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没落的现代启示

徽商没落的现代启示

花开花落，草荣草枯，荣枯有数，盛衰有常。称雄明清商界四百年的徽州商帮，似乎也难逃客观规律发展的法则，在清道光以后逐渐趋于衰落，走向消亡。但任何事物，其盛也决非无由，其败也自必有因。如今，我们分析徽商衰败的历史原因，自是为了现代徽州经济发展的需要。

1 徽商没落的时代背景

笔者认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形成和铁桶一般的封建体制的瓦解，是繁荣了三四个世纪的徽商经济走向没落的最重要背景。要言之，清道光二十年（1840），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点燃了中国百年不熄的战火，一百多年的外患内扰，是中国整个趋于败落的根本原因。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中国的大门，那么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社会战乱，就是对徽州商帮加速衰落的最致命一击。

这个致命一击，指的就是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851年1月（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基本结束于1864年（同治三年六月），历时14年。如果将天津沦陷后，太平军与捻军的抗清斗争算在内，则一直延续到1968年8月（同治七年六月），前后计18年。战火蔓延了18个省的600余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其主战场是西至武汉，东至上海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为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

这些地方，恰恰是徽商经营活动的最主要区域。太平军与清军在这一带长达十几年的拉锯战，实际上切断了长江船运，中止了徽商的吴楚贸易活动，使江南市镇的商业活动陷于瘫痪。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在江南一带，徽州商帮活动鼎盛时期，那是无徽不成镇。是徽州商帮促进了江南市场的形成发展及其繁荣，而江南市镇又为徽州商帮提供了商业舞台。太平天国运动使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这些工商业市镇，几乎无一幸免，都遭到战争的破坏，导致所有这些市镇工商业活动完全停顿。

无奈之下，大量的徽州商人只好纷纷抽回资金，变卖资产，回到徽州本土以避战乱，保存资本。然而，徽州这块向为中原人逃避战乱的“世外桃源”，这次却成了太平军与清军交锋的重要战场。据《徽难哀音》中周懋泰《重有感》诗形容：“贼势乘虚来，据城仅六日。如鹊得深巢，如蚊赴荒垤。掳掠尽家有，不复遗余粒。逢人便搜囊，勒索金银亟。或以刀背敲，或以长绳絷。嗟哉彼可幸，惊魄时战慄。”

正是在这样的反复掳掠之下，徽州的财富遭到巨大损失，尤其是相当多的徽商以锱珠必较积累起来的财富和资本被搜刮一空。绩溪文人曹向辰的《团练难》说：“天下大患患不止，寇氛未近团练起。官和诸绅绅和官，动云奉宪更奉旨。富者出钱剐心肝，百计谋求犹未已。说不尽吸髓与敲肤，苛政真真猛虎耳。捐得白银

果奚为，堆来如山用如水……耀武扬威抬厘金，可笑贼来善脱逃……噫吁哉！团练难难难！未曾驱民害，反觉添民残。养兵千日养你抢，为勇即系为盗端……”官匪同道，徽州焉有宁日？巢将不在，安得完卵，徽商自然难逃灭顶之灾了。

清军与太平军在徽州长达十几年的拉锯作战，致使大量的徽州士民以及徽商人员死于战乱，徽州大地惨不忍睹。绩溪无名氏作《咸丰庚申三月梁安被难纪略》8首，具体而真实地描绘了战乱时的情况。其中一首写道：“乡村鸡犬寂无声，屠尽生灵贼队行。少小蛾眉频受辱，许多貂尾任逃生，尸眠大地冤魂泣，怒震长天杀气愤。岭上绝无余勇贾，练江孤掌独难鸣。”

太平军占领徽州

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豁免皖省钱漕折》中也说：“惟安徽用兵十余年，通省沦陷，杀戮之重，焚掠之惨，殆难言喻，实为非常之奇祸，不同偶遇之偏灾。纵有城池克服一二年者，田地荒芜，耕种无人，徒有招徕之力，殊乏来归户。”“地方号有复名，而田亩多系不耕之土，其尤甚者，或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并在又一奏折中说到徽州“即以民困而沦，皖南及江宁各省，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徽商家园遭到毁灭性破坏，徽州人口大量死亡，徽商失去了发展的基本社会环境，焉能不垮。

2 徽商没落的内部因素

徽商是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上产生发展起来的一个封建商帮，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也开始进入近代社会。在中国社会转型之际，除了殖民经济的侵略之外，徽商作为一个封建商帮，越来越显出其历史的局限性。

明清时期的徽州商帮，其商业资本增殖异常迅速，而社会商品流通量增长却十分缓慢。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尽管徽商中有人开始转变为早期的资本家，如红顶巨商胡雪岩等。但就整个徽州商帮而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走上产业革命，而是走上另一条道路，他们将大量资金用于买田置地，变成地主。“以米致财，以本守之”成了商人普遍遵守的准则。“生在扬州，死在徽州”，徽商具有“千年归故土”的传统乡土观念。在“终老之计”和“为子孙计”意识的影响下，致富以后大都在家乡购买土地，治宅地田园。并在捐修祠堂、族谱的同时，又大置祭田、祠田、义田、义冢等作为家族的公产。这些均是受了朱熹学说的影响所致，消耗大量的再生产再发展资本。

到了明中叶以后，随着徽州出贾人数的不断增加，商业资本急剧扩大，特别是称雄于东南商界以后，徽商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开始放弃前辈们那种节俭的传统，生活消费走向奢侈化。到明后期至清乾嘉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徽州盐商“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出尽外，夜以继日，世所谓芬华盛丽之非不足也。”这些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影响再生产的扩大，造成商业资本的严重匮乏，而且丧失了作为“徽骆驼”的本质和精神意志，再难适应新兴市场的激烈竞争而走向衰落。

同时，山限壤隔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徽州人中那种狭隘自私、封闭保守、妒忌变态、相互挤兑的阴暗面也从某种方面促使这个商帮从精神理念上走向衰败。我的一个朋友的上祖便是吃了这种“家鬼害家人，没有家鬼不死人”的哑巴亏。“只许我家烧火，不许别人发烟，四围犹如一团软面，纵想发力亦无从所指，殊为厉害。”绩溪徽商的后裔如是说。

由于社会的进步，徽商的传统生产方式已经落后了。这个问题，在与国内的商帮较量中，还可以坚持一番。但在中国不断的殖民化以后，洋商加入竞争，则徽商便力难支持了。即便是象胡雪岩这样的大亨，也照样败下阵来。清光绪年间，曾经中兴一时的徽州茶商，也照样被洋商挤垮。内中既有徽州茶商自身生产方式、生产工艺的不济，也有满清政府横征暴敛所致。贝思福在《保华全书》中说：“中国加重税于出口货，是不啻自弃其土产，自绝其利源也。比如茶叶一业，近几年来，几乎一息仅存。其故有二：因制茶之法不甚合式；二因税厘过重。”但除此以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徽州商帮植根于中国小农经济的土壤中，其思想上始终没有近代化生产的开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