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

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作者：温铁军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点击数：更新时间：2011-5-12今天是我们新闻与传播前沿讲座第11讲，我们荣幸地请来了大家非常景仰的一位学者，他是多次到我们这里来讲课。

温老师今天讲座的题目叫做“告别百年激进”。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温铁军教授，温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二级教授，相当于我们文科中的最高级别教授。

他在执教前曾经有过11年的工农经历，实践经验比较丰富。

温教授的研究方向包括，国际方面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国内方面包括国情与增长、制度变迁、乡村建设及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等。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温老师的讲课。

温铁军：说到我是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有点不好意思。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我已经来讲过至少三次了，但还从来没有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做过任何讲座，主要是自我感觉像传播学门下的不肖弟子，一直没有好好做新闻，反而改行做了研究。

今天，汇报一下最近的思考，我们在有关“十二五”和此前的一些讨论中，注意到有几个历史性的重大变化。

第一个是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告别了以前的百年短缺，进入了经典理论意义的过剩时期。

所谓百年短缺，是指当大多数非西方工业国家在殖民化时期遭到侵略和瓜分时，都会认识到船坚炮利是一个制胜的法宝。

这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当然就是西方工业化。

于是，后发国家都会以先发国家的工业化作为目标模式来赶超。

而一旦要进入工业化，就会首先遭遇一个挑战，叫“资本极度稀缺”。

可工业化却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投入的经济过程。

特别是中国，如果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想形成西夷的坚船利炮的话，就意味着要发展军事工业，而军事工业更是一个需要不断追加更高投资的经济过程；而且因为不属于民生经济而不产生常态的经济回报，除非用军事工业的产品去打别的国家，占有了别的国家资源，才能有军事投入的正向回报，否则没有回报。

制造了大量的炮、枪，放在仓库里，在不使用时是纯消耗，并且为了维护，还需要不断上油，擦洗，还要有人看管，这些都不产生正向的投资回报。

当然，另外一种使用就是形成国家军事力量来防止甚至阻遏侵略。

但是在大多数先发国家，军事工业产品主要都是用于攻打别国，获得别国的资源和市场。

因此，两个常识必须记住：其一，一般工业化是一个不断追加投资的经济过程，而军重工业的投资量更大，如果不对外作战，并无回报。

其二，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没有起码的工业化基础，要进入工业化就必须先有资本，所以首先面临的挑战叫做“资本极度稀缺”。

为什么特别强调“极度”二字？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建立的分析逻辑之成立，恰在于认为生产力诸要素都具有“相对”稀缺性，西方经济学所讨论的一般经济过程，都没有要素极度稀缺的情况，比如说劳动力要素极度稀缺是零，没有劳动力如何讨论要素的优化配置？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到亚当斯密，认为可以在要素相对稀缺条件下使用市场看不见的手优化组合资源配置达到最优。

但是没有分析在资本要素极度稀缺、甚至稀缺至零的条件下怎样依靠市场达到最优配置。

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难按照一般西方经济学理论逻辑来构建或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因为，他们首先面对的都是资本极度稀缺。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会说，可以引进外资，进口替代然后出口替代。

这当然很好。

但是，外资从来都是有代价的，任何外资在资本稀缺程度为零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在引进的转瞬之间变成外债负担；如果像中国这样资源短缺，或者初级产品不足，就几乎不可能形成所谓“替代”。

因此，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的债务国主要是希望进入工业化而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即以负债的方式进入工业化。

其中有些后发国家进入工业化了，现象上看是用自己的工业品出口就形成了贸易盈余，由此就可以还债。

成功地进入了工业化的国家不多，比如“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巴西。

人们提到“金砖四国”的时候，其实主要还是说中国、印度、巴西这三个正在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虽然四国还得包括俄罗斯。

不过俄罗斯早在帝俄时期就已经工业化了，只是后来经历了两次灾难而已。

这些后发国家基本上还能够有效地应对外债的还本付息，因此被叫做Go od student(好学生)。

在西方看来，这些国家可被纳入国际主流。

但是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总数190多个，大部分是第二次大战之后新独立的，大都没有能够进入工业化，为了工业化而引进的外资所形成的债务就转化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且不断地引发债务危机，使这些国家进入了债务陷阱，不能自拔。

这也是一种发展陷阱。

很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要靠出售原材料或者租让本国资源的方式来维持基本生存。

所以，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历史性重大变化就是，中国在这一百年中主要遭遇的问题是资本极度稀缺，但在完成工业化后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进入了过剩。

这不是我的一家之言，大家在网上可以搜到，1998年马洪和陆百甫这两位老一辈的政策领域中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马当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在1998年的研究中就已经指出，中国的生产过剩已经出现了。

另外一位，中青年中的海归林毅夫，他在1999年提出的一个观点，更为直白一些地指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并由此而针对性地建议希望中国开展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的最早提出，就是1999年在中国经济论坛的一次内部座谈会上，由林毅夫教授提出来的。

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他的建议直到2001年12月才有机会面陈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之后新农村建设就随“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而逐渐引起重视，终于在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这一代新的领导集体确定为“十一五”八项重大战略之首。

