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鉴赏：历史观念重构_罪感意识表达与语言形式翻新_评莫言长篇小说_蛙_

几年前，莫言的《生死疲劳》曾经遭到过一些批评家的诟病。

在对《生死疲劳》、《第九个寡妇》（严歌苓）等作品进行了一番深入剖析之后，批评家邵燕君认为：“像王葡萄这样的‘一根筋’形象在近来的长篇创作中也并不鲜见。

莫言《生死疲劳》中的蓝脸，余华《兄弟》中的宋凡平也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牛脾气’，他们能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坚持一种非常的生活方式，完全靠‘本能’支撑。

‘本能’是固定的，生物性的，它似乎不受社会观念所左右，但实际上，这样僵硬的傀儡式人物恰是从理念里催生出来的，其纯之又纯的形象和一往直前的姿态其实很像当年芭蕾舞台上的白毛女、洪常青。

接受这样的人物不仅需要理解、认同，甚至需要信仰。

这提醒人们，意识形态果然是没有终结的。

像当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那样鲜明的‘规定性’，可以以任何一种新理念的形式在‘重述’中重现，形成对历史新的遮蔽。

”①结合我自己对于莫言《生死疲劳》的阅读感受，就应该承认，邵燕君的上述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莫言此作的要害所在。

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受到了一种单一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影响遮蔽的缘故，所以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对于历史意识进行的深入思考，自然也就被迫打了不小的折扣。

然而，令人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到了《蛙》这部长篇小说中，所具体呈现出来的却已经是一种带有鲜明自我超越性的历史观。

这一点，既突出地体现在作家关于前三十年的描写中，也清晰地体现在他关于后三十年的描写中。

其中，最能见出莫言历史观的，是他笔下那些不无血腥气息的关于计划生育场景的描写。

一方面，从中国人口的发展历史来看，如果不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就借助于官方的强制性力量，强有力地执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话，那么，拥有祖先崇拜心理以及传宗接代观念的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就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

地球就这么大，地球上可资利用的资源越来越枯竭，这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坚持差不多半个世纪之久的计划生育政策，就不仅是对中国的发展，而且更是对于世界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由于姑姑身为妇科医生，高密东北乡一带具体落实计划生育工作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她的肩上。

因为计划生育便意味着要不断地结扎、流产、引产，所以，姑姑也就由一个使用新法接生的救生的菩萨，而摇身一变为戕害新生生命的刽子手。

正是因为有了姑姑对于计划生育政策不折不扣的坚决执行，所以，一幕幕戕害生命的悲剧自然也就逐一出现在了读者面前。

虽然制定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确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转换一种视角，从人道主义的思想立场上来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所带来的产妇以及新生儿生命的死亡，则又无论如何都必须受到强烈的批判与谴责。

晚年的姑姑之所以会产生一种特别强烈的罪感情结，实际上所体现传达出的，正是作家莫言一种突出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具备。

就这样，围绕着计划生育这一特定时代产物的描写，莫言一种呈现历史复杂性的历史观，也就十分清晰地体现在《蛙》这一小说文本之中。

但是，莫言的值得肯定之处，却并不仅仅在于对于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历史以及横贯于两个三十年之间的计划生育这个特定事物进行了足称深入的辩证性批判反思，也在于对所谓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后三十年历史，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批判性反思。

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小说中关于“我”的老同学袁腮所一手创办的牛蛙养殖公司的描写上。

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位被侮辱被损害者，就是“我”的同学陈鼻的女儿陈眉。

天生丽质且具有出污泥而不染品性的陈眉，在小说中曾经先后遭受过两次沉重的打击。

第一次是在广东。

一场突然降临的大火，对其心理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第二次打击，则是因为她返回故乡之后在袁腮牛蛙养殖公司的代人受孕行为。

在这次打击中，陈眉成为了一位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被剥夺者。

必须注意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其负面因素已经出现了某种愈演愈烈的可怕状况。

一方面是不合理历史观念重构、罪感意识表达与语言形式翻新———评莫言长篇小说《蛙》王春林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总体道德精神状况的每况愈下。

就这样，通过陈眉这一人物个体的悲惨遭遇，莫言从一种悲悯同情的人道主义情怀出发，对于当下中国社会不合理的一面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抗议。

正因为莫言在《蛙》中从其深邃理性的历史观出发，对于新中国历史的前后三十年都进行了相当深入透彻的批判性反思，所以，我们也就完全可以说，他的这部《蛙》确实成功实现了对于《生死疲劳》的全面超越，可以被看做是莫言已经企及了一个新的思想艺术制高点的一部杰出作品。

然而，一种深邃理性的超越性历史观的确立与体现，还仅仅只是为《蛙》更高思想艺术成就的取得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还并不足以说明《蛙》就已经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了。

我们之所以认定莫言的《蛙》是一部难得一见的优秀长篇小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作家对于人物形象的深度塑造与对于语言形式的创造性运用这样两个重要方面。

首先是对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其中最具有人性深度与美学价值的人物形象，主要是姑姑与“我”即蝌蚪这两位主要人物。

姑姑可谓是一个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早在她的幼年时期，姑姑就曾经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奶奶一起被侵华的日军抓到过平度城里，有过与日军司令杉谷斗智斗勇的传奇经历。

作家之所以为她设定这样一种特定的身份，正是为了使她那样一种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疾恶如仇，甚至多少带有一点草莽豪气的男性化性格特征具有更加充分的说服力。

