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思想家李贽

异端思想家李贽公元1602年5月6日（万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在北京城一座关押朝廷钦犯的监狱里，一位胡须花白，面容憔悴的老者利用狱卒为他剃发的时机，夺过剃头刀，划过自己的咽喉，顿时，血流遍地。

但老者并没有断气，狱卒问他：“痛否？”老者以指蘸血写道：“不痛。

”狱卒又问：“何以自割？”老者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两天之后，老者与世常辞，享年76岁。

这位用剃刀自刎的老者就是倡导“童心说”，公然提出“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并敢于“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明朝“异端”思想家李贽。

李贽是福建泉州晋江人，号卓吾，幼年丧母，父亲以教书勉强维持生计。

李贽跟随父亲读书，12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轰动乡里。

明代科举考试规定只能从《四书》、《五经》中出题，而且作文只能依照朱熹的批注以“代圣贤立言”，这就剥夺读书人独立思考的权力，对于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李贽来说，这简直就是活受罪。

他越是读书，越是思考，就越觉得朱熹的话漏洞百出，甚至是一派胡言，他甚至想把《四书》、《五经》付之一炬。

但是，家庭的重负不允许他意气用事。

他只得逼着自己去揣摩当时的八股文范文，结果一考就中了举人，这年他26岁。

出于对程朱理学的深恶痛绝，李贽决定不再考进士，而是苦苦候补三年后，被任命为河南辉县的县学教谕，从此以举人的资格踏上了仕途，后来又先后在北京和南京的国子监任教。

51岁时，李贽升任云南姚安知府。

明代重进士，对于举人出身的读书人来说，正四品的知府可谓官尊位显了。

但是，李贽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曾拜王学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为师，深受王学“心外无物”的思想影响，对于当官他没有多大兴趣。

他在赴姚安时，路经黄安，见到了好友耿定理，便产生了弃官留住的想法，只是为了生计不得不去赴任。

姚安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常发生叛乱，李贽到任后，一改过去朝廷实行的高压政策，不再将汉族政治的那一套强加在少数民族头上，而是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实际上就是顺从和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

李贽还注重修桥铺路等事关地方百姓的公益事业。

1580年（万历八年）三年任满，按惯例政绩显著可以继续升官，但李贽却提交了辞呈，同僚以及上司以为他是故作矫情。

云南巡按刘维苦苦相劝，并表示要为他上奏朝廷请功，但无奈李贽去意已决，刘维只得上奏朝廷，批准了他的辞呈。

李贽离任时，“市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

李贽辞官后，没有回家，而是携妻从云南直奔湖北黄安的天台书院，白天讲学论道，夜宿好友耿定理家中。

他还公开招收女弟子，讲学内容大多是个性要解放、个人要自由的“异端邪说”，与耿定理的哥哥、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正统观点激烈冲突，双方水火不容，论战不断。

耿定理去世后，李贽被迫于1585年离开耿家，将妻女等家属打发回老家泉州，只身移居麻城，继续讲学和著述。

为了彻底摆脱世俗的羁绊，李贽削发为僧，但照样喝酒吃肉，从四品知府变成了一个狂僧，并写诗明志：“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皮骨损精神。

年来寂寞从人谩，只有疏狂一老身。

”李贽在讲学中极力倡导“童心说”。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通俗地说，“童心”就是未受社会污染，未受道理闻见遮蔽的基于自然的真实的人性，是作为生命存在的人的认知、意志和情感。

李贽认为，正是封建的伦理纲常使童心被遮蔽，“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李贽对“童心说”没有过多学理的阐释，但其“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人必有私”等论断以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启蒙思想都是“童心说”的集中体现。

李贽提出了“童心说”，举起了晚明启蒙思潮的大旗，以“与千万人为敌”的勇气，向儒家学说特别是程朱理学发起了猛烈攻击。

李贽首先致力于打破对孔子的偶像崇拜，提出了“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认识论思想，认为“咸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实际上就是没有是非标准，从而造成了“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的局面。

李贽强烈反对独尊儒术，明确提出了“执一便是害道”的观点，就是说以既定的、唯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是非善恶是对真理的毒害。

很显然，李贽的目的是想改造两千年来压制人性、抑制人欲的传统道德规范，要为人性、人欲在伦理道德领域争取合法的一席之地；在李贽的思想里，自我意识已是呼之欲出。

“童心”实际上也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对自由的一种呼唤。

李贽之所以弃官、弃家并削发为僧，并不是笃信佛教，而是因为“平生不爱属人管”，是想找回失去的自我，过一种身心自由的生活。

在《豫约·感慨平生》中，李贽慨叹道：“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

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

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我是以宁飘流四外，不归家也……只以不愿属人管一节，既弃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实意。

”但是在封建社会，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属人管”的枷锁中，而要冲破这种枷锁，往往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对此，李贽也是深有体会，所以，他说：“余惟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写尽也。

”李贽将他的“童心说”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撰写了一部纪传体通史——《藏书》。

这部书成为他日后获罪的直接原因。

在给好友焦竑的一封信中，李贽慨叹道：“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千万人作敌对……”在《藏书》中，李贽正是抱着“与千万人作敌对”的决心，把千百年来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李贽首先为秦始皇翻案。

李贽之前的一千多年里，秦始皇一直遭后人唾骂，即使是依照“秦制”治理国家的帝王们，也鲜有对其功过是非做出客观评价者。

而李贽则公然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

李贽认为秦始皇并六国、衡度量、立郡县，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的混战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是一位对中国历史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皇帝。

当然，他对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兴土木的做法也进行了批判。

李贽同时为曹操翻案。

东汉末年，群雄纷争，战乱迭起，东汉政权名存实亡。

曹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挟天子以令诸侯”，一举统一了北方。

但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曹操的功绩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反而背上了“逆贼奸臣”的千古骂名，为历代正统史家所不耻。

然而，李贽却公开为曹操翻案，在《藏书》中他没有将曹操放在“奸臣纂夺”一类，而是放在“三国兵争”一类里评述。

李贽称赞曹操“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是知人善任、爱惜人才的“真英雄”。

李贽不顾传统观念对曹操的非议，在历史上第一次摘掉了儒家意识形态套在曹操头上的“逆贼奸臣”的帽子，还原了曹操的英雄本色，肯定了他顺应历史潮流，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

李贽还为武则天正名。

对于武则天称帝，传统观念认为是“篡政”，有悖封建的伦理纲常，封建的卫道士更是骂武则天是“牝鸡司晨”。

在几乎众口一词挞伐武则天的封建社会，李贽却高呼武则天“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

他认为，武则天“专以爱养人才为心，安民为念”，这一点是绝大多数帝王所不具备的；武则天当政时，重用姚崇、宋璟、狄仁杰等，让他们各展所能。

武则天为收买人心，虽然也曾滥授官爵，但她对于不称职者，坚决予以罢免，对于贪赃枉法者，加以刑诛，对此李贽也大为赞赏，认为武则天此举大快人心。

这些评论，不仅是对儒家传统观念的颠覆，而且显示了他远见的卓识。

20世纪后，武则天才成为被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这比李贽为武则天翻案晚了三百余年。

李贽也极力赞扬卓文君的“善择佳偶”。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恋爱故事，在今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佳话，然而在封建社会，在道学家眼里卓文君是“失身于司马相如”，是伤风败俗，卓文君的父亲也以女儿私奔为耻。

对此，李贽驳斥道：“正获身，非失身！”李贽认为，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是“善择佳偶”，是对爱情、对幸福的勇敢追求。

不幸的是，“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竟成为道学家迫害李贽的重要罪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