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音乐交流史

第二编汉时期

第二章

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

第一节朝鲜歌曲《公无渡河》与箜篌瑟

对于玄菟郡的高句（音勾）骊县（金中国新宾之西），《东夷列传》记述该地风俗说：“皆洁净自熹。暮夜则男女群聚，为倡（唱）乐。”汉武帝曾经“赐鼓吹伎人”给他们。所谓鼓吹，是从中原西北地区兴起的一个乐种。它是以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组成的一种演奏形式，也常有歌唱，因此与民间歌曲的关系甚为密切。

在4世纪的高句丽时期，产生若干重要的古墓壁画，其中已知规模最大最华丽的第三号坟“河坟”（回廊东壁）大行列图，于是1949年6月在安岳（平壤西南，属黄道）出土的。[图3]是其中“骑马鼓吹乐”的细部，所用乐器自下而上是羽葆鼓、萧（排箫）、角和铙。从两个图像的比较中，不难体会到汉代鼓吹乐对高句丽的影响。

辰“嫁娶以礼，行者让路”，“俗喜歌舞，饮酒鼓瑟”。从这一类的记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朝鲜人民的若干音乐歌舞习俗，有些习俗和中原汉族的习俗又是相同或是近似的。例如所谓“十月祭天”，可能是以十月为岁首的缘故，而以十月为岁首正是代到汉初的制度。又如辰所喜用的瑟，正是汉族的古老乐器，早在春秋时期业已流行。

根据为数不少的古代朝鲜壁画等可知，卧箜篌在古代朝鲜是相当流行的。因此我们有理由估计：为《公无渡河》伴奏的乐器应是卧箜

篌，该曲的创作时期是在公元前111年消灭南越后，卧箜篌逐渐流传开来的时期，最迟不会越过东汉末。《公无渡河》又名《箜篌引》，属于汉代的“相和歌”，是以“引”为名的“六引”之一，列在“相和六引”的篇首，由此看来，它很重要，同时大概又会是比较早期的作品。

第五章

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鼎盛辉煌

第一节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音乐交流

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分别发展了灿烂的古代音乐文化，既有统一的民族特色，又有各自的特点。在新罗统一的200余年间（668—935），音乐文化的发展得到有利条件的推动。除歌曲的繁荣外，主要的乐器有玄琴、伽倻琴、琵琶、各种笛、鼓等。以下分别叙述“三国”和中国的音乐文化交流。

一、中国和高句丽的音乐文化交流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高句丽”与“高句骊”并用；北正始时期（504—508）又以“高丽”称呼“高句丽”，后世沿用，因此高句丽时期传入中国的伎乐通称“高丽乐”。

根据文献记载，高句丽时期的乐器有36种，其中21种见于中国集安通沟壁画和朝鲜安岳（在今黄海道）的壁画（约4世纪）。这些

乐器中有的是从中国中原流传过去的，如筝；有的是根据中国中原乐器改造发展而成的，如玄琴。

436年，高丽乐被中国的北宫廷采用。同时它在南朝宋时期（420—479）也被采用。到北周时期，高句丽又献其乐。

在《北史》卷九十四中，有高丽、百济、新罗诸列传。对高丽的记述有些是过去的正史中所未见，如：“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萧、鼓之属。吹芦以和曲。每年初聚戏坝水上。”又记丧葬习俗说，“葬则鼓舞作乐以送之。”

隋唐时期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都包括高丽乐在。高丽乐是当时宫廷正式乐部中唯一的一部乐，由此可以说明高丽乐的高度水平和重要地位。

二、中国和百济的音乐文化交流

汉代以来，中国音乐对于朝鲜半岛的影响，在本时期继续发展。例如鼓吹乐不仅传播到高句丽，而且继续向南传播，在238年也传到了百济。

根据《旧唐书·音乐志二》的记载，在南朝宋宫廷除有高丽乐以外，也有百济乐。

在《北史》卷九十四《百济列传》记述说，百济“俗重骑射，兼爱坟史（经史典籍），而秀异者颇解属文”；“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以马、布”。这里提到的一些乐器，有些来自中国中原，也有些是从西域间接传入的。

北周时期，百济曾献其乐。在《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叙述“四方之乐”时，于“东夷乐”项下也提到了百济。

三、中国和新罗的音乐文化交流

新罗接受中国儒学较高句丽、百济稍晚，但至迟到5世纪初，儒学也已传入。

据《旧唐书·新罗列传》记载，仅唐文宗开成五年（840）一次归国的留学生就达105人之多。通过留学生，新罗吸收到了不少唐朝的音乐文化。

新罗大约在5世纪中叶输入佛教，由此接受了印度音乐的影响。在兴徳王时代（826—836），真鉴国师从唐朝归国时首次带入了印度的梵呗。

新罗的音乐文化在人民中的发展蓬蓬勃勃。据《三国遗事》记载说，当时新罗“城中草屋，接角连墙，歌吹满路，昼夜不绝”。每年春秋两季，还在全国围举行音乐舞蹈大会。

至今仍在朝鲜半岛流行的古老乐器伽倻琴，其创造者据说是新罗真兴王时代（540—575）南方加耶国的嘉实王。创制过程说法不一，一说是参照中国的筝创造的，一说是参照中国的瑟创造的。

重要的是，伽倻琴由此流行后世，广为传播，至今仍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极富民族特色的乐器。另外，在日本奈良正仓院尚保存着三古代伽倻琴，但它在日本被称做“新罗琴”。

隋代，宫廷七部伎中有“高丽伎”，同时也还杂有百济、新罗等

伎。新罗在文武王金法敏四年（664年），派遣乐师星川、丘日等28人到唐朝学习唐乐，并带回了12种中国乐器。

大约6世纪8世纪时期，新罗业已盛行所谓“乡乐”，它们大多是“乡歌”，在音乐上是传统的纯粹的朝鲜音乐和歌曲，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在思想容和表达方式上则受到中国和印度的影响。除了朝鲜固有的民间抒情歌曲、悠久的神话传说歌曲以外，它还吟咏“汉词”和印度“梵呗”的古典诗歌，其中既有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有印度佛教思想的影响。根据历史记载，以劳动歌曲“风谣”为主的新罗乡歌，在6世纪到8世纪广泛流行，其中有27首一直流传到现代。乡乐以外的唐乐，则是从唐代起传入的中国宫廷俗乐等。

第四编宋元时期

第七章

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赓续绵延

第一节与高丽国音乐交流的发展

高丽王氏王朝以佛教为国教，同时延续了新罗统一时期重视并吸收中国文化和典章制度的传统。958年仿照唐朝建立了科举制度，对儒家思想较新罗时期更为尊崇。对待音乐文化的社会功能，采纳了中国儒家的传统观点，例如在《高丽史·乐志一》中就写道：“夫乐者，所以树风化象功德者也。”体现在音乐文化措施方面则是宫廷音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