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生存智慧

庄子的生存智慧摘要庄子尚道，所以庄子的智慧极富道家的自然旨趣。

且不说庄子作逍遥游时羽化登仙的那份绝尘飘逸，单是他与惠施的濠上之游，就足使我们于儵鱼的从容出游当中，领略到自然予于生命的盎然情趣，感慨人生的万种情态和叠出的智慧。

当庄子试图化解缠绕于生命之中的私心成见时，他发现源于生命的直觉才是最真实的。

人愈是反观自我，愈是能深及世界的本质，由此而形成庄子独特的生命智慧。

这种内在的生命体验，使他对穿梭于人间的知与不知、生与死、材与不材、有用和无用都应对得游刃有余，表现出智者的从容自若。

从领悟自然的过程中，不仅契入了宇宙的深刻本质，同样也领会出生命的本真主义以及充盈其间的自然情趣。

关键词庄子生存智慧自然之道一前言读庄子的书，最牵系人心的还是他在庖丁解牛的寓言里孜孜以求的那种“臣之所好者，道也。

进乎技矣。

”（《庄子·养生主篇》，以下均只注篇名）的人生至境。

从庖丁游刃有余的娴熟技艺里，就能透视出庄子持守的道与理，以及他倾力追求的生命睿智。

而他“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的经世之略；泯生死，同物我的齐物之论，即使是以荒唐之语，无端涯之辞，或正言若反，或卮言谩语，出入于腐朽与神奇之间，都让人领悟到生命的无限情调。

的确，在他浸淫着荆楚神话的寓言和故事中，无不充满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洞悉，以及他对理想的不懈执著。

而这一切都悉数体现了道家独特的生命智慧，使道家玄奥深邃的形而上之道有情化和现实化了。

道是道家理论间架的核心。

道家巨擘老子于形而上的玄思之中体悟出宇宙的本质构成是道，道由一生二，再生三，衍化了宇宙万物，因而道家的经典观念就是将道定义为物质世界存在根据，自然、社会和人无不是道的具体形象的表现。

于是道便成了自然万物和道家哲学的共同起点。

庄子一方面沿着老子思想路径，由道探索世界的本体意义；另一方面以道诠释人生，体验生命的意义。

使道即朗现宇宙的本质，又饱蘸了人生的真谛，从而奠定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庄并称的道家智慧。

二、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庄子非常重视人的智慧，并用两个字来表述它：一个是“智”，一个是“明”。

在庄子看来，人生在世自然而然就要有智慧，而且也必须有智慧。

因为人既然来到了世上，那就要生活；要生活就要与外界打交道，就要适应外界的变化，利用外界的事物；要适应外界的事物，利用外界的事物，那就要认识外界事物，把握外界事物变化的规律。

而这就需要智慧。

大意是说，把自己的心境打扫得干干净净，干净到一丝杂念都没有的程度；让自己的心平平静静，平静到一丝波澜都没有的程度。

天下万物都在那里生死变化，我用这种毫无成见、毫无私情的眼光观察它们的来往反复。

这里谈到了通达智慧的方法，这就是虚心静观；这里谈到了达到智慧的标准，这就是懂得事物发展发展变化的规律；这里谈到了之所以要有智慧的原因，这就是避免人生中的灾难。

这里还蕴含着一层意思，这就是人与万物的区别：人是有智者，是观察的主体；万物是无智者，是观察的客体。

所以文中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在我们论及道家智慧时，并不能脱离横贯了儒家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史实，形象地说，儒家思想犹如一块巨石，道家的智慧正在于它能点石而成金。

儒道思想是相辅而相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因为他们各自侧重了中国文化的两个极端。

儒家思想着力于社会的人文精神，像孔子毕生追求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①，以及孟子阐扬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②，表明儒家思想倚重于人文层面，表现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

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基调，富于现实性和功利性。

而道家则反朴归真，从人同自然那种本质联系中展示生命的意蕴，揭示了人生境界的自然意义。

当他们由源于自然的直觉和灵感探究宇宙和人生时，一切都充盈了空灵玄妙的智慧。

因而道家文化中弥漫了浪漫主义气息。

显然，儒家的人文精神与道家的生命智慧作为传统文化的两个因子，有着各自作用和不可替代的功能。

这一点，以后发展而来的儒道互补便可证实。

三、惟道是从，以道观之庄子的智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对社会政治的挑战情绪，他不容忍情趣盎然的生命之旅为形形色色的政治目的所阻隔。

事实上，中国早熟的政治文化使各派思想家具有强烈的政治忧患和使命感，他们殚精竭虑地营造了各种政治方案，以期拯救社会。

在他们各执己见而演释出的不同政治理论和价值体系中，往往以“同于己者为是之，异于己者为非之。

”（《寓言》）他们的主观好恶成了认识的尺度，人人都纠缠于各种是非之论当中，精神受其左右，生命为其困挠。

庄子形容他们“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

”（《齐物论》）一个个“喜怒哀乐，虑叹变热姚佚启态。

”（同上）殊不知这样的生命形态已背离了人的本真之性，是“遁天背情”。

（同上）庄子不无担忧地表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也。

”（《养生主》）人们以有限的生命恣意追逐汹涌如潮的不同理论学说、价值体系，只会徒耗生命而一无所获。

这里，庄子触及了人认识中的悖论：就认识主体而言，它与客体形成具有认识结构的现象，人正是由现象认识客观事物及其本质；就认识客体而言，它的本质能够外化为现象，但是现象不就是本质，因而人不能由现象认识客观事物及其本质。