所以林毅夫对于国家新农村建设实现统筹协调、平衡发展是有贡献的。

因为我不是主流经济学家，所以我的表达更为直白。

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是三大过剩——因产业过剩而必致金融过剩，因产业和金融过剩而必致商业过剩。

由此，可以归纳为三大资本过剩。

产业、金融和资本过剩的逻辑关系是，当产业过剩的时候，银行家不会向过剩的产业投资，政府却不断地制造货币，货币总量在不断地增加，但又不能再将货币直接投向过剩的产业领域，只能由中央人民银行给各个商业银行，于是出现金融资本的流动性过剩。

两年前银行的资产总规模已不止七十万亿，现在应该已经在90万亿左右，甚至更多，因为近年来大量外资流入，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增发货币来进行对冲，，估计现在应该约有百万亿的金融资产。

但因为产业过剩，很大部分金融资产无法使用出去，于是导致严重的银行存差现象，即存款大于贷款。

比如你向银行存一百元，银行只能用出去五十元，剩下五十元还得向你支付利息，所以现在不是钱少，是钱多了，淤积在银行了，即喜剧演员戏称的“不差钱”。

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金融过剩，资金通常都会和房地产结合。

金融资本跟地产资本之间的结合机会几乎是天衣无缝的，互相依赖。

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有意无意地推高地产价格，这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并非本国独创。

产业只要过剩，金融往产业投就意味着砸钱收不回来，金融就不投，不投又不断增发货币于是产生金融过剩，当然会接着出现商业过剩。

世界商业巨头沃尔玛，年平均利润率也只有1%，甚至不到。

大量的商业领域的竞争，都不是因为投资环境恶化，而是由于商业布局过剩，商店太多，因此实力弱的只好靠假冒伪劣，才能有点薄利。

如果规规矩矩经商，老老少少纳税，一般情况下都意味着亏损。

所以，产业、金融、商业这三大资本过剩，试图在完全过剩条件下构建信用社会，形成稳定信用关系的努力，不是不值得肯定，而是环境不好。

因此，这种主观愿望很好的努力往往带来较高的制度成本和因这种努力不奏效而带来的较高的治理成本。

总体来看，资本过剩条件下，无论主观如何，制度成本过高是必然的规律。

也就是说，当学校的老师们还在讲着如何构建制度、如何形成信用，如何建立契约关系，如何自由契约万岁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已经是阿娇在唱着昨天的歌谣。

如果老是听这些歌谣，就会让我脸上淌着泪，刺伤了我的心。

不能再听过去的歌谣，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时代。

今天当出现严重过剩的时候，再用过去的歌谣说不清楚今天是什么日子。

当然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最后回到保守去了，我们可以理解教科书是没法改的，但是如果想和当代的问题结合起来讨论，就至少应该知道时代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即我们已经在世纪之交告别了短缺，当代这十年，称为迎来了过剩的十年。

接着，派生出来的问题是，在短缺时代，无论何种体制，何种意识形态，何种政府，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当资本极度稀缺时，政府第一任务肯定是资本积累，因此就必然是亲资本(pro-capital)的政策体系。

国内思想界简单地搬用某个欧洲国家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偶发性地形成的左派和右派的这种观点，不太明智。

有人一言以蔽之地认为过去都是极左的错误，更是有点荒唐愚昧。

在资本极度短缺的年代，客观上不会有形成所谓左的错误的条件，即使有错误，也只可能是极右的错误。

因为，这时无论以任何名义建立的政府，其政策体系都一定是亲资本导向的。

只有当资本不再短缺，当资本进入过剩，这时候的政策体系也必然是不论何党何派，何种政治体制，何种意识形态，谁为政府领袖，都会相应地调整到或多或少的民生导向，或者说，亲贫困(pro-poor)政策基本上具备执行条件了。

请考虑我提出的这个客观规律：亲贫困和亲资本这两大本质对立的政策体系，都是在客观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条件改变的时候才有可能内生性地发生改变。

亦即，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政治家说与做就不可能是一回事。

总之，后发国家带有共性的问题是处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为了解决资本极度稀缺所带来的压力，某些做法或相应的政策一定会是比较激进的。

于是乎，似乎不好用左右翼这种两分法，也不好用源于西方的那些约定俗成的概念。

因此，我只好用了一个听起来似是而非的概念，叫“告别激进”。

可为什么说“告别百年激进”呢？其实清末无论是中兴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还是后来被当成保守派的慈禧太后，都想搞工业化。

如果说，曾、左、李这些中兴重臣只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即今天所说的对国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等，那么包括老佛爷在内的统治者在那个年代则是已经开展“师夷长制以制夷”，也就是制度引进。

所以，在戊戌维新之后，中国已经在教育、邮政乃至政府体制上开始试图一步步地采行西制。

大量派留学生出国，也是1890年以后的现象。

只不过，那个变革时代仍然有很多问题属于内生性的传统矛盾。

比如，四川的保路运动今天被意识形态化以后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话语，很少有人敢于怀疑。

但它称之为事件的背后，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和今天的有些社会矛盾差不多，就是官绅勾结或官商勾结，把国家用来筑路投资的路款先都用来内部“跑冒滴漏”了。

政府无奈，就提出将修路工程转包给洋人。

这至少是很少被关注的负面背景之一。

正面的背景也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因素，但出于构建革命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把负面的掩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