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无逮捕必要”之适用

浅议“无逮捕必要”之适用[摘要]“无逮捕必要”作为检察机关在行使逮捕权时把握的尺度或者说作为捕与不捕的调节手段,既赋予检察人员自由裁量权,又旨在发挥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和谐的作用。

本文试从当前“无逮捕必要”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入手,对“无逮捕必要”的诉讼价值、条件设定及适用规范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关键词]无逮捕必要;适用情况;宽严相济;价值分析“无逮捕必要”是指检察机关针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请求,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涉嫌犯罪,可能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适用附加刑,或者虽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时,对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请求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严格把握逮捕条件,充分适用“无逮捕必要”,是审查逮捕阶段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检察机关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充分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扩大了“无逮捕必要”条件的适用,但仍未能改变批捕率高居不下的局面。

为此,笔者试从当前“无逮捕必要”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入手,对“无逮捕必要”的诉讼价值、条件设定及适用规范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无逮捕必要”的适用现状2007年至2009年,某市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犯罪嫌疑人8071人,经审查,批准逮捕6780人,不批准逮捕1197人,其中因无逮捕必要作相对不捕的共389人,仅占受理总人数的5.7%。

这些“无逮捕必要”案件直诉到法院后,法院均没有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实刑,而在逮捕后提起公诉的案件中,法院判处轻缓刑的比例则较大。

据统计,近三年来该市捕后被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适用附加刑、免于刑事处罚等非实刑的有1005人,捕后被判处缓刑的有1372人,分别占批捕总人数的14.8%和20.2%,主要涉及非法传销、盗窃、故意伤害、赃物犯罪[等案件。

从这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无逮捕必要”适用率过低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捕后判处轻刑、非实刑人数居高不下,桎梏了审查逮捕案件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目前在对“无逮捕必要”的把握上确实存在偏差,亟待改进。

二、“无逮捕必要”适用率低的原因分析当前“无逮捕必要”适用率过低的原因,我们发现,除了受到较多犯罪嫌疑人系外来流动人口,居无定所,确无取保候审条件这一客观因素制约外,还存在以下原因:(一)传统执法观念根深蒂固,人权保障意识尚显不足。

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以捕代侦”的执法观念,认为如果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就不利于后续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不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稳定。

正是出于这种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执法观念,片面强调有效追究犯罪、惩罚罪犯,忽视了对私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而缺乏对“有无逮捕必要”的全面分析。

(二)考核机制不甚科学,求稳怕错思想影响较深。

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都从自身需要出发,制定了本系统内部绩效考核办法。

在公安机关,长期以来都将“破案率”、“报捕率”、“批捕率”作为绩效考核的量化指标,这使得公安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能报捕就尽量报捕。

而在检察机关,考核的重点则往往放在法律监督效果和错案责任追究上,捕后轻刑不属于错案,。

相反,适用“无逮捕必要”不但增加工作量,而且还存在一定的诉讼风险。

所以,考虑到与公安机关的配合关系,考虑到减少工作量、缓解人少案多矛盾,也考虑到一些案件如果不捕可能遭受来自社会、来自被害人的责难,甚至还可能承担打击不力的后果,对于公安机关报捕的案件,即使可捕可不捕,为“求稳怕错”检察机关也较易作出批捕决定。

(三)逮捕必要缺乏客观标准,非羁押性措施不够完善。

有逮捕必要是逮捕应当具备的必要条件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1年8月6日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具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可能自杀或逃跑”等六种情形之一的,即为“有逮捕必要”。

然而,如何把握这六种“可能”,实践中缺乏统一的客观标准。

虽然近年来高检院相继出台了一些有关慎用逮捕措施的规定,比如2006年8月17日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其中第六条和第七条细化了有逮捕必要的七种情形及无逮捕必要的九种情形,但这些规定仅由检察机关一家制定,效力有限,且内容仍较为原则和笼统,操作性不强。

此外,与逮捕相对应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不够完善,监视居住形同虚设,取保候审取而不保,也是检察机关少用“无逮捕必要”的重要原因。

三、“无逮捕必要”的价值分析坚持慎捕、少捕原则,充分适用“无逮捕必要”,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树立司法权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深远意义。

(一)当宽则宽,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化解社会矛盾。

宽严相济是我国在长期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其基本内涵就是根据犯罪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以济严,严以济宽,宽严有度,宽严审时。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就是要慎用逮捕权,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

对涉嫌犯罪但情节较轻,可能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适用附加刑,或者虽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嫌疑人适用“无逮捕必要”,可以促使其悔过自新,顺利重返社会、融入社会。

同时,也可以教育、影响其他犯罪嫌疑人,促使其尽早认罪、悔罪,减少社会对抗。

(二)统一执法,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提高执法公信力。

从所列数据可知,批捕的犯罪嫌疑人中有近20%的人最后被法院判处缓刑甚至单处罚金,前捕后放的做法难免给人造成执法不一、执法不严的感觉,这样不仅无益于打击、震慑犯罪,还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我们检察机关的公信力。

