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李普曼的中西舆论观差异对比

年 第
舆论。然而他们对舆论的研究又各具备不同的视觉和重点，从而构成了各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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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舆论观，本文将从三方面展开。
关键词：舆论观 社会文化背景 社会转型
学
术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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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启超和李普曼舆论活动的异同点
史
与以往的新文体（特点是半文半白，平易畅达，笔锋中常带感
学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 情，有时还夹带口语和外来语，因此被后人称为“时务文体”。
（二）不同点 1.原因上：文化背景与人生经历不同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 年还中过举人， 传统文化和中国国学的深刻研究和熏陶，造就了他的文化背 景，同时具备中国文人的以笔谏政，忠君爱国的典型性格，这 也导致了其晚期对君主制盲目坚持而成为保皇派的结果。 其后因为没有考中，传统的仕途被打断。在回粤路经上 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 书，眼界大开。因此同年结识受儒家和西方双重影响下的康 有为，便投其门下，成为了维新派最得意的弟子。这段独特的 人生经历也让他对西方文明和制度有着莫名的艳羡和崇拜， 因此一生笔耕不辍，致力于开化民智，引进西方观点，进行着 社会文化的重塑和中国政治秩序的改变。 出生在富裕犹太家庭的李普曼，有着哈佛大学的受教背 景，加上天资聪慧，故尔很早就脱颖而出。在哈佛问学时，他 的同学与辩手有为了革命而客死苏联的著名左派记者约翰· 里德，与后来开现代诗风气之先的诗歌大师 T·S 艾略特系同 门师兄弟，受教于著名美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接受了多元的 思想；另一方面，好学的李普曼无所不窥，阅读惊人，跨越了 多门学科领域，这为他的政治家生涯和报业生涯提供了良好 的文化背景。 再从这个与二十世纪的美国紧密相联到骨髓的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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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经历来看，他一生刻录着美国所经历的诸多大事：第一次 又使他成为一个政治时评家。
世界、3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二次世界大战、麦
与李普曼相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一位
卡锡主义迫害、60 年反越战等—— —许多大事因他参与而得以 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报人。可以说他是兼职的记者，他的主
三、梁启超和李普曼舆论观异同的原因分析 （一）相同点 1.舆论与当权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场争斗或者冲突。 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潜在的对立催生出舆论的产生，是 梁启超与李普曼从事报刊舆论活动的直接原因。 笔者认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总是存在着一种潜在的 对立— ——对于政府而言，无论它是民主制、君主立宪制还是 君主独裁制的政体形式，统治者和民众之间总是存在一种拔 河式的博奕和较量：假如政府赢了，民众肯定输了，反之亦 然。这是基本的政治哲学。 而就梁启超而言，其环境则是除了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 期待用非官方的批评演变为一场运动，寄托希望于舆论的力 量带来西方新思想的引进和制度渐变，甚至以此发起和鼓动 真正的群众运动。而李普曼则是作为文化阶层的典型代表，一 名典型的记者出身的思想家，因为资本主义的需要逐渐变成 了政治家，宣传家，而这些也都是出于用舆论去影响时局的思 想在发挥作用。此外，两人都是同时基于政治目的进行观念的 宣传，报纸作为信息传播收发的综合机构，无疑是最具备舆论 策源地属性的介质，因此也成为他们的舆论活动阵地。 2.处于社会变动时期的办报人总会被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所鼓舞。或许可以这么说，文化阶层在推动着一股源源不断 的公众舆论甚至是公众批评的浪潮，这是两人在从事舆论活 动，特别是在报刊活动上饶有热情的精神动力。 直到 19 世纪中期，中国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报 纸，古代中国饱受报纸缺失之苦，而报纸的两大功能，即信息 披露、舆论监督十分不健全，在变法初期，强学会成立，在早 期 1898 年创办《清议报》时，康有为就提出“累合什百之群， 不如累合千万之众”[7]，正是这种全新意识驱使改革派领导人 把报业看作一种教育大众的媒介。梁启超更是用报纸和手中 的笔呼吁进行全国的政治改革，包括揭发了官方腐败和积极 引介西方“自由”、“民主”和宪政改革等新思想，以知识分子 力量推动社会变革进程。
篇，即《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敬告我同业诸君》和《国风报 叙例》，详细表述了舆论的特殊价值、报刊与舆论、英雄与舆 论、人民与舆论等方面的理论观点[5]。
2. 作为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的李普曼， 则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位世界上 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在其 1922 年的著作《公众舆论》中， 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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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的“黄金时期”，面对政府的管制和破坏，很多杂志和报 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则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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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都成为了国家政治改革运动的鼓动者，梁启超的报刊舆论 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10]为何前者终究是出师未捷身
段时期内[2]。
篇时政文章[4]，如年他为纽约《世界报》写的社论使美国对墨
19、20 世纪之交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 西哥的入侵免于发生等，可以说，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了美
同时也是他的新闻舆论观念得以系统阐发的时期，“过去半 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的国务和外交事件，因此有人评价说李
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曹聚仁语）。而李普曼 普曼的生涯是“美国献身于政治写作的人当中最最光彩夺目
对于李普曼来说，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只在一战期 间有过两次，此后虽然他没有直接从政，但是，终其一生，李 普曼又十分关注政治问题。还在哈佛大学毕业之时他就参与 调查政治问题的黑暗揭发运动，写了很多揭露文章。他出版 的第一本书《政治序论》就是关于政治的。而他的有关新闻传 播的理论著作《舆论学》也是从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对 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不同点是，前者关注点在于推动将资本主义作为新制度在中 既源于他与近代媒体的接触和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学
国实现，后者则在于完善资本主义现有制度
说的认识与接收，又源于其丰富的实践活动。如果说戊戌变
1.梁启超作为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先行者之一，他的文 法时期梁启超的舆论思想还处于朦胧的萌芽期的话，那么，
