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与善政
治理和善治引论
治理和善治引论治理和善治是当今社会政治领域中的重要概念。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各国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治理和善治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
本文将探讨治理和善治的概念、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意义，希望引起大家对治理和善治的和重视。
治理是指政府或社会组织通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制来协调和管理社会事务，以实现社会秩序、公正和发展的目标。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治理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如环境污染、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等等。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不断地加强治理能力，促进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合作，推动社会持续发展。
善治是指政府或社会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以民主、科学、公正等方式来协调和管理社会事务，以实现社会秩序、公正和发展。
善治强调治理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公正性，注重公众参与、透明决策、问责制度等方面。
善治可以有效地提高治理效能，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
治理和善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和区别。
治理是善治的基础，善治是治理的升华。
治理强调的是社会管理的过程和手段，而善治则更加强调治理的目的和结果。
具体而言，治理是为了实现社会秩序和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而善治则是为了实现更加公正、民主和科学的社会发展而采取的治理方式。
在实践过程中，治理和善治相辅相成，只有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治理和善治在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治理和善治可以提高政府效率，增强服务能力。
通过引入先进的治理理念和工具，政府可以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
其次，治理和善治可以促进社会公正和公平。
通过公正的治理方式，可以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和不公，保障公众的权益，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最后，治理和善治可以推动可持续发展。
通过科学的治理方式，可以有效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未来创造更加美好的环境。
总之，治理和善治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只有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21世纪的公共治理_从_善政_走向_善治_
2011年10月刊改革与开放21世纪的公共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杨宇（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要：进入21世纪公民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善治”也因此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实现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Abstract:Enter twenty-first Century citizens against government ability put forward higher request,"good governance"has also become the important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implementation from"good government"to"good governance"change has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关键词：公共治理善政善治Key words:public governance good government good governance作者简介：杨宇（1984-），男，黑龙江庆安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中图分类号】D63【文献识别码】E【文章编号】1004-7069（2011）-10-0070-01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此后治理一词便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入21世纪后治理成为学术界最流行的理论之一。
从政治学意义上讲，治理指的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
公共治理就是一种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去意识形态的公共行政，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
公共治理是公共权力向社会的一种回归，它代表着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社会之前的一种良好合作关系。
善治的内涵
善治的内涵“善治”即政府治理的最高境界，这一术语的英文为good governance,顾名思义，善治可以解释为“良好的治理”。
在善治的理念与制度构架下，公开，透明，民主，参与成为推进政务的必要前提。
在这种治理的理念下，政府必定清明，政府必定廉洁，勤政，务实，高效。
那么善治从何而来呢？政府从统治到治理，从治理到善治，必定有一定的背景，应该说从统治到治理已经是政府职能的一个巨大转变，但是治理也有失灵的时候，而善治作为治理失灵的救治应运而生了。
善治理论与实践在90年代蓬勃兴起有其深刻的原因。
先来对比两组概念：善治与治理以及善治与善政。
了解了这两组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就能更好地理解善治的内涵。
善治与治理，治理即governance,治理主要有一下一些明显特征：1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可以在不同层面和范围内成为社会权力的中心。
2 治理在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模糊了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与责任，不再坚持国家职能的专属性与排他性，而强调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互动的关系。
3 治理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希望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
4 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在完成社会职能时，除了采用原来的手段之外，还有责任采用新的方法和措施，以不断地提高管理的效率。
但是治理也不是万能的，治理机制也存在着内在缺陷，即治理失灵。
