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雅校史

尘封的耶鲁大学与湘雅医学院的历史关系

（一）是谁惹来了耶鲁？

耶鲁是美国的著名大学，培养出的历届总统、国务卿、参众议员不计其数，获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也不计其数，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那么耶鲁与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湖南有什么关系呢？这却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湖南省会长沙市内有一所历史悠久的医院——湘雅医院，它的对面隔着马路，就是并校后归属中南大学的湖南医学院了，而湘雅医院一度叫做“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其实湖南医学院在解放前一直叫做“湘雅医学院”的。所以“湘雅”既是医院之名，也是医学院之名。那么“湘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湘”字不难理解，湖南省之简称也，自古如是；而“雅”字呢？那本是“雅礼”的缩称，而这“雅礼”不过是“耶鲁”（Yale）的旧译而已。如此说来，“湘雅”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自然就是“湖南耶鲁”医学院及附属医院了。其实更值得一提的是，湘雅医学院是中国规模完善的第一所现代医学院，而湘雅医院也比声名赫赫的北京协和医院问世还要早上六年！

那么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中国的第一所现代医学院竟设在了远离政治经济中枢的湖南长沙，而不是在首都或是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呢？这就说来话长了。湖南这个地方有两个特点，一是富庶，自古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谓；二是人不安分，敢为天下先者众多，所以才有“无湘不成军”和“亡中国除非先亡湖南”之说。戊戌年那个孤身威逼武人袁世凯杀西太后不成，事败可逃而不逃，偏要以身殉难的谭嗣同，就是湖南人的典型标本，更不必论前之曾左，后之毛刘了。说这么几句题外话，为的是要说明，把“耶鲁”给惹进湖南，说到底还是湖南人自己这点犟脾气。晚清国事日非，列强环伺，教案频起，湖南便适时出了个按捺不住的周汉。周汉，字铁真，宁乡人，曾入左宗棠幕府帮办营务，升陕西候补道，后因病返湘，寄居省城长沙，在宝善堂刊印图书。光绪十四年（公元1889年），周汉由于耳闻目睹西洋传教士来华日多，内中颇有包揽词讼、强占田产的不法情事，乃刊刻了一本专以反洋教为目的的通俗

图册，题名叫做《天猪教》。之后周汉一发而不可收，秘密刻印散发类似的反教宣传品长达十年之久，且种类繁多，数量惊人，流布于湖南全省，乃至于长江流域，华北西北，均有人暗中传阅。周汉的言论中，不外乎称世间只有儒释道三正教，其余皆为邪教、妖教、“天猪教”（取天主教之谐音）；洋人来华只是想“谋中国江山，剥中国银钱，害中国性命”；说洋教士拿中国人剜眼、割肾、取胎、切奶，无恶不作；国人自应“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以卫道保种云云。周汉的宣传品对于催生后来的义和团灭洋风潮，应有相当之作用。周汉的免费宣传一干十年，清廷与各国传教士竟然俱不知何人所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洋人的催逼下明察暗访，发现这些印刷品多来自湖南长沙，终于侦知周汉其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洋人和上峰的双重压力下，按李鸿章给出的主意：“以别项劣迹，奏明酌量办理”，给周汉扣了一个“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将他“照疯病例”留狱长期拘押监禁，时在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8年）。说起来思想政治犯另拟罪名定谳，以防人之口，真是由来已久呢。周汉被囚，是在庚子之变前，但他的影响却及于庚子之后。当京城和华北的“拳乱”闹得汹汹然，而后八国联军登陆大沽口，进军北京解使馆之围，迫使“两宫西狩”的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络两广总督李鸿章，与洋人搞起了“东南互保”，其实是以理性的态度拒不执行慈禧与所有洋人开战的“乱命”，极力保持洋务运动好不容易才开创的现代化进程，这份苦心在乱平后是连老佛爷自己都不得不称赞的。可站在类似周汉的“华洋不两立”的顽固立场上来看，则“谓朝廷误信李、张则可，谓朝廷误信拳民则不可”（湖南邵阳欲组军“勤王”的贺金声语），所以“盖天下百姓之于洋人，莫不恨入骨髓，思图报复。向之所以未发者，畏李、张得挟天子以防制之”（出处同前）。在远离北方战乱中心的湖南，竟连续发生逆张之洞等维持和局意图的事件：衡州教案、辰州教案、贺金声欲组军勤王案，表现出强烈的仇洋情绪，恐怕不能说与周汉此前的大力宣传无关。于是张之洞处于微妙的局势之中，自然不得不委曲周旋，对内弹压，对外解释，虽勉力平息事态，却留下了“奴颜媚外”的骂名。

