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聊城假药案案例分析

山东聊城假药案案例分析

摘要：药品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对维护人类健康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药

品质量问题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同时我国法律对药品的生产、销售等环节也

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一经上映，各界人士对“境外药品”是

否是假药的问题就争论不休。近日，山东聊城发生了一起因医生推荐境外抗癌药

品而被食药监局鉴定假药的案件，引起了医疗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聊

城假药案的争论焦点进行分析，探讨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法律认定问题，以期对

未来的案件处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聊城假药案；境外仿制药；销售

一、案情及争议点

（一）案情回顾

2018年4月，王合禹进入聊城市肿瘤医院治疗癌症。7月份，王合禹的病

情有所好转，但膀胱癌却愈发严重，王玉青多次找陈医生询问治疗办法。于是陈

医生推荐了一种印度仿制抗癌药“卡博替尼”，建议其可以试试服用。王玉青找不

到购买渠道，陈医生便将购买过此药的患者家属王清伟联系方式给她，让其自己

联系购买。

王清伟曾经从段某处购买过印度仿制的“卡博替尼”治疗父亲的癌症，后父

亲化疗效果好，一直没有用到此代购的药物，在陈宗祥的说清下，也为了病友互助，王清伟13000元把药让给了王玉青，多出的400元后来成了王清伟“卖”假药

的证据。

8月份，王玉青的父亲开始服用“卡博替尼”，后来王玉青找段某购买了第二瓶，由于王合禹病情出现反复，于是停止服用此药，11月，王合禹死亡。王玉青

认为父亲的死亡与陈宗祥推荐的“卡博替尼”有关，要求追究陈宗祥与王清伟的责任。

（二）争议点

聊城假药案一经发生就引发了法律学者的讨论,经过查阅资料，总结出案情

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代购的印度公司生产的仿制药“卡博替尼”

是否为“假药”。二、陈医生推荐“假药”的行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三、王清伟

转卖药品的行为是否构成了销售假药罪？

二、争议点分析

（一）“卡博替尼”是否是“假药”？

对于本案中涉及到的药品“卡博替尼”，在今年1月14日，食药监局出具了《卡博替尼的认定意见书》:依据《药品管理法》认定，本案药品“卡博替尼”按假

药论处。此药并没有在国内上市，因此就成为本次事件中将其鉴定为假药的依据。

但据查阅资料得知，“卡博替尼”是由美国一个公司研发的抗癌药品，已在

美国等国家上市，但此药并未在我国上市。因此卡博替尼在中国准确的身份应该

叫做:“境外药品”。从法律角度讲，“卡博替尼”按假药论处，从医学角度看，“卡博替尼”是治疗多种癌症的良药。境外仿制药品一般来说对人体是无害的，甚至还

具有一定的疗效。但是，仿制药侵害了我国的药品管理的秩序，药品没有质量问

题仅因程序方面的瑕疵而被认定为假药。[1]

部分学者认为，制定刑法的目的是保护人民的法益，仿制药如果对法益没

有造成危害，就不应该进行禁止和惩罚。在本案例中，王合禹使用药品“卡博替尼”后，对病情恢复是具有一定治疗效果的，因此我国法律禁止销售仿制药，是存在

一定不当之处的，在判断药品是否为假药应该从药品的实质方面进行判断，药品

的真假应体现在是否有治愈疾病的效果上，而不是仅仅凭借没有取得进口药品注

册证书这个外部条件。

（二）陈医生是否为其推荐药品的行为负责任？

当患者身患重病时，医生可否向病人推荐未经过我国审批程序,被认定为假

药的药品呢？这是一个关系到病人生命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根据报道，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表示，医生不能以“帮患者”为

由违反执业医师法和药品管理法，这是对法律的不重视。[2]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国外药品只有按照程序进行审批，才可进入中国市场，对于未经批准的药品，无

论是否合法，在中国均是假药，如果医生推荐假药，病人出现问题，医生是要负

责任的。

但许多学者认为陈医生是为了拯救病人，不需要负责任。法学院副教授宋

敏也表示公安机关的判决是基于案件事实和法律对善心的正面回应，值得我们肯定。2014年，‘两高’在《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可知，医护人员行使有偿行为，才构成销售假药罪。但在本案中，陈医生不存在‘有偿推荐’的行为，也没有实施卖药的行为，未从中牟利，不能按

销售假药罪定罪。而且他告知王玉清购买渠道只是推荐行为，违反了执业医师法

的规定，但不构成犯罪。

（三）王清伟的转卖行为是否构成销售假药罪呢？

对于本罪中的“销售”含义，有学者认为：“一切有偿提供假药的行为，都是

销售假药的行为”；[3]有学者对销售行为的阐释：“销售行为，一般是指出卖产品

的行为，主要包括批发、零售”。[4]对于销售的含义，法律没有明确的解释，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根据文义解释，销售是指双方之间一个有偿的转让，以

赚取利润为目的。在本案中，王清伟购买药品是是合法的自用目的，是为了给父

亲治病。转让药物是出于对病友的一种同情，而且这种病友之间的转让，行为人

可能只收取受让人药品自身的价钱，也可能收取少量劳务费，二人之间是不具有

营利目的，这种所谓的“销售”方式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值得刑法处罚。[5]

三、总结

法有许多价值，但秩序价值是基础价值。正因为法律秩序价值的的基础性，所以它需要保障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权益诉求。在本案中，如果对医生乱开仿制药

的行为不加以规制，可能导致仿制药的滥用，甚至危害到患者的生命健康；如果

对此类行为严苛管制，则面对这种案件，将导致医生怕遭受处罚而不敢告诉病人

国外良药，会摧毁患者的生存希望。当面对这样的案件时，人权保障和秩序制度

之间我们该如何抉择呢？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在他人需要帮助时施以援手，永远

是一种宝贵的道德品质。法律是一种规则，一种没有感情的存在，但社会不能冷漠，人需要被温暖。[6]。

参考文献

[1]于志刚.涉药犯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45.

[2]汪晶.山东聊城“卡博替尼”假药案的责任界定之问[N].《中国商报》，2019年.

[3]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554.

[4]郭立新、黄名儒主编.刑法分则适用疑难问题新释新解[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