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格之我见解

国民性格之我见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一个人的性格不管受过什么影响，其本质变化不会太大。

一个民族亦是如此，中华上下五千年，已经凝聚形成了谦逊奋学、自强不息、忠贞爱国的精神主线。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稳定中也存在着起伏和细微的变化。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唯一至今还在蓬勃发展的国度，离不开古人的聪明智慧和后代人生生不息地传承。

在原始社会，中国人一步一个脚印，通过实践发现了许多自然规律，并巧妙地通过微小地利用或改变这些规律方便生活。

就是这些许许多多的先代经验，多多少少地影响着后代人的生活，使后代人获得一批批宝贵的财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他借鉴原始社会“家天下”的模式，发展成国家，并使自己成为“酋长”的升级版领袖，这一升级，便使得这种模式得到了不可取代的传承，其实到了现代，我们依然是一个最高领导人领导国家的形式，国家主席集军、政、财权于一身，只是冠以民主之名罢了。

还有一个重要性格是委曲求全，这个在水浒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反抗。

上面说了，我们民族性格继承了传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继承都是合理的、正确的，如果一味延续一些性格，没有顺应时代发展，不结合实际，那也是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比如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兴起西学大潮，他们虚心学习先进技术，使得中国很快地发展，也逐渐强大起来了。

但是到现在，我们的学习似乎变味了，我们叫这种学习为崇洋媚外，我们学得太多了，快把我们民族之根给抛弃了，我想这也算是悲哀吧。

另外，国民性格也有变化，零零星星地算起来也有太多了，有好有坏的，好的不说，下面谈谈我对部分不好的现状的见解。

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以“五千年文明古国”自居，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

然而，中国人往往不大深究自身是什么样子，不大想自己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很少有人像日本人那样去研究和理解自身的民族性，但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掀起了三场反省和改造自身民族性的热潮。

第一次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学者对中国民族性弱点的解剖；第二次是五四运动对中国民族性的批判；第三次是80年代文化反思热对中国人自身的全面反省。

1987年10月，人类学家费孝通代表中国接受美国学者的采访时曾坦白地说：“我要努力去了解中国，为的是想解决中国的问题。

但是直到现在，我尚未真正认识清楚显示于中国社会之中的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形成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的中国精神实质。

”被称为“中国革命之父”的孙中山在1890年到1924年通过各种论文和演讲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做了如下概括：（1）没有排外意识（2）勤劳、和平、守法（3）守旧法，无变通（4）崇拜鬼神（5）犹豫不决（6）知识水平低（7）缺乏主人翁意识（8）像一盘散沙（9）夜郎自大（10）停滞不前（11）不崇尚自由（12）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智慧（13）家族主义和宗教主义（14）世界主义（15）重视道德（16）民权主义（17）极端主义以下是我对中国人性格的简单概括。

最能体现中国人性格的莫过于一个“中”字。

中国人喜欢采取折中的方式处理问题，原因同时表现为：1、怕得罪人；2、遇事总留有退路；3、中医向来讲究阴阳调和，严防阴阳任何一方的极盛极衰；4、中国人崇尚和平，同情弱者，反对极权、霸权，有正义感，以仲裁者或和事老自居；5、中国艺术，如建筑、绘画等很讲究对称，中国传统文化以对称为美；6、中国人也以自我为中心，以保全自己和宣扬自己为出发点和落脚点；7、基于上一条，中国人一般不会轻易采纳别人的意见，所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人虚心好学，因为我们同样要力避“狂妄至极”；8、中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昌盛和先进的国家，稳居世界中央，中国之名或许来源于此；9、中国人的中也表现为当看客，，“隔岸观火”，这一点鲁迅先生早已给我们指出来了，“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是别有用心的看客；现代中国人的性格虽然仍保留了大量儒家的影响和痕迹，但已大大削减。

随着中国近一两百年来的不断开放，“西学东渐”，以及中国不断受到世人的关注，中国人的国民性格越来越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性格趋同。

主要表现是，热爱学习、讲求高效、开放、活跃，等等。

“五四”所以能够发生，首先必须有一批眼界不同以往，具有相当新思想，同时又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型知识分子。

戊戌变法时期、清末新政时期，以及辛亥革命前后，这样的条件都还不具备，因此也产生不了这样的启蒙运动。

1915年以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之所以能够发起并促成了这场运动，根本就是因为他们有着留洋的背景，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眼光和视野，同时在国内各大学身居教授之位并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一个《青年杂志》要能够发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还需要有大批的受众与之互动。

在此之前，即使有相应的报纸杂志谈到类似的话题，也很难引起社会的共鸣，其原因就是读者数量太少。

这个时候读者之所以极其广泛，就是因为经过清末新政废科举、办新学前后10年左右时间，国内已经有了大批新式学校和数量庞大的青年学生群体。

他们中许多人，如“五四”中崭露头角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又多半就是陈独秀、李大钊这类留洋归国知识分子的学生。