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同时它也存在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国家而享有政治强制力，它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绝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配置。
所以治理机制常常会处于失效的可能，既然存在着治理失效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克服治理的失效、如何使治理更加有效等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摆到了学者面前。
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纷纷提出了“元治理”（meta governance），“健全的治理”，“有效的治理”和“善治”等概念，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追求善治与善政的统一杭州“最多跑一次”规划实施管理改革经验与启示
3、优化服务流程，提升群众满 意度
浙江省将继续优化服务流程，以提高群众满意度。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内部协 作，实现服务流程的无缝衔接。同时，通过定期评估和反馈机制，及时发现办事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群众和企业办事体验。
结论
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其基本经验和未来展望值得我 们深入研究和借鉴。通过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流程再造、信息共享等手段，浙 江省成功地提高了政府服务效率和质量，降低了群众办事成本。未来，浙江省将 继续深化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强化科技支撑和优化服务流程等举措，进一步提 高政府服务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在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过程中，积极开展流程再造工作。通过对 政府服务流程进行全面梳理，省去了繁琐的环节，实现了办事流程的简化和优化。 此外，通过推广并联审批、网上办理等举措，提高了政府服务的效率，减少了群 众办事的时间成本。
3、信息共享，降低风险
为实现信息共享，浙江省加强了电子政务建设，构建了省、市、县三级政务 服务网络体系。通过信息共享，群众和企业可以快速查询所需信息，避免了重复 提交材料和多头办理的情况，降低了办事过程中的风险和错误率。
杭州“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核心是整合政府各部门资源，打破部门壁垒，实 现信息共享。通过优化办事流程，减少办事环节，提高办事效率。例如，在不动 产登记方面，过去需要分别到国土、房产等多个部门办理相关手续，而现在只需 要到一个窗口即可完成所有手续。
2、强化服务，提升满意度
杭州“最多跑一次”改革注重提升政府服务水平，通过加强人员培训、完善 服务设施、提高服务质量等方式，提升市民满意度。同时，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 机构对政府服务进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不断改进服务水平。
以善治为的意思
以善治为的意思
“善治”的意思是在治理国家或者行为作为的时候，都要以善良和善意为准则，做出合乎道德和公正的行为。
它强调国家或组织的管理者应该以善良、诚实和正义为原则，积极为人民谋福利，推动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同时，“善治”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注重人民的参与和满意度，强调公正、透明、责任和效率等方面的要求。
具体来说，“善治”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合法性：治理主体必须获得人民的授权和认可，依法行使权力，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透明性：治理过程应该公开透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责任性：治理主体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和评价，对治理失误和不当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公正性：治理主体应该以公正、公平、公开为原则，不偏袒任何一方，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有效性：治理主体应该以效率和质量为目标，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善治”是一种以人为本、公正透明、责任有效、合法合规的治理方式，旨在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治理与善治
• 善政与善治的联系：
• （1）善政与善治是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隔离而 存在； • （2）纵向上看要达到善治必须经过善政阶段，善 治也是善政所追求的更高目标 • （3）善政与善治的界限在现实中区分并不明显
七、善治与民主
• 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 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公民必须具 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 决策、管理和监督 , 才能促 使政府并与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显而 易见，保证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力的现实机 制只能是民主政治，这样，善治与民主便有机地结合了起 来。 • 专制政治在其最佳的状态下可以有善政 , 但不会有善治。 （善政的政治机制还是专制，只不过是开明专制，而善治 的政治机制则是民主机制）善治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 才能真正实现，没有民主，善治便不可能存在。
二、善治内涵、本质特征
• 善治（good governance）就是以提高社会治理总体 性绩效为目标，通过官员与民众之有序互动和互赖协商， 借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合作管理和伙伴关系，达致公共 利益最大化之社会管理过程。简言之，善治就是使公共利 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 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生活的合作 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 最佳状态。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不是权利）向社会 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表示国家 与社会或者说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球范围来看，善 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
• （8）稳定(stability)。稳定意味着国内的和平、 生活的有序、 居民的安全、 公民的团结、 公共 政策的连贯等。社会的稳定对于公民的基本人权、 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社 会政治的稳定程度也是衡量善治的重要指标。 • （9）廉洁(cleanness)。主要是指政府官员奉公 守法 ,清明廉洁 ,不以权谋私 ,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 职权寻租。公职人员的廉洁直接关系到治理的状 况。 • （10）公正(justice)。公正指不同性别、 阶层、 种族、 文化程度、 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 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
