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

浅谈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

【摘要】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是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上的重要事件，本文通过对这次论争始末的探究，以及影响这次论争的因素的探讨，旨在于进一步理清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

【关键字】论争；始末；影响因素

一、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始末

在五四时期意气风发过的刘半农曾感叹：“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这个“挤”劲就来自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这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对整个现代文学的进程和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坛的五月》曾写道1928年的文坛有两种现象，一种是“新刊物的簇生”，另一种是关于革命文学的全文坛的论战。这场论战的参与度是广泛的。这场革命文学论争的主力应该算是以鲁迅为首的“语丝派”和太阳社、创造社。1928年冯乃超在《文化批判》上发表《艺术与生活》抨击鲁迅。冯乃超的批评只是攻击鲁迅的一个信号。紧接着成仿吾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更是将火力集中到了鲁迅和“语丝派”身上，他们的标语是“趣味”，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称他们为“有闲阶级”和“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钱杏邨更是发表了惊世骇俗的《死了的阿q时代》，对鲁迅的《阿q正传》进行了刻毒的攻击。鲁迅被这

连续的攻击激怒了，写了《“醉眼”中的朦胧》进行反击，由此引发了“语丝派”和太阳社、创造社之间激烈的论争。茅盾也被波及其中，太阳社对茅盾描写小资产阶级也大发抨击，茅盾先后发表了文章进行回应。

其实无论是冯乃超的《艺术与生活》，还是李初梨的《怎样的建设革命文学》以及其他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论文中都明显透露出一个信息，他们所提倡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建立在对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之上的。李初梨开宗明义的指出“在我们。重新定义文学不惟是可能而且是必要”，他否认了五四以来的两个文学概念“文学是自我表现”和“文学的任务在于描写生活”。他推崇辛克莱的“一切文学都是宣传”，称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的眺望窗外的人生……”。他们称叶圣陶是典型的“厌世家”，他反映着“没落的运命的社会”。称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是一个“忧愁的小丑”。这反映了他们对小资产阶级文学家的态度。此外他们还提出了“超时代的”文学。这些明显具有左倾倾向的主张自然受到了鲁迅、茅盾等从五四走来的作家的批评。可以说鲁迅、茅盾等关于革命文学的主张是切中肯紊的。

二、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影响因素

郑伯奇1962年《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中认为这场文学革命论争是可以避免的，但只要考虑到这场论争的复杂因素，就会发现这场论争的发争发生在1928年的上海是正当其时的。革命文

学发生在1928年的上海并非偶然，它是一个文坛聚变的结果。文学史家们曾经描述过这样一种现象：“1927年全国各地的文人好像候鸟受到神秘力量的驱使，纷纷选择了上海作为栖息地。”这其中包括胡适、鲁迅，郭沫若、阳翰生、李一氓。由武汉辗转而来的茅盾、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宋云彬，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夏衍、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王学文、傅克兴、李铁生、沈其予、许幸之，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巴金，以及从南洋归来的洪灵菲，从南京来的梁实秋、余上沅，从家乡归来的徐志摩、柔石，新感觉派的刘呐鸥、戴望舒、施蛰存等也徘徊于上海和外县之间。如此众多的文人迁徙不仅构成了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各方人马，其实客观上也引发了文化中心的南移。文人们选择上海除了租界能提供政治避难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版业的中心也来到了上海。

这场论争中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角色，那就是杂志报纸。有人将1928年的革命文学的革命论争称为“杂志大战”，很显然他注意到了杂志在这场论战中的重要地位。留日青年创建《文化批判的》杂志，高调宣扬革命文学，与它主张相似的有《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流沙》、《战线》、《戈壁》、《洪荒》、《畸形》、《我们的月刊》、《血潮》、《时代文艺》、《泰东月刊》等杂志。他们对“革命文学”有异议的其他个人、团体进行了全面围攻。可以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当年的流行杂志就将鲁迅有由“青年导师”和“思想界的权威”

改写成了“封建欲孽”和“二重反革命”。这是鲁迅没有料到的，因为30年代的文坛杂志报纸几乎是作家唯一的生存空间，鲁迅也不例外，他的写作和媒介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样大规模的围剿让他措手不及。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鲁迅以及其他遭到攻击的文人们也不甘示弱，他们以《语丝》、《北新》、《小说月报》、《大众文艺》、《奔流》以及《现代文化》、《长夜》、《狮吼》等杂志为据点投入到了这场论争中。几方在杂志上你来我往，好不热闹的关于“革命文学”展开了论争，正是在这些杂志不断争论中“革命文学”的声音被不断地复制不断地放大，终于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当然，这场“革命文学”论争的发生也不能忽略它的国内外背景因素。1923年新文化阵营的分化和新文化运动的落潮，表面看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停滞，但实际上却酝酿着更深刻的变化。早在1924年蒋光慈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对无产阶级与文化是否有实现的可能进行了论述。郭沫若也先后作了《文艺家之社会使命》、《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等文章，力图超越五四，建立新的革命文学。然而这种主张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的关注。直到国内的斗争形势进一步严峻，白色恐怖笼罩中国。留学日本的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带着自以为最先进、最科学的无产阶级理论返回中国，准备大干一场。革命文学终于高调登场，但正如郑伯奇所说：“他们对国内文学界的情况不太了解，再加上国内革命斗争非常尖锐，使得他们做出的决定并不完全正确。”而鲁迅他对国内形

势是非常了解的，再加上创造社“挤”他去看的几本科学文艺理论，他对革命文学是有全面的认识的。激进的“文化批判派”撞上理智的鲁迅，这场论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

此外，苏联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1928年开始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一种普遍的世界性的潮流，它是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与这场运动密切相关的是1923年苏俄文艺论战，论战的双方托洛茨基、沃隆斯基和“拉普”的前身“岗位派”。前者倾向强调文学的独立性、自主性、艺术性和完整性。他们提出了“同路人”的概念，并对同路人作家进行辩护。而鲁迅在“革命文学”的论战中所接受的理论主要来源于这一派，他也一直以“同路人”自况。“岗位派”强调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强大武器，排斥和否定“同路人”作家和文学遗产。他们的主张基本为“文化批判派”所接受。苏联的这场论争也将20年代至30年代许多开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国家卷入其中，其中就有激烈反映的日本。30年代中苏断交，加上语言障碍，苏联和中国直接进行文学交流是比较困难的，苏联的文学理论往往经过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中介才进入中国。而日本的激进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度成为主潮，具有明显“左倾”倾向的“福本主义”对留日的创造社成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将之作为最先进的理论主张带回国内，高调宣扬。由此为“革命文学论争”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