正因为他们的存在和热烈的响应，才使得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呐喊与呼声，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并得以形成持续的声势与广泛的影响。

任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都需要大量的思想文化资源。

中国的旧东西不能利用，就要借助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理论。

过去虽然也有过大量的译介工作，但当年具有严复那样眼界的译者可谓凤毛麟角，多数的译介工作靠的是传教士通过同文馆训练出来、毫无新思想可言的外语人员，因而那个时候中国人能够得到新的思想材料就十分有限，译介的数量自然更少。

而1915年以后的情况有了很大不同，一方面留学回国的有新思想的留洋学生越来越多，他们非常热衷于译介各种新的思想材料；另一方面大量的欧美文化思想资源陆续被译成日文，中国在日或留日归国的学生数以万计，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都积极借助日文资料接受新思想，这些都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随后的“五四”运动，提供了相当充沛的思想启蒙材料。

思想启蒙要形成规模和效应，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社会物质条件，一个是城市化要发展到相当程度，一个是生产力必须发达到相当程度，亦即必须要有比较便利的铁路、电报、电话、报纸、杂志等等交通和信息同步传播的条件。

清末科举废除之前，中国不仅缺少现代化的交通通讯条件，几乎没有可以提供给普通民众阅读的报纸杂志，就是城市化的水平也很低。

因为科举的教育基础是乡村私塾，因此就连相当多有知识的士绅，也都住在乡下。

清末新政以后，全国范围废科举、办新学、修铁路、兴实业，包括开放办报办杂志，到这个时候，城市化的规模和交通、信息传播条件已达到了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思想的程度了。

陈独秀等人之所以会一上来就着眼于文化问题，力主破旧立新，一是因为久有前车之鉴，即从所谓“师夷长技”，到变法维新，到辛亥革命等，种种变革或革命留下了太多失败的教训，在他们看来，唯有从社会改造入手之一法了。

二是因为中国的现状距离世界潮流和先进国家实在差距太远，一方面列强环伺，弱肉强食；一方面中国自身又四分五裂，深陷不平等地位而无以自拔。

现实的刺激使他们相信，必须先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尤其是要先从人的解放做起，然后才能依次解决其他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同样是不能忽视的。

即为什么在1915-1920年前后会形成这样一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式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在此之前各种条件不具备，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后，中国也没有能够再度出现这样的局面？很显然，这里面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在起作用。

第一是当时中国尚能维持形式的统一与和平，以后中国长年陷于战争和分裂中，这样的全国性思想大讨论的热潮很难再现。

第二是此时的中央政府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根本无力实施统制政策，更不用说什么报刊检查和新闻封锁了。

就连青年人结党、集会，政府通常也只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学生上街打砸烧，陈独秀随后上闹市撒传单攻击政府，北洋政权也只能拘几天然后交保释放了事。

这些自然不能对主张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形成太大的压力。

由上不难了解，“五四”的发生，有很多具体的历史条件，少了哪条都不成。

而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新式学校和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形成那样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信息传播条件以及形成那样水平的城市化规模？……归根到底，都是源于1840年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一系列社会历史变革的发生。

因此，我就得出了如下两个基本的结论：第一，“五四”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突如其来的，它其实是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因而被迫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一段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然会发生的历史环节。

它所以会在1915-1920年这段时间发生，和以这样的形式发生，仅仅是缘于上述种种具体条件和具体环境的机缘巧合。

第二，因为“五四”的发生具有十分特殊的具体条件和具体环境，因此，它的取向、内容、规模、深度、命运及其历史的作用，也注定要受到当时中国与世界种种特定历史条件与历史环境的局限。

在论述西方人所描绘的中国形象时，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西方如同东方一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

从空间范围来看，从欧洲诸国远及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从时间范围来看，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至今，从语种来看，涵盖英、法、德、俄等多种语言，因而不宜把西方复杂多样的文化传统简单化。

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到底哪些是强权体制下的歪曲与附加，哪些是合乎客观事实的知识，我们还需要借助中国人自己的表述来仔细地加以区分。

简要地讲，西方人并非一概贬斥中国，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历史上，西方对中国曾经有过充满美好礼赞的时期。

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是，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于十三世纪来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在中国为官和游历17年，回国后出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

根据该书记载，元代中西交通频繁，各种人士往来很多，世界各国皆希望通与高贵的元帝国的贵族联姻来修好政治关系，那时候亚洲北极地区的商品和贸易主要都是运往中国的。

书中描绘了中国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雄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对我国古代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举世闻名的发明，用"黑色石头"（煤）做燃料等，均有不少的记载。

书中把中国描写得黄金遍地，美女如云，绫罗绸缎应有尽有，简直就像天堂一样。

这部游记传达出的中国人是一个高度文明、和平而繁荣的民族。

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的人都无限神往。

这本书问世后在欧洲广泛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