什么是善治的核心要素
什么是善治的核心要素在当今社会，善治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无论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还是企业治理、社区治理，人们都期望实现善治，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和更有序的环境。
那么，究竟什么是善治？善治的核心要素又有哪些？善治，简单来说，是指一种良好的治理状态，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它强调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合作，以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要实现善治，以下几个核心要素缺一不可。
法治是善治的基石。
法治意味着法律是最高的权威，一切行为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
一个社会只有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并确保法律得到公正、严格的执行，才能实现稳定和有序的发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公民，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只有在法治的保障下，人们的权利和自由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得以实现。
同时，法治还能够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明确的规则和预期，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民主参与是善治的重要特征。
善治不是政府单方面的管理行为，而是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治理的过程。
这就需要广大公民能够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来。
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方式，让公民的意愿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尊重。
只有当公民能够真正参与到治理过程中，他们才会对治理结果产生认同感和责任感，从而更加积极地支持和配合治理工作。
透明和问责是善治的关键环节。
政府和其他治理主体的行为应当是透明的，信息应当公开、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
只有这样，公众才能了解治理的过程和结果，对治理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
同时，建立健全的问责机制，对于治理不当、失职渎职等行为进行严肃的追究和惩处，也是确保善治的重要手段。
问责机制能够促使治理主体认真履行职责，提高治理的效率和质量。
有效的公共服务是善治的重要目标。
政府和其他治理主体应当致力于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公平的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
从“善政”到“善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 ，
，
构建和谐社会 的必 由之路
周 海 华
一
、
“ 善政 ”的局 限性 越来 越
Ｉ 个 要素 ：法 度 严 明 、吏 治 清 廉 、 行政 行 政 经 济 迈 向 法 冶 经 济 。政 府 对 经 济 的 几 效 葺 高效 、行 政 服 务 良好 等 。这 样 的 “ ｉ 善 管 理 ， 已 从 过 去 依 靠 行 政 力 量 强 制 干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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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政之外还要有善治_约翰_密尔政治思想的一种解读
善政之外还要有善治 约翰 密尔政治思想的一种解读马桂瑞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约翰 密尔是个转折性的人物。
从寻求一种世俗化的新秩序的角度来看,他代表了一种 进步 的力量。
他的贡献在于承接前人的人民主权原则,并通过自己的理论运思,把这个原则落实为可以操作的政治制度。
这个制度就是代议制。
通过代议制,密尔解救了民主这种古老的思想,并为它在广土众民时代找到了实现形式。
在密尔看来,与同时代的其他政体形式相比,代议制是一种善政。
但是,密尔也看到,代议制有它自身的缺陷,为了补救这些缺陷,密尔想出了种种办法。
但他认为,在代议制之下,完善民主政治,或者让民主政治永葆活力的最根本的措施是促进公民参与,使政府与公民都能够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有所承担,这样,密尔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善治的观念。
一、代议制:一种可能的善政密尔生活的年代,大众的势力正在兴起,传统贵族也在极力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
西欧的政治秩序处在一个面临激烈重构的前夜。
这时候,关于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的争论此起彼伏。
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密尔显然也要对此做出明确回应。
密尔认为,理想的政府形式既不是抽象思辨的结果,也不是自然生成的结果,而是人类智慧及实践创造的结果。
政治制度是人的劳作,它们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
[1]一个国家的政府形式不可能是而且也不应该是惟一的, 不仅各个不同的民族可以有不同的好政府,而且就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也可以有不同的好政府。
[2]那么,如何衡量政府形式的好坏呢?密尔认为,在好政府依赖的原因和条件中,主要的、超越其他一切的是组成作为统治对象的社会的那些人的品质。
任何政府形式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
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政府,就很可能在其他一切方面是最好的,因为政府的实际工作中一切可能的优点正是有赖于这些品质。
但是,政府仅能造就优良品质的人还不行,它还必须能够使政府机器本身具有良好的构造,以便能充分利用社会中全部好的因素来帮助实现正当的目的。
善治的理解
善治的理解善治是指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中，通过有效的管理和治理手段，追求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和谐，促进人民的幸福和福祉。
善治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涉及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个人治理等多个层面。
在善治的理解下，政府应该以人民为中心，依法行政，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
善治的核心是依法治理。
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基石，是维护公平公正的重要保障。
在善治的理念下，政府应当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政府要加强法治意识，加强法治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建立健全法治机制，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
