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抉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冲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较强的依赖性。这场危机导致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降温，沿海开放型实体经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劳动力需求大幅下降，这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直至目前，这场危机的影响是否见底尚不明晰。为应对这场危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内需的政策，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而作为我国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的农村，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扩内需的主要战场，成为了国家4万亿投资的重点领域。农村确实是最需要我们关注和投资的地方，农村的发展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要解决的重大难题。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城市同样也需要投资。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发展经济的目标是要实现工业化，实现城市化，实现现代化。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城市化严重滞后，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战略机遇期是有限的。危机当前，我们既要坚定信心，更要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的严峻性、艰巨性和紧迫性有深刻的认识。时不我待，我们应该利用当前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努力加快发展，加快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

据统计，目前我国的农村人口仍有9个亿，我国的城市化率在40%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乡政策差异有很大关系。实际上，我国的工业化已经为城市化提供了较大推力。具体表现在，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工业化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岗位，吸引了大批农民到城市务工，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然而我们似乎没有做好准备去迎接这场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大潮，对这场“移民”大潮的意义认识得不够深刻。

城市化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需要以大量的资源和人口为基础。要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必须提高城市人口的比重，必须减少我国的农村人口，即要把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这牵涉到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农民工的问题。城市是否能给农民工提供经济基础、社会资源和生活保障。具体来讲，要给农民工解决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是土地问题。土地自古以来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农民是否愿意离开他们的土地，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落户愿意走哪条路线。只要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迅速推进。文章下面将围绕这两方面的问题展开分析。

由于这两方面的问题都牵涉到农村，要回答和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还得先从农村开始探索。中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都非常落后。农村的问题被总结为“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多年的发展难题。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农村问题，近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直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三农”问题依然突出，农村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增收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进一步解放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民增收，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涉及到农村改革发展方方面面的问题。文件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赋予

《决定》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充分体现了中央推进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原则。

我们不难看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无疑给农民吃了一个定心丸。但有部分人认为，要解放农业生产力，必须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必须认识到，历经解放初期土改、人民公社运动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国找

到了适合国情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及经营形式。这一土地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解决了中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了不少弊端。农业的独户小规模经营，劳动效率非常低，使许多大宗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阻碍了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

就目前而言，废除家庭联产责任制是行不通的。其一，“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土地承包关系维持稳定长久不变，国策不容违反。其二，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于收回农民的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收回土地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