现象由于介于主客体之间，因而兼具了主体与客体的不同特征，也使认识复杂和艰巨化了。

反映在认识论中的现象与本质的悖论，说明现象是主体与客体之间联系的中介因素，一方面主体总是由现象构成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因而现象含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客观事物的本质又必须通过现象得到呈现，因而现象又具有客观特征。

所以认识的各个阶段都是充满矛盾的过程。

庄子举例说：“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齐物论》）看来，仅从理论着眼，人们的确不能圆满地作出判断。

老子提出一种形而上的解决途径，他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

”③一种认识是后天习得的，愈积累愈丰富，但它只限于经验的现象领域。

另一种认识是指向事物的本质也即是道，它必须不断剔除现象的外在因素，一旦剥离掉所有现象，人也就把握了事物的本质或道。

据此老子才说：“其出弥远，其知愈少”④，道只是超绝的存在。

老了是以现象和本质的根本对立来解决认识论中的悖论。

庄子的求解接近于老子，不过他更倾向把认识认论的问题还原到对认识主体即人的范畴中，因而表现出浓厚的人生论色彩。

他认为认识的意义是以生命的真实性为前提的，“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大宗师》）他定义真人是无己、无名、无功的神人或至人。

他们不固守自我，不沽名钩誉，不居功自矜，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圣人人格。

真知则是从这个意义上获得的，它同样脱离了世俗的观念，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而人的这种本质和道是同义的。

这样，认识从现象而达于本质实则是一次理想人格塑造的经历。

比如“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人间世》），要求人能忘怀一切；“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同上），要求人能超越自我；以及“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

”（同上）要求人消弥官觉屏障，除去心物对立。

这些都是在成就真人生命人格修养的历程中完成真人的知识系统。

换言之，真知就是人透过对世界与人生的深刻体验所获得的，是人的本质同宇宙的本质或道的合二而一。

庄子的人格修养如果以认识的角度来看，它实际是剪除了随认识而来的情绪、意志、经验等主观因素，使认识变得纯而又纯。

因而认识脱离了经验现象而直接深入到本质之中，庄子称之为“得鱼而忘荃”、“得兔而忘蹄”（《外物》），现象变成了本质的附属，可有可无。

从现代哲学观点看，庄子利用了直觉证悟的超验认识，这种认识由于取消了传统认识中感性和理性的不同环节，因而显得虚玄空灵，认识成了一种内在的自我观照。

因为它唯一前提就是设定人与宇宙万物的本质是同一而相通的。

四、执古之道，御今之有这种道家的智慧不但形成了庄子特有的认识体系，同样也成就了他的生命价值观。

他对人生的那份随缘自然的超凡，在死生之界诗意般从容；以“游世”化解人生的不解之结，机敏地栖息于“材”和“不材”之间；这些无不充满了智慧的透澈洞明。

人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但还没有等到真正习惯过来，生命又匆匆逝去了。

对多数人来说，生命的得而复失这一事实是很可怕的。

庄子则习惯于从形而上观照事物：“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齐物论》）生与死也不例外，“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失我以劳，息我以死，故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也。

”（《大宗师》）生命悉数体现了道的规律，“己化而生，己化而死，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达生》）庄子笔下的神人、真人从来不悦生恶死，在人类的生命之流中，生是死的开始，而死则是生的延续，生与死构成了宇宙周循的规律。

庄子视死如归，几乎是不近人情的。

他在妻子死时竟鼓盆而歌，因为他看到的生死变化无非是气的聚散，是自然中事，所以庄子不触景伤情。

乃至庄子临死前，弟子们想厚葬他。

庄子却说：“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济送。

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列御寇》）弟子又担心他会被鸢吃掉，庄子付之一笑：“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同上）真可谓是藏天下于天下的超迈与智慧。

其实，一句“死生，命也”同样深含了庄子对生命无限眷念的情愫，他的真实意图并不是想否定生命，而是以他独具的智慧去化解人生有限与无限的冲突。

他由衷地喟叹“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忽然而已”（《知北游》）。

他未偿不向往千年不衰的椿树和彭祖。

他的化蝶之梦，观鱼之乐，以及戏千金于污泥的调侃和洒脱，无不漾溢着对生命的真挚热爱。

这种热爱与其说根源于对生命本身的珍视，还不如说是根源于对生命有限性与暂时性异常强烈的直觉，所以他对生命的炽热情感，是通过否定生命的现存形态表现出来的。

缘此，庄子才不屑那种“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

……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齐物论》）的平庸之徒。

即使是以“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音以声，形与影竞走也。

”（《天下》）一旦人与外物相递相靡，生命也就迷失了自我而无意义可言。

在庄子眼里，“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田子方》）。

的确，正视死亡，才引导人们寻求自己存在的意义，庄子深谙死亡与寂灭的意义后，才格外珍惜生命存在的价值。

因而他既不一味地恶死恋生，也不单纯地视死如梦。

对死的大彻大悟，使庄子坦然地把生命交付给自然，从容地应对现实社会中纷至沓来的欢乐与痛苦，超越人间世的是非物欲，让一已生命融于宇宙的生命之流中。

五、现代人生庄子之果如果说在生死之际，庄子已经洒脱得一无牵挂，那么当他从充满了诗意的理想境界抽身回到现实时，则无法逃避“处昏上乱相之间”（《山木》）的残酷处境。

当统治者“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焦”（《人间世》）时，连奔命于仁义之间的孔子也不得不激流勇退，诫之以“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