同时，政府还要加强对法律教育的推广，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使人民能够依法维权，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善治强调政府的公信力和廉洁性。
政府是权力的行使者，必须保持公正、廉洁、透明的形象。
政府要加强自身建设，厉行廉洁政府，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
政府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和管理，提高公职人员的廉政意识。
同时，政府要加强信息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增加政府决策的透明度，确保政府的公信力。
善治强调政府的服务意识和能力。
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应当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回应人民的需求和诉求。
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的建设，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政府要注重民生问题，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政府要加强与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沟通和合作，形成共治共建的局面。
善治还强调社会的参与和自治。
在善治的理念下，政府不能独自承担所有的社会治理责任，应当加强与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合作，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
政府要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鼓励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政府要注重社区建设，加强社区自治，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共同维护社区的稳定和谐。
善治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个人治理等多个层面。
善治的核心是依法治理，政府要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善治还强调政府的公信力和廉洁性，政府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公职人员的廉政意识。
人民幸福离不开善政善治(精)
人民幸福离不开善政善治现代快报：这次的中国政府创新论坛为什么选择江阴这样一个县级市来举办?俞可平：中国政府创新论坛的宗旨，是发现、总结、交流和推广各级党政机关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先进经验。
本次论坛之所以选择在江阴市召开，主要是因为江阴市在“幸福江阴”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如何评价居民的幸福生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发展起了一套“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评估体系作出了贡献。
现代快报：江阴的发展令人瞩目，“幸福江阴”更是深入人心，您怎样评价江阴在这方面的探索?俞可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把发展当作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这无疑是极其正确的，因为发展是民富国强的基础，没有发展一切无从谈起。
因此，我们要全面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但发展最终是为了什么?发展本身并不是终极目的，我们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发展是为了增进人民的利益，发展最终是为了造福人民。
没有人民的幸福，发展就会失去其价值;没有人民的幸福，社会主义就会失去其魅力。
江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GDP总量和本级财政收入多次位居全国百强县市之首，早在2005年就成为江苏省首批“小康”达标县。
经济发达之后怎么办?“小康”建成之后奔向何方?这些问题在江阴比在其他地方更早地摆到了市委市政府面前。
针对这些问题，江阴市委市政府及时提出了建设“幸福江阴”的发展战略。
这是一个具有长远眼光的发展战略，是执政理念的创新。
在这些方面，江阴市委市政府近年来做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许多经验。
但这种探索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来说，都刚刚开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专家学者做深入的调查研究。
现代快报：在为人民谋幸福的问题上，政府的作为怎样体现?俞可平：为人民谋幸福，是政府的责任。
江阴朱民阳书记有一句话，我觉得讲的非常对：善政是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
幸福，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体验。
有些家庭有不幸，有些人要生病、失恋什么的，对这些个体的不幸，政府是没有办法的。
俞可平：善政到善治是政治发展的共同趋势
俞可平：善政到善治是政治发展的共同趋势治理指的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
治理与统治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实质性的区别。
两者的实质性区别之一在于，统治的主体只能是政府权力机关，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组织，或政府与民间的联合组织。
统治的着眼点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着眼点则是整个社会。
正像政府的统治有“善政”与“恶政”之分一样，治理亦有“善治”与“恶治”之分。
善治是治理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它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
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包含着传统善政和现代民主的基本要素，特别是法治、参与、公正、透明、责任、稳定、廉洁等，已经成为人类在21世纪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治理活动是一种政治行为，它体现着一定的政治价值。
因而，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
但与统治行为相比，治理活动的技术性因素要重于其价值性因素。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技术性的政治行为。
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
换言之，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各国政府都希望有更好的治理。
可以说，从善政到善治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趋势，追求善治是各国政府的理想目标。
“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要求。
