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近代化失败之原因_与日本近代化相比较_崔青青

CANGSANG

19世纪中期，中国首先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紧随

其后，日本也被西方列强用同样的手段打开了国门，两国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两国封建统治者被迫开港通商，双双陷入了深刻的民族危机之中。在此情形下，两国国内一部分有志之士开始觉悟，开始寻求救国真理，由此开始了两国的近代化。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走在日本的前面，两国的近代化历程也很相似，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失败了，而日本则相反，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中原因究竟如何，中国近代化缘何失败，本文就此作一粗浅的论述。

一、两国社会变革的经济基础不同，日本的经济基础优于同时代的中国

马克思说：“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到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1]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中日两国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中国的浙江、江苏、长江流域的一部分以及广东地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而在日本，这时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包括北海道、琉球在内的统一的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更为迅速。而中国则由于地理疆域广阔，交通手段极不发达，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

以上现象的形成追根究底是由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坚固程度所形成的。封建土地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变革封建土地制度为资本主义土地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地主所有制，其基本特点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到了清末，土地买卖更为频繁，有所谓“千年田，八百主”的俗语，土地具有很大的流通性。又由于历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商人有钱了就会通过购买土地而转化为地主，而不会来完成资本积累。地主土地所有制对来自商品经济的冲击有极大的适应性，很难从中分化出一支反抗力量。而日本实行的是领主土地所有制，其基本特点是该土地所有制建立在等级森严的分封制的基础上，将军部分的土地分封给大名，大名再把自己土地的四分之三分给家臣和武士。家臣和武士不从事农耕，而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做份地。幕府禁止土地买卖，各级合法取得土地唯一途径就是靠上一级领主的封授，土地成为“硬化”的财产，流动性较小。这就使得日本的土地领主所有制在面对商品经济的冲击时显得更易被瓦解。当下级武士不能获取生活来源时，就会奋起反抗，从而转化为武装倒幕的一支主要力量[2]。

二、中日两国政治体制相比，中国的封建集权更为强大

中国是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特别是到了清朝，皇权尤其强大。皇帝集“天地君亲师”于一身，是全国最高政治权威。中央通过各种手段，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地方政权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政策。在遇到底层的反抗斗争时，中央有力量迅速扑灭。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改革力量都很难从中央束缚下分离出来。日本实行的是幕藩体制，在幕府将军下有大名，大名下有家臣，之下又有武士，集权之中有分权，是一种等级式的中央集权制，日本的大名对德川幕府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其领地内有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将军就其自身而言，只是一个最大的大名，只在其专属的领地内拥有绝对的权威。天保年间，“藩政改革”后，西南诸藩迅速崛起。社会上各种先进分子迅速在西南诸藩中聚集，形成了一支极其强大的武装力量。以这些藩为倒幕运动的经济和军事基地，日本的改革派迅速壮大，并最终成为日本的统治力量。

三、两国选拔和任用官吏制度相比，中国的科举制更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

在日本，等级制度十分严格，有士族和华族之分。各等级间不能互相通婚，低等的武士不可能出任高级职务，这就极易使统治机构僵化，同时极易引起下级武士的不满，从而在潜意识里反抗这种等级制度，使其统治阵营出现分化。而中国实行的科举制，对社会各阶层都有极大的诱惑力，因为只要考试中榜，就是出身寒门也可以跻身封建统治集团。这就扩大了统治阶级的阶级基础，维持了官僚机构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制度由于维护封建制度，必然会成为推翻封建制度的障碍。

四、两国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态度相比，日本表现得更为灵活，而中国则固步自封，裹足不前

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儒家文明，深深影响了整个东方乃至世界。然而正因为它太辉煌了，一旦需要变革，反而成了一个文化负担。中国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以中华文化而自豪，而视外邦为蛮夷，视外来文化为“小术”。日本虽然也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和文化，但这种文化的形成本身就是在不断吸收来自中国、印度和朝鲜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

