察，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赞同金属主义倾向者为多数。本文试就中国古代的金属主义货币理论的源起及发展作一总结、探讨。

一、先秦时期

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是由春秋末年单旗提出的，他的“子母相权”论常被后世人引用，而他也是有据可考的第一个货币金属主义论者。

单旗的子母相权论。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年），卿士（辅臣）单旗反对景王铸大钱，他的子母相权理论中提出单位铸币的金属含量须与商品交易额相符。他首先指出：“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赈灾民。”单旗认为货币的作用在于“权轻重”，即强调了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而且他主张足值货币的流通，其理论具有金属主义的倾向，可以说是中国金属主义货币思想的萌芽。

二、南北朝时期

自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像单旗一样提出具有明显金属主义的货币理论。西汉货币理论的贡献主要是集中在集中铸币权，强调“上用之”（即由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决定）使晁错等人成为名目主义者。而东汉在货币理论上处于低潮。两晋时期主要的货币理论探讨集中在“罢货币论”和“反废钱论”。直到南齐孔觊提出“不惜铜爱工论”，金属主义观点有了较大的发展。

孔觊的“不惜铜爱工论”。南朝经济较东晋有所发展，但货币制度混乱。混乱的货币流通导致各种对立货币政策主张。齐高帝建元四年（482年），任奉朝请的孔觊上《铸钱均

货议》，提出了铸钱不惜铜爱工的主张。他认为：“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他指出国家虽然垄断铸币权，但民间盗铸难以禁止，责任在于统治者自己，因为统治者只求数量而不注意质量，所铸的钱偷工减料。才使盗铸有利可图，利益所在，不是政权力量能够阻止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惜铜，就是用少量的铜铸多数的钱；所谓爱工，就是粗制滥造，不管质量的恶劣，归根是朝廷利用劣钱来夺取民众的财物。孔觊的不惜钱爱工论主张因其理论概括程度高而为后世金属主义货币论者所称道。

何尚之反“大钱当两”争论。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447年），江夏王刘义恭建议流传的旧大钱一枚当四铢钱两枚，以防止就大钱被剪凿，得到了很多人赞成，但何尚之坚决反对。何尚之（382—460），文帝王尚书令。他批评大钱当两的主张说：“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以估货为本”是讲价值尺度职能是货币的最根本职能。“徒崇虚价”是批评钱币的名义价值超过他的实际价值，这是带有明显金属主义观点的言论。更可贵的是何尚之还在后来的论述中提出“富人资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这说明他已认识到币值变动会引起不同人们之间的财富的再分配。

北朝的货币经济没有南朝发达，货币理论也较南朝简单得多。

三、唐五代时期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一个顶峰，唐初稳定的政局和开明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导致产品大幅增加，相比之下，钱币数量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很长一段时间里部分商品也成为法定通货。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就曾下诏：“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现）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尤其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征税以钱为标准后，钱币数量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于是有人提出“不禁私铸”的建议，而反对者认为：“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会导致“恶钱”（不足值货币）流通。这其中杜佑的货币理论最为精辟。

杜佑足值铸币主张。唐五代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金属主义者是杜佑，唐代宗时官至御史中丞。在《通典•食货八》，记载了杜佑谈对货币的看法。他批评通货膨胀：“其后言事者，

或惜铜爱工，改作小钱，或重号其价，以求赢利，是皆昧经通之远旨，令盗铸滋甚，弃南亩日多，虽禁以严刑，死罪日报，不能止也。”杜佑主张足值铸币，表达了彻底的金属主义观点。

四、宋元时期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时中国产生了纸币，最初是民间产生了交子，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决定改为官办，于次年发行官交子。纸币的产生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演变，同时也带来了货币理论上的创新，而货币金属主义者和货币名目主义者也开始了新的一轮论战。事实证明，货币金属主义者的呼吁对遏止统治者滥发纸币多少起到了一些作用。

苏轼的金属主义观点。苏轼对当时的纸币流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私铸之弊，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苏轼是中国最早用金属主义观点来批评纸币流通的人。他揭示了纸币流通可能存在的风险，但却没有认识到纸币的产生及流通本身也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认识到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历史必然性。对于币制变迁的进步性没有充分的认识，这是他在币制问题上认识上的片面性。

吕祖谦反通货贬值论。吕祖谦（1137-1181），孝宗年间进士，任南外宗学教授。他反对实行通货贬值，指出：“国家之所以设钱，以权轻重本末，未尝取利。论财计不精者，但以铸钱所入多为利，殊不知铸钱虽多，利之小者；权归公上，利之大者。”他的论述肯定了货币的作用“权轻重本末”，是强调了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而且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南齐孔觊的铸钱不惜铜爱工的主张：“若不惜铜钱则铸钱无利，若不得利则私铸不敢起，私铸不敢起则敛散归在公上，鼓铸权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钱便薄恶，如此奸民务之皆可以为。钱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南齐孔觊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论。”吕祖谦认为孔觊的不惜铜爱工论是经典的不刊之论，不仅继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他把铸造足值钱币以防止私铸看作是国家的最大利益所在，见解更为深远。但他认为除了“不惜钱爱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整顿货币制度则是狭隘的。

叶适的劣币驱良币理论。（1150-1223），南宋孝宗年间进士，官至宝文阁学士。他注意到当时南宋纸币流通，导致流通中金属货币大幅减少，被储藏起来，因此他指出：“造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