不断地从统治走向治理，努力实现公共管理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这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根本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整体进步过程，不仅带来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也取得了民主法治的重大进步。
中国领导人坚决拒绝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和最高领导人直接选举等源于西方的政治发展模式，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政治制度。
善治与善政
1.一个进取的角色：评价地方政府改革创新《21世纪》：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空间中，政治创新的标准还未成定论。
那么你们关于地方政府创新的评价体系是如何构建的呢？俞可平：我们在建立这套评估体系时考虑的因素有三个：第一，了解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评估其政府绩效的；第二，中国有自己具体的实际情况，有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一定要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第三，应该具备很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
首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标准有6项：创新程度、自愿程度、效益程度、重要程度、节约程度、推广程度。
第二届标准调整为：创新性程度；参与程度；效益程度；重要程度；持续程度和推广程度。
至于这些标准的具体“权重”，标准的细化量化指标，现在这些已成为我们的“专利”，在此我不一一细说。
在过去几届评选中，我们还引入了西方最时髦的“协商民主”方式。
在专家投票计分的基础上，再根据“协商”来决定结果，但“协商”也是量化的。
《21世纪》：地方政府创新需要有内在的动力，您认为这种动力主要是什么？现在两届已经评选出很多优胜奖，还有鼓励奖，似乎现在地方政府创新很活跃，但为什么我们普通大众或舆论界不是很明显地感受到呢？俞可平：我们研究中国政治的人，既要从横向的比较看现实，也要从纵向的历史看问题。
从20多年的长镜头来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想大家都公认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许多重要的进步。
至于你说到的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首先，我觉得不少地方政府及地方官员确实有一种干出政绩，为地方做贡献的冲动。
毕竟做出政绩，使地方和群众受益，得到人民的拥护，对于一个高素质的政府官员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成就感。
其次，是环境所迫，内在和外在的种种压力，使得地方政府不改革不行。
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动力因素，如通过改革创新得到晋升、博得声誉、获取名利等等。
至于每个创新项目的具体的动力，那就五花百门了。
例如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推行的乡镇长选举改革实践和民主选举，有的是因为乡镇的财政困难，财政危机，有一些地方则是因为干群关系比较紧张，传统的任命方式群众不服气，有的是因为感到周围环境的压力，还有的是由于个别领导人的推动。
从“善政”到“善治”：我国城市治理的现代转型
问题 ， 必须 转 变管 理 模式 ， 用新 的 管 理 手 段 ， 断 扩 大 采 不
而 言 ， 是 百 姓 希 望 有 一 个 好 的 城 市 政 府 ， 望 有 一 个 就 希
好的城 市领导 者 。 望有一 支廉 洁有 为的公 务员 队伍 ， 希
与 非 政 府 组 织 、 业 和社 会 公 众 之 间 的 广 泛 合 作 ， 力 企 大
方 法论 选 择 。
关 键 词 ： 政 ； 治 ； 府 职 能 转 变 ； 场 机 制 善 善 政 市 中图 分类 号： ６ １ Ｄ ２ 文献 标识 码 ： Ａ 文 章 编 号 ：０ ３ １ ０ ２ ０ ） ６ Ｏ １ 一 ５ １０ — ５ ２（ ０ ６ ０ 一 ｌ５ Ｏ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随着 我 国城 市 社 会 转 型 步 伐 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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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０ ６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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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幸福离不开善政善治(精)
人民幸福离不开善政善治现代快报：这次的中国政府创新论坛为什么选择江阴这样一个县级市来举办?俞可平：中国政府创新论坛的宗旨，是发现、总结、交流和推广各级党政机关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先进经验。
本次论坛之所以选择在江阴市召开，主要是因为江阴市在“幸福江阴”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如何评价居民的幸福生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发展起了一套“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评估体系作出了贡献。
现代快报：江阴的发展令人瞩目，“幸福江阴”更是深入人心，您怎样评价江阴在这方面的探索?俞可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把发展当作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这无疑是极其正确的，因为发展是民富国强的基础，没有发展一切无从谈起。
因此，我们要全面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但发展最终是为了什么?发展本身并不是终极目的，我们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发展是为了增进人民的利益，发展最终是为了造福人民。
没有人民的幸福，发展就会失去其价值;没有人民的幸福，社会主义就会失去其魅力。
江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GDP总量和本级财政收入多次位居全国百强县市之首，早在2005年就成为江苏省首批“小康”达标县。
经济发达之后怎么办?“小康”建成之后奔向何方?这些问题在江阴比在其他地方更早地摆到了市委市政府面前。
针对这些问题，江阴市委市政府及时提出了建设“幸福江阴”的发展战略。
这是一个具有长远眼光的发展战略，是执政理念的创新。
在这些方面，江阴市委市政府近年来做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许多经验。
但这种探索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来说，都刚刚开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专家学者做深入的调查研究。
现代快报：在为人民谋幸福的问题上，政府的作为怎样体现?俞可平：为人民谋幸福，是政府的责任。
江阴朱民阳书记有一句话，我觉得讲的非常对：善政是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
幸福，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体验。
有些家庭有不幸，有些人要生病、失恋什么的，对这些个体的不幸，政府是没有办法的。
以善政求善治在化解矛盾中提高执政能力
以善政求善治在化解矛盾中提高执政能力近年来，柳林县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1999年顺利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和财政补贴县的帽子。
