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传承国学

我们如何传承国学？2013-01-05我们如何传承国学？原载：《中国科学报》 (2012-12-24 第5版思想周刊)主持人：王剑特约嘉宾：彭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陈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原道》主编）张德付（北京国学院学术部原部长）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国学越来越“热”。

高校中专门从事国学研究的机构相继成立，电视上涌现了一批讲解传统文化的国学明星，市场上国学经典著作十分畅销，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的民间社团也纷纷成立。

前不久，京城多家儒学社团、书院在北京孔庙联合举行了祭孔仪式。

我们该如何看待“国学热”？“国学热”的背后反映了人们怎样的精神追求？今天到底该如何传承国学？本报约请了几位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国学热”体现了民众对传统文化的需要主持人：近年来，社会上出现“国学热”，比如：穿汉服、行跪拜礼，让孩子背《三字经》、《千字文》，还有各式各样的“国学班”、“祭孔大典”等等。

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彭林：近百年来，“全盘西化”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与传统做彻底的决裂”曾经是许多人的真诚愿望。

然而经过一个世纪的折腾，居然出现了回归传统的趋势，不少民众喜欢汉服、希望孩子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各地每年热心举办祭孔、祭炎帝活动，这说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是斩不断的，它还有强大的生命力。

郭齐勇：我以为，国民对国学有一种需要。

由于国民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少，而国民有一种了解我们文化传统的需求。

这正是这些现象的真实背景，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

当然，我们可以积极引导，使老百姓更加理性。

任何民族、国家的人民对自己的文化或宗教传统都有了解的义务，反过来我们可以说，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或宗教传统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基础。

五四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中国的知识人不加分析地把自己祖先的文明全部作为负面的糟粕，批判的对象，认为传统文化都是现代化的障碍，所以，体制内的教育不仅传统文化的内容很少，而且还灌输了很多片面的看法，使之成为几代人的“共识”。

这使我们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认同、伦理共识与终极关怀。

现在出现“国学热”，正是一种矫正。

陈明：国学已经热了很久了，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近代以来强加在传统文化上的一些罪名，像“阻碍经济”、“不利民主”、“扼杀人性”等不实之词已经多少被推翻证伪。

其次是人们需要寻找新的价值资源。

最后是社会规模和能量扩大，需要恢复和建立属于自己的观念系统。

主持人说的这几点是这个大潮中的一些表象，它们后面深层的东西才是重要的，才是理解评价这些表象的参照和依据。

张德付：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举措多为民间自发的行为，没有官方背景。

这就说明，“国学热”或者传统文化复兴是整个民族最现实的需要。

国学教育是庄重、严肃的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纪宝成认为，国学“虚热”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学教育的严肃性。

对此您怎么看？彭林：我完全赞成纪宝成先生的看法，时下的国学热确实是虚热，让人感觉气场很乱。

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与民族复兴的关系如何？国学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共识。

经过近百年的讨伐与扫荡，国学领域相当萧条，大学教授中读过《四书》者少之又少，但如今高谈阔论的“国学大师”却是满天飞。

时下，各省各市各校多有“国学大讲堂”，但多为政府的形象工程，坐而论道，不解决实际问题。

有几所高校成立了国学院，但课程几乎都是文史哲的简单拼凑，学生毕业后各拿各的学位。

国学是经史子集之学，其中经学是中华民族价值观体系的载体，是国学的核心，目前各大学的国学院都没有经学专业，甚至连经学课程都没有，遑论其他？时下很多大学办“大款班”，毋庸讳言，实际上有不少是“敛财班”，是在开“学店”。

“国学班”收费昂贵，从某种程度而言，正在成为一个暴利行业，其课程设置很随意，不仅不成系统，没有章法，甚至投学员之所好，开设《周易》与房地产、股票之类的课程，无聊之极。

国学的尊严受到调侃，这是我们非常不愿看到的局面。

郭齐勇：所谓“虚热”、“假热”，是我最想讲的。

我们体制内的教育中，有关国学的基本知识与核心价值的内容实在太少，大家不甚了了，甚至大的媒体、大的导演、主持人，在普通的称谓与谦辞使用上，都闹了不少笑话。

而现在社会上一旦有了对国学的需求，就会出现沙泥俱下的状况。

尤其是在商品生产的时代，很多想赚钱的人盯上了这种需求，办了以赢利为目的的各种班，而一些媒体、影视剧等，只盯着收视率，对历史文化实际上是歪讲、邪演、庸俗化，故看起来很“热”，实际上恰好相反，效果是负面的。

国学教育是神圣的，虽然可以用寓教于乐的方式，但是国民需要通过庄严的学习，理解自己的文化精神传统。

抗战胜利后，为了消除日据时代皇民教育的影响，台湾地区在体制内的教育中，加强国语、国学教育，让所有的中学生都完整地学习了《四书》（课程与教材的名称是《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一直延续至今。

这对文化认同与青少年的德性养育很重要，甚至使**政府的“去中国化”不能实现，而且台湾的旅游者在全世界被誉为最有教养的一群华人。

陈明：从国学院的角度讲，不少高校一窝蜂地“大干快上”成立国学院，而他们并不知在这个名头下该干些什么、能干些什么，只会花钱做表面文章，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虚热，需要降温。