姑姑的这种性格特征，在她甫一露面接生陈鼻的过程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实际上，这个时候姑姑的内在精神世界，其实很有一些被我们的国家机器所扭曲异化了的意味。

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注意到那位后来驾机投奔了台湾的飞行员王小倜，在他留下来的日记中对姑姑作出的“红色木头”这样一种评价。

由此即不难认定，早年姑姑的精神世界确实存在着被当时的红色革命文化所异化的问题。

在此种甚为巨大的革命力量的影响与作用之下，性格本来就具有明显男性化特征的姑姑，就更是丧失了女性应有的温柔与娴静，真正地变成了一种丧失自身主体性的异常驯服的革命工具。

然而，这只是姑姑性格的一个侧面，还并不足以构成所谓的人性深度。

很显然，正是因为有了小说后半段关于姑姑晚年时强烈的罪感与忏悔意识的描写，才不仅使得姑姑这一形象具有特别的复杂性，而且也具有某种足称深邃的人性深度。

姑姑的罪感与忏悔意识，主要表现在姑姑晚年时对于青蛙的莫名恐惧上。

因为早年曾经长期从事计划生育工作，所以，姑姑的双手事实上沾满了许多未出娘胎就被迫夭折了的幼小生命———娃娃们的鲜血。

而在汉语中，“蛙”字的发音，正同于“娃”字。

这样看来，姑姑的惧怕青蛙，其实折射出的正是她自己内心中对于既往岁月戕害幼小生命的一种本能忏悔。

非常明显，早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历程，已经成为晚年姑姑根本无法释解的内心情结。

莫言之所以要把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蛙”，其主要原因恐怕正在于此。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如此一种罪感与忏悔意识的格外珍贵。

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严格的宗教禁忌。

一种严格宗教禁忌意识的缺乏，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人道德底线与罪恶感的普遍缺失。

无论古今，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便很少能够看到对于罪感心理与忏悔意识的深度表现。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个人一种突出的感觉就是，中国文学中，大凡是明确表现出了罪感心理与忏悔意识的作品，就应该被看做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这样一来，诸如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一系列小说、郁达夫的一系列小说、巴金的《随想录》、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废都》、铁凝的《玫瑰门》等，就都能够因为对罪感心理与忏悔意识的表现而被视为优秀的文学作品。

以这样一个视点来回顾莫言的小说创作，就不难发现，作家此前的小说作品中其实是缺少此种意识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蛙》看做是莫言第一部明确地表现罪感心理与忏悔意识的小说作品。

姑姑之外，小说中另一位同样具有强烈罪感与忏悔意识的人物形象，是身兼叙述者重任的“我”，也即蝌蚪。

按照小说中的描写，蝌蚪不仅有过一个十分饥饿的童年，而且成年后也有过参军入伍的特殊经历，然后又成了一名剧作家，正在搜集资料撰写一部可能永远都不会正式上演的话剧《蛙》。

只要把蝌蚪的人生经历，与作家莫言的人生经历简单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多有重合之处。

现实生活中的莫言，也曾经有过饥饿的童年，有过当兵的经历，而且后来还成了一位著名的作家。

这就是说，蝌蚪身上其实非常明显地有着作家自己的影子。

莫言此前小说作品中似乎很少出现知识分子形象，蝌蚪恐怕应该被看做莫言笔下第一位塑造相当成功的知识分子形象。

蝌蚪形象的最值得注意处，正在于其精神世界深处那样一种强烈的罪感意识。

而且，很显然，在蝌蚪罪感意识形成的过程中，蝌蚪的精神偶像———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先生的高贵精神世界起到了一种突出的感召作用。

应该注意到，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我”即蝌蚪不断地穿插进行着一种自我谴责。

如果说，叙事过程中的这些言说都属于某种下意识行为的话，那么，从每一部分开头那些直接讲给杉谷义人先生的话语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上，一种罪感心理以及随之而来的忏悔意识，已经变成了蝌蚪的理性自觉行为。

蝌蚪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说：“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

现在，我觉得还应该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

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聚光灯下。

”必须注意到蝌蚪这一形象身上鲜明自传性色彩的存在。

莫言其实是在借助于蝌蚪这一形象而进行着某种深入自觉的自我精神批判与自我精神反思。

众所周知，在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是以严格的自我剖析、自我批判精神的具备而最为著称于世的一位作家。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能够如鲁迅先生这样以不无严酷的自我解剖精神面对自我精神世界，能够真正地做到所谓“抉心自食”者，确确实实是相当罕见的。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就不妨说写作《蛙》的作家莫言，其实也正是鲁迅自审精神的一位积极继承者。

从莫言自己的小说创作历程来看，他此前的作品中很少进行一种近乎于无情的自我剖析。

从这个意义上说，《蛙》的出现，就真的具有一种标志性的价值，它标志着作家莫言已经成为鲁迅精神的自觉传承者，说明莫言确实由此而抵达了某种新的精神制高点。

莫言《蛙》值得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另外一个成功之处，就是对于语言形式的创造性运用。

小说采用了一种书信体的写作形式，通篇以“我”即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先生的六封长信构成。

这样看来，我们所读到的也就是身为剧作家的蝌蚪，面对着作家同道杉谷义人先生所做出的巨型内心独白。

在我的理解中，这样的一种形式设计，最起码能够取得如下三方面的艺术效果。

第一，杉谷义人先生的父亲曾经在侵华战争中犯有难以饶恕的罪行，杉谷义人先生总是为此而感到惴惴不安，充满着鲜明的罪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