“十五”期末，全县国内生产总值比“九五”期末翻了两番多，财政总收入比“九五”期末增长5.96倍。
按照全省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评价，2006年柳林县经济社会发展指数位居全省第十二位。
2007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4.18亿元，财政总收入突破16亿元。
柳林县在吕梁山上率先进入全国中部百强县(市)。
同时，“十五”期间又是柳林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时期。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人民群众思想空前活跃，各种利益需求明显增强，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突出表现为村企矛盾、干群矛盾、公私的矛盾、贫富矛盾等多种形态。
特别是在2003年底到2004年初，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大项目的落地，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相互交织影响，愈演愈烈。
一些地方群众以维权始而以违法终，局部地方由过去的等、靠、要演变成围、堵、闹，个别地方的群体性事件名噪一时，党组织的执政能力面临考验。
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县委通过冷静分析，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发展中的矛盾虽然表现激烈，但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核心在利益调整，出路在科学发展。
2003年召开的县第五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和部署了建设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景气柳林”；建设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气柳林”；建设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和睦文明，干群和衷共济的“和气柳林”；建设党风清正、法治保障、民主有序的“正气柳林”的战略目标和任务。
2005年，县委和全县基层党组织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解决发展中的矛盾没有固定的模式，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这就要求各级干部不仅要读好“有字的书”，而且更要读好“无字的书”，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和探索。
不仅要勤政、廉政，还要善政，善行政、行善政。
善政就是要善于化解发展中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妥善处理多元主体的利益关系，善待人民群众。
何为善治如何实现善治
何为善治如何实现善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善治”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但究竟什么是善治？又该如何实现善治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善治，简单来说，就是良好的治理。
它意味着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能够协同合作，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善治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一个城市的交通秩序井然，环境优美宜居，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社会治安良好，这些都是善治的具体表现。
善治的核心要素包括法治、透明、参与、责任和回应性。
法治是善治的基石。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社会的运行才能有章可循，人们的权利和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如果没有法治，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公平正义也无从谈起。
透明是善治的重要保障。
政府的决策过程、财政收支等应当向公众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
只有透明，才能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参与是善治的关键。
善治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更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
公民应当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
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也能够增强公民的责任感和归属感。
责任意味着政府和公职人员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公众的利益负责。
如果出现决策失误或者工作不力，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回应性则要求政府能够及时了解公众的需求和关切，并做出积极的回应和行动。
如果政府对民众的呼声置若罔闻，就谈不上善治。
那么，如何实现善治呢？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的制度是实现善治的前提。
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规范政府的权力运行，保障公民的权利。
同时，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其次，要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
政府工作人员应当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和道德品质，能够依法行政，高效服务。
要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意识。
再者，要推动社会共治。
鼓励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形成政府、社会和公民协同治理的格局。
善政的名词解释
善政的名词解释善政，作为一个广泛而抽象的概念，是人们在希望政府行为符合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公正和促进国家繁荣之际提出的。
尽管善政在不同背景下的定义可能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它涵盖了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预见性、透明度、廉洁性和公正性等要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善政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以及各个古代文明。
在这些文明中，善政往往被归结为领导者的能力和道德，以及能够建立稳定和繁荣社会的治理能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出现了不同的善政理念，以适应社会变迁和个体需求的改变。
在现代社会中，善政的定义受到公共参与和民主原则的影响愈发凸显。
善政更加聚焦于政府的公共责任、行政透明和负责任的决策制定过程。
同时，善政也包含了对社会公正的追求，确保政府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
善政追求的是一个基于客观事实和公众利益的政策制定，而不是出于个人或特定利益群体的偏好。
