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一种铁板一块的僵化的理论；自诞生之初它就常常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

背景

出现的理论背景

文学研究在当代的重要转向，即向文化研究的转向，是后殖民主义出现的重大理论背景。1964年，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CCCS)，以及随之出现的“伯明翰学派”，标志着文化研究的正式出现。这一过程的倡导者首当提及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aggart）。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为《识字的用途》、《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等。

伯明翰学派

伯明翰学派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而文化研究就是对这种整体生活方式的完整过程的描述。这一学派所坚持的平民主义倾向使得他们把研究对象从高雅文化及传统的文学经典中解放出来，注重对通俗文化、大众传媒的研究，大众文化现象从此登上了学术的“大雅之堂”。这就抛弃了旧的学院体制对"文化"的狭隘的、固步自封的立场，更加深入到人们的新的文化经验之中。它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更注重一种新的“内容”的解析策略，对文本进行一种“价值阅读”。霍加特指出：“‘价值阅读’这个术语并不表示阅读者此刻正试图作出有关自在的作品的‘价值判断’，而是说此刻他试图尽可能敏锐和准确地描述他在作品中所发现的价值。”这种‘价值阅读’提供了理解文化的新的途径。这两个方向使“文化研究”始终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历史紧密结合，在注重理论进展的同时保持世俗的关怀。而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也在报纸、广告、电视节目以及工人阶级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研究成果，并培养了许多此领域的学者。

当代文化研究

1970年代之后，西方的“文化研究”从早期对工人阶级及其亚文化的关注扩展开来，

把注意力集中到性别、种族、阶级等文化领域中复杂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等问题上，关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以及媒体在个人、国家、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意识中的文化生产和建构作用，运用社会学、文学理论、美学、影像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论来研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

2含义

概述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又叫后殖民批判主义(postcolonial criticism)。事实上，与其说后殖民主义是一系列理论和教义的策源地，不如说它是一个巨大的话语场，或“理论批评策略的集合体”。在其中，所有的话语实践都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造成的种种后果”。

特质

关于后殖民主义的特质可以归纳为：

1. 后殖民主义话语主要是关于文化差异的理论研究。这里的差异主要是指原宗主国与殖民地和第三世界之间不同于殖民主义的复杂关系。

2. 后殖民主义特别倚重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关系的学说。按照这样一种学说，世界上的任何“知识”，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话语/权力”的较量。

3. 后殖民主义否认一切主导叙述（Master-narratives），认为一切主导叙事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因此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基本任务。与此相关联，对以“现代性”为基础的发展观念的质疑和批判是其重要特点之一。

4. 后殖民主义对全部的“基础的”历史写作予以否定，认为一种基础的视角总是通过一种“同一性”而压制了“异质性”。这样，后殖民主义拒绝了资本主义这一“基础的范畴”，也否定了作为一个范畴的“第三世界”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结构。

5. 后殖民主义把批评的注意力由“民族起源”(national origin)转向“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它的着眼角度在于主体形成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扭结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对它来说，混杂性的重要程度远高于差异性。

6. 总体而言，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把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和欧美的文化霸权

都同时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从而开拓了文化研究的新阶段。

3主要内容

西方特权视角下的世界

西方中心主义是从一种特定的特权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的。通过把世界从空间上划分为作为世界中心和唯一意义源泉的欧美与“笼罩在黑暗愚昧的阴影之中”的、“成为恐怖、毁灭、邪恶、乌合的野蛮的象征”的剩下其他地区。通过运用一套复杂的语言与修辞策略设置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如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迷信等，对世界加以描述。正如赛义德所说，“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同的’；因为西方是理性的、道德的、成熟的、‘正常的’，而且西方以这种宰制的架构来围堵、再现东方”，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似乎就成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构成的历史，而叙述者绝对是站在所谓“文明”一方的。

贯穿时间的目的论叙事

西方中心主义还从时间上设定了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叙事，即世界的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作为“世界中心”的西方享有对历史的唯一叙述权利。从古希腊的民主政体，罗马帝国，黑暗的中世纪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资本主义发展史，这个叙事开始并终结于西方的经典文化，西方成为“上帝的选民”，整个世界被归入没有自己的历史的奴隶性状态。这个叙事方式不仅模糊了西方文明内部的混杂性，而且还最大限度地淡化了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从这种叙事中所能得到的必然推论是：西方的进步完全源于其内在的特质：科学理性、新教伦理，工业革命，议会民主，市场经济等，对于殖民主义在西方发展史上并不光彩的作用只字不提。

西方文化下的种族优越论

西方中心主义还抱有西方文化的普遍化情结，它时而利用种族优越性把自身作为规范强加于内部及外部的“他者”，时而又掩盖其种族优越性使自身成为一种隐形规范。在西方的强势文化面前，“东方”失去了古老神奇迷人的光环而沦落为现代“灰姑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退却、宗主国已经无力左右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政治事物的时候，这种优越意识却并入文化的领域，通过借助规训的力量而日益强大起来，这也就是后殖民理论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化的力量由于久已有之的原因，常常容易被与政治的