就国学班而言，我曾说过，北大、武大、中大这样的公立重点院校，应该把人力物力集中在对国学精神的阐扬上、对国学人才的培养上，而不是将国学用来办班赚钱。

这是对文化使命的遗忘、对纳税人期待的背离。

至于消解国学严肃性和庄重性的，我认为应该是某些人利用传统文化符号坑蒙拐骗的行为吧。

还有一些对传统理解肤浅、情感有余理智不足的行为也多少会影响国学的形象。

随着时间的展开，传统的回归应该会慢慢变得健康起来的吧。

张德付：民国后，国学教育仅在高等教育（或专科教育）中不绝于耳，即使如此，高等教育中的国学研究也只是象牙塔里的智力游戏而已，于自身生命、百姓日用毫无关系。

国学传承出现了一条巨大的代际断裂。

这也致使虽然今天民间对国学需求日益增强，而象牙塔里的学问面对这些需求竟手足无措，提不出真正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来。

民间人士与这样的学者接触久了，自觉得其学问不足为训，无奈之下只有暗自摸索。

我接触过一些从事儿童经典教育的朋友，他们对学院派颇不以为然。

学院派对民间的这些探索，宜抱一种宽容的心态，而不是高坐在象牙塔里予以傲慢地指点批评；更应该走出象牙塔，接地气，感受一下民间的真正需求，反思一下学院派自身的学问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相比之下，学院派更需要一种对国学传承的虔敬感、使命感。

只有学院派与民间国学推动者合力，国学传承才会有另一番景象。

国学教育应从孩子抓起主持人：国学教育是否应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例如，让孩子们从小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等等，这对于国学的传承是否有利？彭林：中国自古就是重视教育的国度，《礼记》说：“建国君民，教育为先。

”古人对童蒙教育尤其重视，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教材，最著名的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这些教本的知识点非常丰富，而且有条理，成体系，读起来押韵合辙，朗朗上口，易于记诵，代表了很高的智慧。

一代又一代的儿童从中掌握了的应知应会的知识，受益终身。

我有一些朋友，撰写《新三字经》、《新千字文》，试图用以替代它们，但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事实证明，我们至今不能超越它们。

我对“三百千”的作者怀有深深的敬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齐勇：对儿童、少年的教育，蒙学教育是很好的传统。

从三岁到十三岁，是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在家长与老师的引导下，背诵一点《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家训》，背点唐诗宋词、《四书》、《老子》等没有什么坏处。

蒙学主要讲的是行为规范，讲品行，也讲爱心——爱父母兄弟，爱邻人、陌生人。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孩子们长大了，会慢慢地反刍，慢慢地理解。

最近几年，我与同事、学生编了几套“正启蒙”、“国学读本”等，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们是针对幼儿、小学生与中学生的，有选择性，启发并帮助孩子们提高分析能力。

孩子们从小在心、性、情、才上接受国学的熏陶，一辈子受用无穷。

亲子一块儿学习互动，效果更好，对养成健康的心理、人格，对家庭社区和谐十分有益。

陈明：《三字经》《千字文》都是非常好的蒙学教材。

它不仅是一种知识，更具有文化价值，就是原来说的所谓世界观，不仅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也可以帮助人们养成一种社会人格融入这个世界。

虽然时代变化，有很多新的东西需要吸纳整合，但作为一个基础，它是很难被替代的。

袁伟时先生很反对背这些东西。

理由还是五四时期那一套，认为国学和科学民主对立。

这实际是错误的。

西方人从小读《圣经》，但并不妨碍他们接受科学民主。

至于背诵有无必要、不懂或似懂非懂是不是就意味着没有意义、没有可行性，这都是十分简单的幼教问题。

张德付：当然有利。

但只是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读物远远不够，更需要孩子们从小背诵经典，背诵四书五经。

在国学的传承中，形式也有一定意义主持人：今天我们对于国学应该继承些什么？形式上的东西（例如，穿汉服、行跪拜礼、祭孔等等）是否重要？彭林：任何文化的核心都是价值观。

不同的文化，归根到底都是在回答“人应该如何活着”、“人生价值何在”的问题。

中国文化最没有宗教气，自古以道德立国，相信天地之间有正气、有公理，人有良知，要求人们修身近德，成为君子，甚至成圣成贤。

因此，中国人特别强调人格养成，这在国学经典里表述得最为透彻，它对于今天的社会显得尤其珍贵。

这是学习国学最应该继承的精神财富。

文化除了精神层面的东西，还有物质层面的东西，例如，服饰样式、居住形态、饮食方式、节日庆典、交往礼节等，这些文化表征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标志，不可或缺，非常重要，所以同样需要继承。

郭齐勇：形式也很重要。

虽然我们主要继承的是文化精神与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但礼仪也很重要。

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敬畏之心、恻隐之心、感恩之心，而这是在冠婚丧祭的礼仪中慢慢养成的。

历史上，司马光、朱熹的家礼对整个东亚的精神文明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现行的冠婚丧祭之礼很乱，应该更多一些民族文化的内涵，应制定新的健康的家礼。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诞辰日应是我们的教师节。

几十年来，我不断呼吁以孔诞为教师节。

我们是文化民族，孔子是至圣先师，祭孔有深意焉。

孔子思想对欧洲文化启蒙、对世界人权宣言与伦理宣言都有积极影响。

多年来，我都在孔诞日带着学生在孔子像前行礼（今年行的是释菜礼）并背诵《论语》若干章，还带学生到曲阜孔庙去祭祀孔子。

我建议各地应逐步恢复书院与文庙。

民国以前，各地书院与文庙林立，在社会上起着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