为了实现善政，透明度是其基石之一。
政府部门应当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机制，向公众提供决策信息和政府工作过程。
这种信息的公开使得政府的决策过程能够被公众监督，同时增强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在最优异的实践中，政府不仅要积极主动地主动公开政府工作的细节，还要鼓励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以提高政策的质量。
廉洁性是善政的另一个重要要素。
政府必须确保在经济资源的分配过程中没有腐败和渎职行为的发生。
腐败行为不仅是对纳税人的背叛，而且也损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
政府应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预防和制裁腐败行为，并建立透明的财政管理系统，以保障资源的公平使用，减少不法分子的滥用。
公正成为善政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制定过程必须公正、平等和无歧视。
政府应采取措施来确保每个个体都能享受到公共福利，无论其种族、性别、经济地位或其他因素。
公正政府是公众信任和团结的基石，能够减少社会不平等和冲突的来源。
善政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满足公众需求、确保个人权益得到保护的政府。
“政善治”
“政善治”
“政善治”
什么是政治？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为政治下了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义。
《道德经》曰：“政善治”。
“政”是施政，是发号施令，下指示；“治”是治理，是贯彻执行。
施政容易，治理难。
而政治的关键又在于治。
所以，最至高无上的政治就是“政善治”。
“治”，就要将施政命令贯穿始终、落到实处，即贯彻、落实。
这是一个将设想变成现实的过程。
这其间，需要做大量周密而细致的工作，不是轻轻松松一个命令、一条指示就能一蹴而就的。
“治”还必须以正确的施政纲领为前提。
因此，就要求施政者必须具备超群的智谋、高度的政治素质。
这样，施政命令才会在民众心目中有相当高的威信，一言九鼎。
如果施政命令不灵，就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咄咄怪事，它反映的是施政者的软弱无力。
无疑是对施政者的嘲讽。
政治、政治，只有政善治才是真正的政治。
“政善治”者合于道，所以施政才有业绩，才能成功。
《道德经》还说：“治大国，若烹小鲜”。
无论大人物治大国、平天下，还是我们区区百姓修身齐家，事无巨细大小，其道理都相同。
所以，能正确理解“道”，并合于道，才能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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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进取的角色：评价地方政府改革创新《21世纪》：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空间中，政治创新的标准还未成定论。
那么你们关于地方政府创新的评价体系是如何构建的呢？俞可平：我们在建立这套评估体系时考虑的因素有三个：第一，了解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评估其政府绩效的；第二，中国有自己具体的实际情况，有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一定要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第三，应该具备很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
首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标准有6项：创新程度、自愿程度、效益程度、重要程度、节约程度、推广程度。
第二届标准调整为：创新性程度；参与程度；效益程度；重要程度；持续程度和推广程度。
至于这些标准的具体“权重”，标准的细化量化指标，现在这些已成为我们的“专利”，在此我不一一细说。
在过去几届评选中，我们还引入了西方最时髦的“协商民主”方式。
在专家投票计分的基础上，再根据“协商”来决定结果，但“协商”也是量化的。
《21世纪》：地方政府创新需要有内在的动力，您认为这种动力主要是什么？现在两届已经评选出很多优胜奖，还有鼓励奖，似乎现在地方政府创新很活跃，但为什么我们普通大众或舆论界不是很明显地感受到呢？俞可平：我们研究中国政治的人，既要从横向的比较看现实，也要从纵向的历史看问题。
从20多年的长镜头来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想大家都公认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许多重要的进步。
至于你说到的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首先，我觉得不少地方政府及地方官员确实有一种干出政绩，为地方做贡献的冲动。
毕竟做出政绩，使地方和群众受益，得到人民的拥护，对于一个高素质的政府官员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成就感。
其次，是环境所迫，内在和外在的种种压力，使得地方政府不改革不行。
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动力因素，如通过改革创新得到晋升、博得声誉、获取名利等等。
至于每个创新项目的具体的动力，那就五花百门了。
例如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推行的乡镇长选举改革实践和民主选举，有的是因为乡镇的财政困难，财政危机，有一些地方则是因为干群关系比较紧张，传统的任命方式群众不服气，有的是因为感到周围环境的压力，还有的是由于个别领导人的推动。
《21世纪》：其实每个人，包括地方行政官员，也都是所谓的“理性人”，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情他不会干。
当然最好的状况是，做的事情既对自己有好处，也对整个社会有好处。
要他改革，动力是有的，但对地方官员个人来说，要看成本与收益的关系，还要看收益与风险的关系。
俞可平：政治改革的风险很大，但它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也特别大。
所以，我们对那些真正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公众的利益而进行改革创新的政府官员，应当心怀敬意。
对他们的可能失败要给予充分的谅解，而对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则要特别地加以鼓励。
真像你所说的那样，要是单纯从官员个人的利益来考虑，他就很难有改革创新的冲动，因为改革的风险预期要比收益预期大得多。
我们设立这一奖项的初衷之一，也正是考虑到了旨在增进公共利益的政府创新具有很大的风险，对此要给予特别的鼓励。
《21世纪》：据说，在你们所评的获奖项目中，其中不少创新者得到了提拔，从某种意义上对地方官员来说是不是一种政治信号？一般说影响力决定了权威性，如果创新奖影响力大，地方政府会重视。
因此有人甚至担心，牵涉到利益之后，会促使地方政府以某种方式来影响创新奖的评选。
同时，你们又希望他们重视。
这之间的博弈关系如何处理呢？俞可平：这之间有一种“张力”：一方面我们希望地方官员重视，并且希望他不是考虑个人升迁才重视；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也有自己的现实考虑，要他真正重视又与其个人升迁不可分割。
我们当然希望地方政府重视创新奖，但我们也不希望把创新奖和个人职务升迁挂起钩来。
这个导向非常明确，我们要让越来越多的官员明白：个人升迁固然重要，但博得群众的爱戴和社会的声誉，可能更重要。
其实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要做事，不要做官。
3.没有一个国家不想有好的治理《21世纪》：“推动整个社会进步有不同的方式”？俞可平：我认为，从总体上说，推动社会进步有两种方式：一是把“坏”的东西放大，让大家都知道，从而引起注意，改正它。
这种是“批评”的方式。