湖南人顽固排外的名声远播，竟然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耶鲁大学，激起了一群同样倔犟的美国年轻人的传教热情！他们属于此时刚刚成立的“雅礼中国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一成立就积极筹集资金，争取教师支持，到1902年共募集一万七千美元，成立了“耶鲁外国传教团”，建立了“耶鲁中国计划”（Yale in China），决心在中国纵深地区推行基督教教育，要“为上帝，为远东的兄弟们的福祉，贡献名曰…耶鲁精神‟的那种力量”，他们发誓要将基督精神发扬光大于最保守排外的湖南！而绝不愿意坐享其成，去诸如北京上海那样看起来更适合开展工作的地方。他们奔的就是长沙这个“散布以暴力手段对付传教士的言论中心”，真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呢。这大概就是“两个文明的冲突”？鉴

古而知今，一百年前湖南“犟驴子”们保种卫道的执拗，比之今日之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何如？而当年耶鲁学子们的传教热情，比之今日小布什不惜动用武力，必欲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的“牛仔外交”又何如？真个是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乎？噫嘻，悲夫……

（二）两个前仆后继的美国年轻人

1902年，雅礼会中最热心的积极份子劳伦斯·萨尔斯顿(Lawrence Thurston)携夫人前来中国考察。他在学习了中文和调查了大量已经在中国扎根的传教士后，决定雅礼中国计划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个以医学为主的教育机构。他知道这个计划规模宏大，不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他沉醉于自己设想的美好前景之中。萨尔斯顿不是没有考虑过湖南以外的建校地点，他曾骑着毛驴去山西进行了艰苦的调查。然而，萨尔斯顿最终仍确认湖南才是个有特殊前景的地方，那里当时有2千1百万人口，以反洋情绪强烈著称，而这正是湖南人吸引萨尔斯顿的地方。他认为湖南人“有很强的阳刚活力、天赋领导才能、高度独立能力、非常吸引人为其工作”。不幸的是，萨尔斯顿的健康迅速恶化，被诊断身患肺结核，不得不在确定校址之前返回美国。在返回美国的海船上，萨尔斯顿悲伤地写道：“离开中国折断了我的每一根心弦，返回中国是我们的决心。我在祈祷我的回国能激励一些耶鲁学子履行自己的责任和权利，而不是使他们灰心丧气。”他到达加里福尼亚后不久就病故，年仅29岁。雅礼会并未因萨尔斯顿的夭折而停止自己的中国计划，它仿照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印度设立传教会的方式，也在中国设立雅礼会，并发展会员。经一番选择与甄别，雅礼会决定邀请正在印度孟买行医的爱德华·休姆（Edward·H·Hume）代表雅礼会，到湖南行医，建立传教的立足点。然而休姆因祖父、父亲都在印度工作多年，此时他自己已在孟买开设了一家医院，视印度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不愿去陌生混乱的中国湖南。可雅礼会自有做思想工作打动休姆的办法：他们承诺让他去办一家最新式的现代化医院，而且在时机成熟时，要开办一家像休姆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那样的医科大学。这个诱惑太难以抵制了，特别是对于休姆这样一个年轻有为、事业心极强的医生来说。休姆专为此行学习了一年汉语后，终于在1905年携娇妻幼儿登船浮海而来，于次年岁初抵达长沙，这时他的年龄恰与萨尔斯顿去世时的年龄一样：29岁。就好像这两个年轻人并非前仆后继，而竟是一个人一样！休姆从此以汉名“胡美”为中国人所知。他为自己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否在表示我是一个为湖南服务的美国人？此种臆测已无从证实。只知他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谦和有礼，常躬身自我介绍：“敝姓胡，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