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政治思想

不折腾的政治智慧：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的政治思想中充满了对百姓的同情，对贪得无厌的统治者的憎恨。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道德经》）老百姓之所以忍饥挨饿，就是由于统治者收的苛捐杂税太多。老子更进一步尖锐地批判腐败的统治者，痛斥他们的强盗行径：“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道德经》）大道平平坦坦，但是君王偏偏喜欢走邪路。朝政腐败极了，农田已经非常荒芜，百姓的粮仓已经十分空虚，但统治者还照样地穿着绫罗绸缎，佩着锋利的宝剑威吓百姓，精美的饮食都吃厌了，国家的财富都刮净了。这就叫强盗头子呀，他们是多么的无道啊！老子由此感慨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自然的规律是减少有余的来补充不足的，人间的规律却是剥夺不足的来供奉有余的。

损不足以奉有余，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就是今天的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起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的典故出自《圣经》。《圣经•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主人远行前，把仆人叫来，按照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都来向我汇报。”主人回来时，第一个仆人汇报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五千银子，我又赚了五千。”主人听了非常高兴，于是把更多的事务交给他管理，让他享受当主人的快乐。第二个仆人汇报说：“主人，你给我的二千银子，我又赚了二千。”主人听了也很高兴，于是也让他享受当主人的快乐。第三个仆人汇报说：“主人，你给我的一千银子，我一直埋藏在地里，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现在你回来了，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吧！”主人听了很生气，于是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一千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后来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将这个故事拿过来打比方，把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赢家通吃的社会经济现象称为马太效应。

在中国，老子最早揭示了这个马太效应。“损不足以奉有余”，七个字精练地概括了所谓马太效应。老子如果活到今天，恐怕还要产生关于马太效应的知识产权纠纷。他会不会和西方人打打官司，说应该将马太效应改成老子效应呢？当然不会,老子奉行的是不争哲学，他是不会为任何问题去打官司的。

有人批评老子不讲感情，专谈权术，十分冷酷，但从老子的政治批判来看，他其实非常关注民间疾苦，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和贪婪，抨击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很有正义感，是个热心肠的老头儿。政治如此黑暗，出路何在？老子不仅是批判家，他还热心地追求自己心目中的政治理想。谈到老子的政治理想，人们立刻就会想到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意思就是说统治者的政策要顺其自然，不要骚扰老百姓。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符合正义的执政者绝不自作聪明，异想天开，更不会心存私欲，他们把老百姓的愿望当做自己的愿望，把老百姓的心当做自己的心，这就是无为而治，很像今天我们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政治家真难找，将希望寄托于圣人的政治道德，来实现“以百姓心为心”，恐怕很不可靠，必须得有个制度，真正让百姓的心决定官员的命运，他得不到百姓的心就保不住乌纱帽，这样他才会不得不以百姓之心为心。

老子关于治国还有一句千载传诵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这句话最生动地体现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小鲜就是小鱼的意思，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煎一条小鱼一样。会煎鱼的都知道，煎鱼不能总去翻腾它，翻来翻去就翻碎了。治国的道理也是这样，不能总去折腾老百姓，这就是无为而治。这有点像今天我们说的政府职能转换，多服务少命令，行政权力的干预越少越好，需要行政审批的项目越少越好。

（老子的政治观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老子认为，道存在于作为政治主体的人的秉性之中。百姓构成了政治人的最主要部分，所以理想的统治者即“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将百姓之所想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即与善人同在。）

古代政治思想：（1）儒家政治学说以“礼治”和“德治”为主要内容，其核心是“仁政”，主张为政以德，修己治人，即，以道德教化、修身养性来实行统治，反对以苛政、刑律治天下；

（2）法家强调“法”、“术”、“势”为核心的政治观，主张以明令显法和统治术来驾驭人民；

（3）道家的政治学说以“法自然”为思想核心，在统治手法上强调“无为而治”；

（4）墨子的政治学说以“兼爱”、“非攻”为中心，主张以缓和社会矛盾来维持统治。

中国政治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方向

近20年来，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一定成就。中国政治治理的方法日趋科学，正努力实现由传统的社会控制体制和方法向现代的社会控制体制和方法的转变。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一过程的历史趋向是从行政控制走向法律的社会控制。在具体事件上，社会问题泛政治化有所改变，政治问题的法律化处理有所加强。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在制度建构方面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要求，造成了国家政治的有效性和民众的政治信任及政治认同的流失，影响到了社会稳定。

这些问题主要有：其一，国家权力的地方利益化情况显现，压力性体制及增压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压力体制”是荣敬本先生及其研究队伍曾经用来描述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解释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领导状况。政治增压机制是指政治各层级之间会出现增压现象。就中国政治而言，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政治运作中自下而上的增压机制;二是自上而下施加的压力以非暴力的方式直接由民众向压力的起点即中央反弹。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在增大。分税制的实施与压力型体制的存在，一方面让各级政府成为了各自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另一方面导致中央的政治权威被消解。

其二，随着各级政府成为地方利益化的主体，相应的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自利化倾向日益明显，政治领袖的魅力权威大大流失。其三，权力资本化趋势更为明显，经济强势集团对国家政治非制度性影响加强，社会大众的政治影响力持续低迷。其四，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渠道和方式不能适应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其五，民众的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严重降低，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问题。

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如何改变政治增压机制，增强政治的有效性是当前一个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就目前的政治生态而言，应以县级政权改革为突破口。建立自治性县政体制，改变目前的权力来源和责任体制。就县政改革而言，其目标就是在地方自治的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县级政权主要向县域居民负责的转变。这是县域经济发展和建设新农村的需要，是构建和谐城乡社会关系的需要，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地方自治原则建立的县域政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重新对县政领导进行政治定位。建立县域政治的关键是建立政治授权程序，使县政领导获得实在的政治授权，同时让他们负起刚性的政治责任。其二，地方政治自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充分发挥地方政治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具体到制度层面的要求，就是要改变目前县级政权的异地为官和任期制度。

超利益政治与利益集团政治

中国模式”日益受到关注，但“中国模式”究竟有哪些特征？国内国外各种观点、认识差异较大。除了从局部观察“中国模式”的特征外，它还牵涉到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体现于这个阶段的“中国模式”，究竟是一个阶段性的存在，还是未来将坚持下去的必然？“中国模式”有没有可能成为全世界在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个选择？“中国模式”究竟是一个新故事，还是一个老故事？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从局部特征寻找“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并不能对此问题获得根本性的认识。我认为，“中国模式”的根本在于政治形态。经济方面的成就，不过是政治形态的结果。由于西方政治形态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而，从政治形态上探索“中国模式”的特征，往往因拘泥于西方现有理论而被忽视，或者因不符合西方政治形态而只被认为是一种过渡性的临时选择。国内国外不少人都认为，临时性地发挥“中国模式”的作用后，最后还将走入西方政治形态，以完成“中国模式”的历史使命。这种对“中国模式”的看法比较普遍，恰似“条条大路通罗马”，走不同的路，最终都要到达西方的罗马。而我认为，所谓“中国模式”的真正价值在于“条条大路通中国”。“中国模式”并不是通往西方的权宜之计，而是在政治形态上不同于西方的另一个选择。这也是我的一贯主张：中国没有榜样，中国要为世界提供一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