这种方式的提出者，如果是对社会有责任感，确实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这样的人是高尚的，值得肯定，哪怕他可能偏激。
我个人也非常尊敬这样的人。
但这仅仅是一种方式，还有同样重要的方式，就是把“好”的东西放大，让越来越多的地方模仿，最终把“坏”的挤掉。
这叫建设性的方式。
创新奖属于建设性的方式。
其实，现在更需要的是这种建设性的方式。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知识界来说，批评容易博得喝彩，容易引起关注。
“建设性”的意见要讲得好，又要赢得掌声，就相当不容易。
当然，如果出于功利的目的，把“建设性”方式，变成“注解性”的方式，把不好的也说成好的，成天歌功颂德，那就令人厌恶。
《21世纪》：您提到的“建设性”方式，是否就是您的《增量民主与善治》一书中提到的“增量改革”的路径？俞可平：是这个意思。
按照“增量改革”的思路，所有的改革从总体上说一定要使社会整体、公民的总体利益增加。
创新奖的目的是推动社会政治进步。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政治发展中出现了很多新的景象。
这些年学术界提出和倡导的“政治文明”、“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和谐社会”、“人权入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法治政府”等相继成为中央和国家的政策。
这些都是重大的政治创新，也表明学者在推动社会政治进步中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这种“增量改革”或者叫“建设性”方式，我个人认为，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至少不下于“批判性”方式。
《21世纪》：你也说过，创新奖评出的项目具有推广性，说明这些改革和创新代表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对于这个方向的把握，您心里一定有底吗？俞可平：政治学有公理，如“权力必须得到制约”；社会发展有规律，可能时间有长短，过程有曲折，但整个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孙中山先生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他说的“世界潮流”就是指现代化和民主化，现在我们要回到传统政治是不可能的。
政府创新的方向是透明、效益、法治、服务、责任等等，这些是不可变移的。
只要是“执政为民”的政府都要这样做，并自觉这样做；如果不是“执政为民”的政府，也要被迫这样做，当然那样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中国有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我们的民主也不可能是西方式民主，而是中国式民主。
这一点也开始为国外学者所认识到，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便是一些国外学者提出来的。
我们将于今年8月份举行一个“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国际研讨会，到时也将讨论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
《21世纪》：你们评奖一届比一届有深入和创新的地方，是否总会有一天突破“红线”？俞可平：所谓的“红线”是变化的，因为社会现实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比如说，步云乡的直接选举乡长项目，在当时是一个很轰动的创新，但第一届时我们没有评它得奖，而是评的是“三轮两票”制镇长选举制度(深圳龙岗区大鹏镇的创新)。
当时有人指责，步云的乡长直选违背了宪法，因为宪法规定，各级政府的首长须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后来步云乡的选举进行了改革：老百姓直接选出一名乡长候选人，乡人代会就这名唯一的候选人进行选举。
这样既保留了直选的精神，又符合了宪法的规定。
所以，第二届评选时，步云乡就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进一步说，这里有两个“合法性”的概念：“政治学的合法性”和“法学的合法性”。
一般来说，当然首先在法律要“合法”，即要遵守国家的法律。
而“政治学的合法性”是指符合公众利益，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
正确处理这两个“合法性”，对推动政治进步极其重要，也是一种艺术。
我的“增量改革”理论中提到，首先要符合法律，但当现实的发展和人民愿望确实需要调整法律时，法律就要与时俱进。
突破的前提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例如，党内有人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当时的宪法还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宪法是在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之后才修改的。
《21世纪》：您是联合国政府创新咨询专家，同时又是法国重要思想库“政治创新基金会”的四个国际性监事(英、美、德、中)之一。
据您的了解，国际上政府创新的趋势是怎样的？俞可平：政府创新是世界趋势，我们以前总认为政府体制改革是中国独有的，其实不然，全球都在认真研究政府创新的问题。
像联合国上届政府创新论坛的主题集中在“怎样做得透明，怎样使公民参与得更多，怎样提高效益，怎么样降低成本，怎样使政府管制得更少”。
其实，相对于政治体制而言，政府创新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属于治理的方式和技术。
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希望有自己眼中的“良好治理”和“良好政府”，也就是都希望实现“善治”和“善政”。
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进一步法治化的进程。
学者一般认为，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五个：（1）合法性（legitimacy），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
（2）透明性（transparency），即政治信息的公开。
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其他有关的政治信息，公民都有权获得，并且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
（3）责任性（accountability），它指的是管理人员及管理机构由于其承担的职务而必须履行一定的职能和义务。
公职人员和管理机构的责任性越大，表明善治的程度越高。
（4）法治（ruleoflaw），其基本意义是，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治的直接目标是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但其最终目标在于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及其他基本政治权利。
法治与人治相对立，法治既规范公民的行为，但更制约政府的行为。
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程序，就没有善治。
（5）回应（responsiveness），这一点与上述责任性密切相关，实际上是责任性的延伸。
它的基本意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没有下文。
在必要时还应当定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
而善治的构成要素无一不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石、以政府行为的法制化为基础的。
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合作。
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不会有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