3.此外，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其新闻生涯中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两者都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和特点出现的报人、记者，对 于政治问题都倾注了相当的心力。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本身就起始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 要。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仕子们公车上书失败， 遂发起成立强学会，决定先办报纸、再和大群，就这样，梁启 超成了《中外纪闻》的主编。之后，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他又 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所有这些报 刊，就今天的眼光看来，新闻含量并不高，内容一般都是以抨 击政治顽固势力的政论和启发国民觉悟的思想教育为主体[8]。 而这两者都与其开民智，兴民权，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 直接相关。
而与此同时的西方，新闻自由构筑为民主的意识正在全 面建立，西方国家的现代报纸在新闻收集、取舍和发布上，为 公众提供着尽可能准确的信息，在信息传达上要成熟得多， 而报刊作为舆论工具的属性，特别是在范围和程度上能影响 社会和政治事件的过程上的功效，逐渐凸显出来，这让生逢 其时的李普曼有了大施拳脚的机会和舞台。
李普曼 1967 年宣告退休，比梁启超 1922 年（《改造》停刊）告 家报纸公职，热衷于政治新闻的报道并亲身参与活动，曾做
别报刊事业迟 45 年。但是，他们的报刊生涯有十多年的重叠 过 12 位美国总统的顾问。正是这种总统座上客的独特身份，
期，而且新闻传播思想的确立也均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 以及所拥有的政治资源，让他发表了总数 1000 万字的上万
在各自的国家有广泛的影响。[1]
的热情，集中提倡西方观点与制度成就，也表达出了对西方制
梁启超从 1895 年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其报刊生涯，比 度、特别是自由、民主和西方宪政改革等观念的向往。
李普曼 1910 年到《波士顿平民》周刊当见习记者早 15 年。而
2.李普曼毕业后投身于自己热爱的新闻事业，先后在多
梁启超和李普曼的中西舆论观差异对比
马雨桐
（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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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启超与李普曼是中美新闻传播领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 97
的人物。而基于对新闻和政治关系的思考，在迥然不同的中西方国情差异之
下，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探究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
章在推动辛亥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凭借中国历史和国 1899 年至 1905 年是梁启超舆论思想的成熟期。
学的了解，在《时务报》第一个顶峰创作时期创造出一种不同
梁启超一生中全面系统地阐发其舆论思想的文章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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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创新理论 探索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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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有着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缺点，即对权力有着某种 又不能自己，感到那是失职。他从事报刊工作的目的就是为
难以割舍的欲望，这也造就了他对政治宣传的强烈渴望。
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奋笔疾书政论，实是为了“以言救
2.过程上：政治体制与其支撑下的媒介环境不同
国”、“以言论易天下”，为了要建立并发展资本主义君主立宪
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的情形是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 制度。因此，梁启超的办报活动起始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危机迫在眉睫，而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几千年的封建
4.结果上：前者终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没有实现最后的
君主独裁式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而大众媒介无 政治理想，而后者则影响美国朝野，长盛不衰达六十年之久 99
又被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其影响至今不衰。可 思想，不同点是，前者主要阐述舆论思想，但后者还深入到了
以说，他们的报刊经历上具有既重叠又迥异的特性。
传播学知识领域树立理论，予以学理方面的探讨
二、梁启超和李普曼舆论观的异同点
1. 梁启超是对中国近现代舆论活动进行理论研究的第
（一）在舆论表达上，相同点在于都以政论文章为武器， 一人，提出了系统深刻的近代舆论思想。梁启超之舆论思想
完美解决，或者遭遇顽强的阻击—— —成为一名通过独立言论 业是政治。梁启超所处的中国，列强环伺，民生凋敝，昔日堂
干预社会、影响政府、造福民众、成就自我的经典范例。李普 堂大帝国处于“日益岌岌”的地位。在这种严峻的现实中，他
曼一方面不依傍任何团体和组织，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另 终生致力于启蒙、新民、救国，常遭挫败，三次想脱离政治而
研
究
派政论家和报人。沃尔特·李普曼（1880—1974）则是 20 世 比如后期在日本创刊的《新民丛报》，每期都包括长达 40 页的
纪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们都是多产作 时政评论、学术论文等，先后重印 12 次，大受追捧[3]。其中不难
者，一生各发表政论、专栏文章 1000 多万字，出版著作多部， 看出，他大量的政论文章透露出中国古代文人对政治和社会
现代报纸之谈，更是毫无自由可言。
有学者就同为 20 世纪初中美报业巨擘的梁启超和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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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895 年自从中国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彻底覆灭， 曼作过比较研究，认为一个是热情的殉道者，一个是冷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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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了中国报刊走向一个新起点，之后掀起了堪称中国新闻 旁观者。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
在他的舆论观中，他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 述，阐释了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联系，也对舆论研究 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如舆论从哪 里来和怎么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什 么样的公众？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 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 立的力量？[6]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也从此 奠定了李普曼在舆论领域不可捍动的地位。
作为政治专栏作家的辉煌时期虽然是在梁启超逝世之后的 的”。毫无疑问，他的出发点则是为了本国完善和巩固时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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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但他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停刊的那一年（1922）出版 制度，以便更好的服务于资本主义。
了《舆论学》，这本书既是他新闻传播思想成熟的标志，同时
（二）在舆论思想上，相同点在于都提出系统成熟的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