充分适用“无逮捕必要”,可以使公安机关进一步认识到,逮捕并不是刑事追诉的必经程序,更不是办理刑事案件的唯一措施,对部分侦查人员随意报捕的做法可以起到监督规范作用,从而减少可捕可不捕案件的报捕数量,从根本上降低捕后轻刑判决率,促进公、检、法三机关办案协调、统一,树立真正的司法权威。

(三)减少羁押,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

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当前高逮捕率的结果就是导致高羁押率。

在确保不妨碍刑事诉讼和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对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有利于缓解看守所的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诉讼成本,还可以防止看守所复杂环境的交叉感染。

(四)全面审查,有利于侦监队伍素能建设,切实提高执法水平。

办理无逮捕必要的案件,要求承办人除了审查有无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之外,还要全面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犯罪后果、社会影响以及赔偿情况、被害方态度等诸多内容,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分析,以判断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通过全面审查综合分析,提高审查逮捕案件的质量,防止“该捕不捕”、“不该捕而捕”的错案发生。

同时,对审查逮捕案件进行全面审查,这对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要求极高,在办案的过程中通过全面审查、充分适用“无逮捕必要”条件能促使侦监队伍及时更新执法观念,不断加强业务学习,全面打造核心本领,切实提高执法水平。

四、“无逮捕必要”的把握和适用要避免执法的随意性,防止“无逮捕必要”被控制过严或随意滥用,当务之急就是在明确适用原则和条件的基础上,尽快制定统一、可操作的客观认定标准以指导实践。

(一)“无逮捕必要”的适用原则和条件。

除了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刑事诉讼原则外,我们认为,适用“无逮捕必要”还必须坚持以下原则:1.保障诉讼原则。

逮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无逮捕必要,顾名思义,就是指不采取逮捕措施亦能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情形。

因此,保障诉讼原则是适用“无逮捕必要”的首要原则,也是根本原则。

2.罪行较轻原则。

“无逮捕必要”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直接体现。

当宽则宽,该严则严,是宽严相济的精髓所在,如果对罪行严重的犯罪嫌疑人同样适用“无逮捕必要”,即违反了这一精神实质。

因此,罪行较轻原则是适用“无逮捕必要”的一个重要原则。

3.容易改造原则。

教育、感化犯罪嫌疑人是“无逮捕必要”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而犯罪嫌疑人自身的真心悔罪、积极改过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和保障。

因此,容易改造原则也是适用“无逮捕必要”的重要原则之一。

4.化解矛盾原则。

根据案件的性质、事实或双方当事人自愿谅解或被害人自愿要求对犯罪嫌疑人提出从轻处罚,从而不予逮捕不致激化矛盾,不致产生对立或对抗情绪,有利于矛盾的化解,案结事了,这也是“无逮捕必要”适用追求的社会价值所在。

根据上述原则,适用“无逮捕必要”的案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基本确凿。

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

犯罪嫌疑人对自己实施涉嫌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有悔罪表现,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

(二)“无逮捕必要”的认定依据和标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即有逮捕必要。

由此可见,判断逮捕必要性的关键是有无社会危险性及社会危险性的严重程度。

所谓社会危险性,是指犯罪嫌疑人给社会带来新危害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把握:1.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性质上把握。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性质是衡量社会危险性大小的一个重要依据。

一般而言,犯罪性质严重、手段残忍、动机卑劣的,其社会危险性较大,对这种人如果不采取逮捕措施,就很有可能继续危害社会。

如对于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有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嫌疑人,就应依法采取逮捕措施。

相反,对于一些犯罪性质不严重、主观恶性不深,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能够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则无逮捕必要。

当然,犯罪性质也不是判断有无逮捕必要的绝对标准,对于法定刑在三年以上的严重刑事犯罪,如果从具体个案考虑,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免除情节的,也可以认为无逮捕必要。

2.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上把握。

可以反映社会危险性严重程度的犯罪情节包括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目的、犯罪动机、主观心理状态、作案次数、作案手段、犯罪形态、犯罪后果、在共同犯罪中所处地位等。

通常情况下,过失犯罪的社会危险性小于故意犯罪,从犯、胁从犯的社会危险性比主犯要小,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社会危险性也相对较小,而多次作案、连续作案以及动机恶劣、手段残忍的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则比较大。

3.从犯罪嫌疑人的自身条件上把握。

这里的自身条件,包括犯罪嫌疑人犯罪前表现、犯罪后态度以及年龄、职业、住所、健康等情况。

犯罪嫌疑人犯罪前表现和犯罪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及接受改造的可能性,也是衡量社会危险性大小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