浅析中国近代化失败之原因——

—与日本近代化相比较

崔青青

摘要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并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其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的深层次原因。与日本相比，中国近代化所遇到的阻力更为强大，所处的国际环境更为险恶，其先进的阶级力量亦远弱于日本。因此，中国近代化的失败是很容易理解的。

关键词中国日本近代化比较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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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G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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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队伍。要达到这一目的，教育职工、感化职

工这一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企业政工干部

的身上。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职工主体，而职工的思想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要使全体职工统一到经济工作中心上来，就必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软”功教育启发引导职工转变观念，激励职工振奋精神，团结拼搏，更好地发挥职工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主观能动性。

实践证明，只有政工干部真正树立良好的形象，真正为生产经营一线解决实际困难，为职工办实事，党、政、工、团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出色地完成生产经营任务，就一定能使企业不断发展。

四、政工干部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市场在不断变化，要使企业政工干部的思想适应新的形势，就得学习。政工干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

策，就不能很好地把党的路线贯彻到基层。在当前的形势下，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等新的理论、新的思路层出不穷。所以，政工干部要认真学习，带头贯彻落实，并且要组织好党员干部职工的学习。同时，要深入基层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去调

查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

新方法，更好地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

参考文献：

[1]董启明.企业政工队伍综合素质要求及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N].天津日报,2010-06-01.

贾丽萍

太化集团党校政工师

（责编张文娟）

因而它有引进外来文化的传统。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

中国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在鸦片战争之后，又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因此，他们只学外国利器之道，而不学外国的社会制度。而日本大规模地学习西方一开始甚至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是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更好地学习了西方各方面的政策。

清朝政府在兴办工业方面差强人意，不能处理好利益方面的关系，公私不分，经营不当，再加上决策方面的失误，终于导致近代工业的裹足不前。而日本则一开始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之后迅速转向民用工业，并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来保证其发展，从而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完成了其近代化。

五、两国所处国际环境相比，日本相对宽松，而中国则严峻得多

19世纪中叶，日中两国虽然同样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但严格来说，日本的处境是较为有利的。这是因为：

第一，与中国的战略价值相比，日本的战略价值不大。中国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是资本主义国家垂涎已久的肥肉，是潜力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地。而日本国土狭小，

资源贫乏，不能吸引列强的胃口。列强将主要着眼点放在中国，日本受到的压力比中国要小得多。第二，中国当时正逢太平天国运动。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将西方侵略军拖在中国大地上，甚至英国把原打算派往印度的殖民军都开到了中国。在此情形下，列强根本无法顾及日本。同时，这也从反面教育

了日本人，认识到落后挨打的教训，激励了他们加速改革、

振兴国力的步伐。此外，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干涉太平天国运动的前车之鉴，才使得他们没有在日本进行倒幕运动时静观其变，客观上

保证了日本倒幕运动的顺利进行。第三，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唤醒了一些日本先进人士的民族意识，他们把中国作为前车之鉴，决心要摆脱日本开国后所面临的民族危机。

六、两国社会变革进程相比，日本更完善

日本的倒幕运动是一次由多种形式的斗争所推动的社会变

革过程。它所依靠的力量是新兴地主、下层武士和广大的农民，打着拥护“天皇”统治的名义。倒幕派拥有强大的实力和群众基

础。在中国，

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进行了反复不断地反侵略的斗争，从三元里的反英斗争到义和团运动，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洋务运动，都在不断的寻求救国之道。但是他们都有缺点，或者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或者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维新变法也不例外，维新派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毫无实权的皇帝身上，脱离

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必然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变法诏令颁布后，各省督抚置若罔闻，消极怠工，最后终于在顽固派的疯狂反扑中失败。反观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从而巩固了日本近代化的成果。

综上所述，通过对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的

全面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代化失败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基础薄弱，

封建制度强大，改革力量弱小，这都是中国近代化失败的原因。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偶然因素造成的，其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的深层次

原因。在中国强大的封建统治营垒面前，没有一支先进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中国是不可能突破旧的框架，实现近代化的。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71.

[2]依田熹家.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98.26.

崔青青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樊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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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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